十六国时期，在今天的河西地区曾先后出现过五个以“凉”为国号的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历史上称之为“五凉”。

除西凉外，其余四凉曾以姑臧（今武威）为都城。因此武威又有“四凉京华、河西都会”之称。

前凉

后凉

北凉

南凉

西凉

五凉共存在129年，当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凋敝，而以姑臧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因此在儒学、佛学、城市建设、石窟艺术等诸多方面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创造出了“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

十六国金饰 朝阳博物馆藏

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曾经提出五凉文化“上继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之一。

五凉政权中存在时间最长、对五凉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是汉族人张轨及其后代所建立的前凉。前凉始于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以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为界，前期为前凉的发展、繁荣时期；公元353年以后，由于内乱不止，逐渐走向没落，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前凉为苻坚所灭。

前凉在张骏（公元324—346年在位）统治时期国力达到鼎盛。当时由于“士马强盛、刑轻国富”，西域诸国也纷纷臣服，其疆域一度领有今天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为管理西域广大地区，前凉依照西晋旧制，在楼兰（今新疆若羌）设西域长史，在高昌（今吐鲁番）设戊己校尉，以管理这些地区。至此，前凉的国力、经济、文化走向繁盛，成为当时中国北方除石勒建立的后赵以外最大的割据政权。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张骏之子张重华病逝，张重华年仅10岁的儿子张曜灵继位。张重华庶兄张祚趁机杀死张曜灵，夺取王位。一年以后张祚被杀，不久，张祚弟张天锡又伺机夺位。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苻坚大军攻至姑臧，张天锡“素车白马”投降了前秦，后被送至长安。至此，前凉灭亡，共传9主，存在了76年。

自20世纪初开始，不断有国外探险者在曾经的前凉统辖地——今天新疆的若羌、吐鲁番等地发现前凉文物。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的武威旱滩坡、辛家河滩、金沙赵家磨；张掖高台；酒泉丁家闸；敦煌佛爷庙湾、祁家湾；玉门金鸡梁以及新疆若羌、吐鲁番等地也陆续发现前凉时期的墓葬及文物，这为研究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几件散落在国内外的前凉文物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李柏文书 前凉

李柏文书由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于1909年在新疆楼兰遗址发现，现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这些文书写于麻纸之上，保存完整的有2件，在龙谷大学图书馆编号分别为538A、538B。2件均长23厘米，宽分别为27厘米和39厘米。另有残件39片，编号为8001-8039。文书上的笔迹虽带有隶书的笔意，但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

李柏文书在发现之后就轰动了当时的国际考古界。原因在于这些文书是前凉时期唯一一位有史书可考的历史人物李柏的书信遗迹，他也是目前为止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仅有的一位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人物。

那么，李柏是谁？其文书的发现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根据《晋书》《资治通鉴》等记载，李柏是前凉张骏时期派往楼兰的西域长史。张骏统治时期，高昌（今吐鲁番）戊己校尉赵贞起兵反叛。为此，张骏先后派西域长史李柏、沙洲刺史杨宣率兵平定赵贞叛乱。取得胜利后，于当地重新设置了高昌郡。而保存完整的2件李柏文书正是李柏写给当时西域焉耆王龙熙的信函草稿，其内容正与前凉讨伐戊己校尉赵贞，平定高昌有关。

李柏文书信稿（大谷文书538A号）

目前，日本及国内学者对这些文书仍在不断的研究中，例如编号为“大谷文书8001号”的李柏文书虽仅余9个断行，经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后指出，这件文书也为李柏所写，是李柏写给沙洲刺史杨宣的书信。

作为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文书的发现显得极为珍贵，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初新疆除楼兰古城外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被日本定为仅次于“国宝”的最高端文物。

李柏文书断片（大谷文书8001号）

古粟特文信札（Ⅱ号）

古粟特文Ⅱ号信札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8封粟特文信札，现藏于英国图书馆。其中的Ⅱ号信札是最长的一封。这封信札以墨书写于纸上，长41.5厘米，宽24厘米，里层用丝绸包裹，外包装是麻织物，并有墨书字迹。

粟特，为西域古国之一。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处中亚阿姆河中游两岸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粟特人是最为活跃的商业民族。斯坦因在发现这些古粟特文信札后，一直认为其年代应该在东汉，即公元105年—137年间，直到1948年，英国学者亨宁才解读了这封Ⅱ号信札，提出其年代可能在公元312年或公元313年，即西晋永嘉年间。

作为目前幸存的最早的粟特文信札之一，粟特文Ⅱ号信札由于内容丰富，也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争论，其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信札的书写地点与时间上。

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通过对大量汉文史料对照研究后指出，这封信札是西晋时期一个大型粟特商团首领纳尼班达在姑臧（今武威）所写的、寄往当时粟特国国都撒马尔罕的信件，其写信时间当在公元312年，这一论断目前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公元312年为西晋永嘉六年，此时正是前凉张轨统治河西时期。

并且根据这封信札内多次提到的由姑臧向内地派遣商队的情况，陈国灿分析，前凉时期的姑臧可能是粟特商队的大本营，当时的姑臧城内应驻有粟特国的大型商团，这里是他们在中国经商的基地，在这里他们把来自中亚的大麻织品和毛毡销往中国内地，又把来自内地的丝绸和香料送往西域。

粟特文Ⅱ号信札是研究前凉时期姑臧地区兴盛的商业贸易的重要资料。

郭富贵衣物疏的具体出土情况不详，现由美国伊利诺伊州麦克林氏收藏。其内容目前仅见于河南大学张立东发表的《美国伊州麦克林氏所藏前凉郭富贵衣物疏》一文。

郭富贵衣物疏

衣物疏木质，保存基本完好，长37.2厘米，宽6.5-6.9厘米，厚0.6-1.1厘米。衣物疏在墓中的主要作用是记载墓主随葬衣饰和物品的名称及数量。由于保存较好，此衣物疏上的字迹至今清晰可辨。衣物疏背面有“和平元年姑臧阴汉妻郭富贵”字样，据此内容可知这件衣物疏为前凉姑臧（今武威）居民阴汉之妻郭富贵亡故后的随葬衣物疏，且极有可能出土于姑臧（今武威）。

郭富贵，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54年，亦即衣物疏中所记载的“和平二年”。而郭富贵衣物疏上最为珍贵之处就在于“和平”这一年号的出现。“和平”为前凉张祚改元后的年号。据《晋书·张轨传》记载，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前凉张重华病逝，年仅10岁的儿子张曜灵继位，张重华庶兄张祚乘机杀死张曜灵，于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称帝，改元“和平”。

早期有关前凉张氏统治时期所使用的年号方面，国内学者在对发现于今新疆若羌、吐鲁番等地的前凉资料研究后指出，前凉在张氏统治时期并未如现有多部历史年表中记载的在前凉各王统治时期使用了建元改元后的年号，而是使用了两晋时期的年号，如“建兴”“升平”等。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展开，又陆续发现前凉时期还曾使用过“咸康”“咸安”等东晋年号。因此，国内学者对前凉张氏统治时期在年号使用方面认为，在前凉统治的七十多年间，其统辖范围内所使用的均为两晋年号。

而郭富贵衣物疏上“和平”年号的出现，说明在前凉时期，张祚改元的“和平”这一年号也曾在前凉境内使用过。这在前凉年号考古方面尚属首次发现。

升平十三年金错泥筩

1966年，由陕西省博物馆在西安征集，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泥筩青铜质地，外形竹筒状，筩盖已失，通高11.7厘米。下有三马蹄形短足，筩身饰有金错纹饰。纹饰五层，口沿部分为一周花幔形垂幛纹，下为呈“S”形的连续卷云纹；中部一圈神兽纹饰，分别为龙、虎、豹等。神兽皆细腰长脊，昂首翘尾，作腾跃状；最下层分饰一圈卷草纹与三角纹。整个器物制作精致、华美。筩身中部有三个圆耳，中间一耳略低于其他两耳。泥筩底部有金错铭文47字：

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筩

升平十三年十月凉中作部造

平章殿帅臣范晃督

臣綦毋务舍人臣史

融错匠邢芶铸匠王虏

据铭文上“升平十三年”字样，此泥筩铸造于升平十三年。“升平”，为东晋穆帝年号，升平十三年，亦即公元369年，为前凉末主张天锡执政时期。另据铭文中“灵华紫阁服乘”和几处“臣”等字铭，推测此泥筩应是张天锡时铸造的皇宫用器。

泥筩，为贮藏封泥之筩。封泥又称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椟函封缄的凭证。由于封泥使用时需“柔软可塑”，这就需要严密的贮藏环境。而泥筩多有盖则可使封泥保持一定的湿度，减少水分蒸发。并且，由于身份的不同，所用封泥颜色也有不同。

《汉官仪》中记载：“所谓天子玺书，用武都紫泥封。”说明皇帝所用封泥为紫泥，以显尊贵。据《晋书》记载，前凉自张骏后期开始所使用的服饰器具已经完全是仿照皇帝使用的规格、用器。这件泥筩既为前凉皇宫用器，很可能为贮紫泥之筩。

泥筩制作使用了金错工艺。金错，即所谓的错金。这种工艺要经过铸造、錾槽、镶嵌、磨错等一系列程序，其工序繁复，其中的錾槽、镶嵌需要极高的技艺。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这件泥筩上的金错纹饰依然熠熠生辉，反映了前凉时期错金工艺水平之高。并且在泥筩铭文中还记载有融错匠的名字，这在国内青铜器铭文中极为少见，说明这种手工艺在当时可能已经是前凉官府手工业的一个生产部门。

这件金错泥筩，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可以确定的、与前凉张氏王族有关的宫廷用器。征集于西安，可能是公元376年，前凉末主张天锡投降前秦后前往长安时带去的。

以上4件散落在国内外的前凉文物涉及了前凉时期的军事、贸易、年号使用情况以及手工业制作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前凉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升平十三年金错泥筩（底部）

前凉政权的兴替

文/赵向群

前凉，是西晋亡国之际由汉族地主张氏在河西建立起来的封建割据政权。它以今甘肃武威为其政治中心，极盛时的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奄有今天甘肃、新疆大部，青海和宁夏的一部。它自奠基到灭亡历九主，首尾七十六年(公元301一376年)，是十六国中享国最久、历世最长的政权。

在当时广大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贵族的统治迭兴迭亡，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它统治的区域却保持着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呈现出“世既绵远，国亦完富”的小康局面，从而对两汉以后河西地区的再开发，以及对后来的历史都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搞清前凉政权的兴衰与有关问题，对于两晋十六国时期历史的研究，对于说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对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白玉卧羊 前凉 甘肃省博物馆藏

01

前凉肇自张轨。公元301年(西晋惠帝永宁元年)，西晋政府任命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前凉进入了它的奠基阶段。

《晋书》记载张轨的出仕凉州，是“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于是求为凉州”说明他是为时艰所迫，自愿呈请外任的。

西晋是以门阀士族为政治基础的一个短命政权，它所表现的腐败程度是前此任何封建王朝都不能比拟的。作为其统治核心的司马氏皇族集团，更可谓集中了大地主阶层最昏暗无耻的阶级本能，并在争夺权势的党争与内战中将这种本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公元291年，惠帝皇后贾氏为独揽朝纲而发动宫廷政变，指使楚王玮、淮南王允诛戮惠帝外祖、太傅杨骏，株连其弟杨珧及亲族党羽数千人；公元300年又废杀惠帝太子遹，引起官僚的怨愤，接着赵王伦起兵杀掉贾后及大臣张华、裴頠等，将宫廷之变推演成八王争夺皇位的大规模战争。

短短两个月内，中原人民死于兵燹者多达数十万，有人慨叹：“历观前代，国家之祸未有今日之甚也”，朝臣的接连被夷灭，使素日清虚放诞的贵族、官僚在“颠坠戮辱”中惶惶不可终日，感到富贵无望，而祸不旋踵，于是纷纷谋求远祸之计，张轨也是其中一个。

张轨，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县西北)人，出身于世代鸿儒的官僚家庭，与挚虞等同为安定名士皇甫谧的门生，因博通经义，深受权臣张华赏识。进入仕途以后，先在卫将军杨珧府中作椽属，继而升迁太子舍人。这样的经历与社会关系不能不对他发生深刻影响。皇甫谧洞悉世事，是“居田里之中亦可乐尧舜之道”的隐逸，而张华、杨珧、遹太子等虽位极人臣，却终不免于难。作为门生故吏的张轨，从这些置身不同境地而遭遇不同的人们身上，吸取去危图安的教训，在感愤中去国徙乡，求任遐域，正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应当说明，《晋书》叙述张轨任凉一事时特地著笔：“筮之，迂泰之观，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在公元300年前后，张轨产生求霸的动机，这与一般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的官僚生逢乱世的炎凉心理大相径庭，与张轨到凉州后的所作所为也不相符。

这一叙述使前凉政权在奠基之前，已蒙割据嫌疑，无怪有人讥评《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司马光对此弃而不取，并改“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作“轨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是颇有见地的。

西晋·夔龙纹玛瑙璧

1978年洛阳偃师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何以西晋朝廷竟允准张轨“求出凉州”呢？试观河西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便可见其端倪。

东汉永初(公元107年)以后，由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激起的“羌患”和兵乱连绵数十年，武威、金城、陇西等郡陷入锋镝之中。东汉统治者深知，凉州一旦失之外族，则函谷关以西便“非复汉有”，终将造成“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因此，尽管权臣中不乏主张“弃凉”而保三辅者，东汉政府至始不敢作此决策。这点，足以引起后世统治者的箴戒。

东汉以迄魏晋，北方鲜卑的秃发(拓跋的转音)、乞伏二支次第入塞，分别散居河西与陇西。秃发氏以今甘肃平凉及宁夏固原以西、腾格里沙漠以东、青海贵德以北广大地区为活动范围，史称“河西鲜卑”，乞伏氏称“陇西鲜卑”。前者因与“杂胡”、羌民错落相处，又被统治者径呼为“凉州虏”或“羌虏”。西晋地方官对待他们，与对待入塞的匈奴等族人民一样，“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陷利，妄加屠戮”，从而激起河西鲜卑等族的怨恨，零星的反晋武装斗争不断发生。

公元269年以后，“凉州虏”加紧了对凉州的进攻，参与征剿的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相继败死，西晋军师屡动，“经讨连岁，仅得而定”。延至公元274年，原先分散的武装反抗终于演成声势凶猛的“凉州之乱”：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凉州虏”不断攻打凉州及其附近的屯田点，树机能的部将若罗拔能再杀凉州刺史杨欣，进而在279年春天攻占了凉州城，凉州地区完全被河西鲜卑所控制。

“凉州之乱”是北方民族割据战争的先声，它拉开了西晋大规模民族斗争的序幕。应当说，树机能的起兵具有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性质，但一旦反抗成功，必然是鲜卑贵族在河西的割据，这一点与后之刘渊、石勒起兵反晋，称王建制如出一辙。只是当此之时，“八王之乱”大规模的战事尚未爆发，西晋政权处于相对稳定，有一定的绥边力量，因此，树机能不具备称王割据的客观条件。淝水战后，树机能的后代乌孤终于建立了割据的南凉政权。

河西鲜卑攻占凉州，西晋朝廷深感震恐。晋武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虽然马隆后来收复了凉州，但河西鲜卑的军事力量并未被彻底摧毁，“凉州之乱”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张轨任凉以后。

河西危殆的局势强迫西晋政府着意于御边人才。张轨任凉前担任“安西军司”，亲自参与了镇压秦雍氐羌反抗的军事活动，并以“才堪御远”而为人称许。于是，受到公卿的推荐，受任为凉州军政长吏。

可见，前凉肇基时是西晋的地方政权之一，它的统治者从西晋统治集团中派生出来；前凉政权又是西晋政治动乱和河西地区民族矛盾发展的产物，它不同于经过武装反晋然后割据称雄的前赵等政权。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它割据之后外交上与司马氏若即若离的同盟关系。

另外，又造成一种结果，即西晋国亡而统治却在河西地区继续，亦即当中原皇权衰落之际，河西地区封建制度却正在加强。以此而论，对张轨“抚宁西夏”的作用应予肯定。

升平十三年墨书衣物疏木牍前凉

武威市博物馆藏

02

唐朝人评论十六国政权，指出这些政权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前凉创建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致力建立一个以河西著姓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河西著姓”指世代居住河西，拥有雄厚的政治与经济势力的豪强地主，其中坚力量是索、宋、阴、氾、辛、张等名门望族。张轨等深知，要在凉州城内重建封建统治秩序，非仰仗河西著姓不可。因此，不惜以高官厚禄笼络他们，乃至屈驾枉顾。

而河西著姓中的大多数在经历无数战乱，特别是饱尝民族战争的痛苦后，早已将自己阶层的安危存亡与正统的封建统治维系在一起，对张轨这样素负重望的西晋“名臣”，自然持信不疑。

于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侨籍地主集团与土著地主集团迅速结合起来，为前凉政权打下了基础。

自张轨“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终凉之世，河西著姓，尤其是宋、阴、氾等几姓子弟都被张氏寄为爪牙。由于他们大都出自敦煌，故不妨说前凉政权是安定世族地主和敦煌世族地主的政治联盟。

宋氏一门自宋配起，到前凉中期的宋矩，后期的宋混，屡次挽张氏于危难，又无嚣张跋扈之心，堪称“忠臣节士”而当之无愧。其他诸姓也不乏文韬武略之才，如索泮，生逢末世，在凉政大坏的颓势中，仍执法严明，勤于政务，连取乱侮亡的苻坚见了，也不禁赞叹说“凉州多君子”。

西晋越窑青釉蛙形盂

杭州市余杭区舟枕磨子山出土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张轨依靠河西地主，也不忽略中原流人。鉴于“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后，中原人士纷纷西徙，他特意请求晋政府，在姑臧(武威郡治)西北设立武兴郡予以安置。中原士人的佼佼者、陈留江琼被张轨任为参军。这一举措又使中原地主与西北地主结合起来，扩大了政权的代表面，对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提倡儒学，振兴教化。前凉既由西晋派生出来，张氏及其支持者又习儒甚深，必然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的纽带。其作法是征九郡胄子、设立学校，置崇文祭酒、行乡射之礼等。张轨的崇文祭酒一职地位相当别驾，仅仅居于刺史之下，可见他试图从恢弘礼教入手，挽救政治及风尚颓势的决心何其之大。

征九郡胄子是擢拔在历史变迁中被湮没的官僚后裔，隐寓着兴亡继绝之义；兴学校意在尊孔祀孔和培植统治人才；行乡射之礼包括巡省风俗，询访“三老”、练兵习武等内容，既是民政、军政要务，又借以推行礼治。特别是“三老”，从西汉以来，职司在“掌教化”和“帅众为善”，是防暴弭乱的重要政治工具。儒家强调以忠孝治天下，为此，张轨又大事表彰汉世以来杀身殉主的“节士”，并下令郡县荐举忠孝贤良。

提倡儒学，振兴教化体现为政策上的劝善惩恶，对安定封建秩序起了单凭武力不能奏效的作用，同时争取了更多先贤遗老、通世鸿儒、名门著姓、士宦后裔的支持，所谓“州中父老莫不相庆”，也吸引着中原士人的归向。在洛阳的西晋秘书监缪世征与少府监挚虞，均视张轨为大器之才，视逢乱世而不乱的凉州为天下唯一乐土。

凉州僻远，受中原地主浮华奔竞风习影响较浅，有“世笃忠义”之称。民情淳厚古朴对前凉推行教化十分有利。淝水战后，张天锡以前秦俘囚而亡命东晋，擅权的司马道子询问河西方物，他应声而答：“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性”。

第三方面的措施，是抚驭少数民族和压抑地方豪强。

公元301年前后的凉州，大规模的战乱已经结束，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地方豪强的割据叛乱仍在继续，“于时鲜卑反叛，盗寇纵横”。树机能死后，河西鲜卑十余万口在若罗拔能统帅下，不时威胁凉州。305年，拔能再攻姑臧，时张轨内修政理至臻完成，乃派宋配对拔能发起反击，一战而克，河西鲜卑的余部悉数降服。

这样，张轨以最终绥靖凉州的殊勋，被西晋加衔安西将军，赐爵安乐乡侯，成为西陲名符其实的藩镇。他将原先匈奴所建的卧龙城扩大，修筑起城防牢固而规模宏大的姑臧城，建殿起阙。他的儿子张茂嗣位后再扩展，成为“南北七十里，东西三十里”的名城大都。

镇压了河西鲜卑后，张氏吸取以往官吏“不善抚驭”的教训，实行民族羁縻政策，利用少数民族人民的强悍善战，组织起精良的“胡骑”，先用之于勤王护驾，后用之于割据下的控摄长远。前凉骑兵的作战能力一如张骏上东晋表文所称：“荆州(指东晋)骠悍，臣州突骑，吞噬遗羯(指后赵)在于掌握哉！”

民族矛盾稍有缓解，张氏便致力于削平地方豪强。地方豪强中，称兵割据者有之，断绝晋、凉使命者有之，阴谋颠覆者亦有之。在对若罗拔能用兵的同年，陇西太守韩稚断绝西晋使命，擅杀秦州刺史张辅，据郡叛乱。张轨认为自己受命“董任一方”，理当裁乱伐叛，使氾瑗率军进讨，迫使韩稚敬从教命。

此举再受晋廷赞扬，驻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以御剑转赐张轨。从此，张氏掌握了陇山以西的“征伐断割”全权。后不久，张轨又因勤王之功受封西平郡公，前凉以西晋的郡国而“初祚天下”。

公元308年，凉州大族张越、张镇兄弟网罗曹祛等，借口张轨患风痹难主州政而传檄郡县，图谋取而代之。张镇是酒泉太守，曹祛是西平太守，都是朝廷命官，由他们策划和参与颠覆活动，其声势之大使创建中的前凉政权受到猛烈震撼，张轨几乎悬车逊位。

由于张氏对河西地主树恩日深，群僚竞相为之抗争，至有人割耳盘上赴阙剖冤者，辞官返凉的张寔凭借这种支持与西晋政府的信赖，毅然兴师，杀掉曹祛，致令张越弟兄一个服罪，一个外逃，处理了一场政治危机。

事后五年，曹祛的余党麹儒挟持福禄(今甘肃酒泉县)、西平地方长吏，遥与断使的秦州刺史裴苞呼应，再次兴兵作乱。麹氏是名重一时的金城豪族，与同郡游氏并有“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之谚。在张寔看来，政治风波的再起原由除恶不尽，故而诛杀麹儒、驱逐裴苞后，将“元恶”六百余家强行徙发外地。

张寔在其父死后摄理州事，时西晋将亡，北方民族割据正在形成，凉州地区反对张氏的势力也更猖獗。公元320年，客居天梯山，以“左道”惑众的刘弘倡言自己“当王凉州”，唆使张寔牙将阎沙、赵仰刺杀了张寔。其弟张茂嗣位，以更严厉的手段镇压豪强，既诛杀阎沙等数百人，又据“手摸头，图凉州”的谣传，诱杀“势倾西土”的“凉州大姓”贾摹。严厉的镇压，使反抗势力不再敢轻易露头。此后“豪右屏迹，威行凉域”。

上述措施，许多是张轨推行的，他统治凉州的十三年(公元301—314年)在前凉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张氏保据河西半个多世纪，霸业肇自张轨。不仅这样，他临死还遗令文武将佐“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给以后的统治者提出了立国方略。从张寔起，前凉政治上遥尊晋室，军事上拒境自保，经济与文化上图谋复兴，较为忠实地贯彻了张轨遗教。

彩绘木连枝灯前凉

1985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前凉驸马都尉姬瑜夫妇合葬墓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03

尊崇晋室是前凉的一项基本国策。它之贯穿于其统治的始末，乃是由于封建大一统观念对维系“晋之遗黎”的内部团结，抗御匈奴、羯等异族的进攻以维护其统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概言之，这是借“尊王攘夷”的旗号，唤取凉州民心，从而达到割据图存的目的。显然，它的遥尊晋室乃是一种手段，不能认为前凉在西晋灭亡后仍从属于东晋。“尊王攘夷”的军事活动开始于张轨。

“永嘉之乱”发生后，匈奴“胡骑”抵进西晋国都，关东诸镇由于石勒的牵制而自顾不暇，洛阳“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堑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桴鼓之音不绝”。西晋命如悬丝，张轨依然履行臣节，遗使贡献，岁时不替。西晋朝廷依赖大量的凉州良马、毯布、义兵得苟延一时。凉将北宫纯等在保卫洛阳的战役中屡挫刘曜、王弥等，中原士民交口称赞：“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公元316年洛阳失陷，凉将张斐、郭敷为晋殉难。晋愍帝即位长安，所能托命者仅凉、并、幽三镇，但并州刘琨与幽州王浚虽名为晋臣，实为仇敌，国难临头仍不协力，因此，三镇中只有凉州可恃。

张轨也被委以太尉、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职，但大功未竟旋即病亡。张寔嗣位后继续力匡晋室，由于势孤力单，无法挽救西晋的灭亡。不久，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北撤。此后，前凉犹尊愍帝“建兴”年号，直到公元352年，以示存不忘亡。

无论张氏的主观动机如何，西晋亡国后，前凉的割据局面事实上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前凉成为割据政权与东晋割据江南，时间基本一致，即公元316年。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将“建邦命氏”和“自成战国”作为“十六国”命意，是符合前凉实际的。“建邦命氏”的标志，是自张寔开始的权力世袭制，“自成战国”的标志恰恰是与东晋在年号上的南辕北辙。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张寔的割据动机也日益滋长。

建兴四十三年本郡清行木椟

1985年出土于武威市旱滩坡墓群十九号墓

举三件事说明：其一，刘曜进攻长安，张寔虽派兵赴援，但态度甚为犹疑，他叔父张肃请为先锋，张寔以“军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不许，致使张肃扼腕太息，在长安陷落后悲愤死去；其二，长安残破，愍帝被刘曜押遣平阳，张寔派出的大军迟迟不度陇山，结果无功而返，连张寔自己也承认“遣兵不及于难”，“痛慨之深，死有余责”；长安士民作谣讥刺说：“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

其三，愍帝被害于平阳，南阳王司马保自称晋王，被陈安及氐羌围困，不得已退保上邦(今甘肃天水市)，继而为刘曜兵锋所逼，谋投奔张寔，张寔唯恐这位西晋宗室到河西会触动“物情”，派阴鉴往迎，“声言翼卫，实御之也”，幸好司马保死了，张寔接纳其部下万余人，“自恃险远，颇自骄恣”。

因此，张寔以后的“尊晋”只是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弱小的割据政权为实现与强大的割据政权间的联盟，而采取的一种权变外交。特别是在建康与凉州驿路被阻绝的形势下，“尊晋”更带象征意味。前凉将这种届伸外交必要时也用于前、后赵和成汉。

公元328年，前凉与前赵发生过一次战役，小胜之后，惧怕对方再进攻，既遣使称藩，又献上大量马、牛、羊、珍宝等物；公元332年，为通表东晋，不惜以称藩作条件，向成汉假道。同是称藩，不过在同一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下，对东晋的态度更加谦卑些，这种以小事大的关系维持得更加长久些。

这样的态度和原则至少使北方一些处于民族压迫之下的汉族人民“注心大凉”，同时在危亡关头取得东晋“游军汉沔”或“汛舟淮泗”的声授，达到“与一州之众抗崩天之虏”的战略目的。

前凉与东晋军事上的犄角，分散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力量，使其一时不能倾全力南下以攻晋，也使前凉以最盛犹不过“跨据三州，带甲十万”的力量，凭恃黄河天堑，对前赵、后赵、前秦等较已强大许多的敌国进行了有效的防御。

从公元323年到公元346年的二十多年间，前凉先后打退前赵刘曜、后赵麻秋等多次的军事进攻，战争的战场主要是黄河以南的桴罕(今临夏市)以及陇西一带，有时也在姑臧以南，令居(今甘肃永登县)以北击退深入之敌。其间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将帅，如谢艾，被张重华从凉州主薄擢拔为中坚将军，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击败后赵八万军队的进攻，使赵主石虎也深感气馁说：“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桴罕，彼有人焉，未可图也”。

前凉也作过向东发展的军事尝试。公元327年，由于前赵军队的主力被后赵胶着在中原战场，长安防务空虚。张骏乘机派遣武威等三镇军队与冀城(今甘肃甘谷县)军队合力东袭秦州。

前赵守将，刘曜的世子刘胤见凉军势盛，先发制人，转守为攻，直扑前凉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迫使凉军分兵驰援，两军夹洮水相持七十余日，凉军乏粮，刘胤在沃午岭(今甘肃兰州市南)击溃来自金城的运粮部队，乘前凉军心浮动，一战突破黄河防线，兵锋直插振武(今甘肃武威县南)。以后虽被前凉逐出，黄河以南土地却落入赵手。这次轻率悬师的进攻战，教训了前凉的统治者，暴露出前凉缺乏东进的军事力量。

此后，前赵在中原战场屡遭惨败，再度出现东进的良好战机，但张骏再不敢越陇山一步，而是坐收渔利。公元328年，后赵攻入前赵国都长安，张骏才伺机收复了河南的失地，重整黄河防务，设置武卫、石门、候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石勒分境。东进不能，只得向西发展，有了后来拓境西域的武功。

前凉杜绝河津，拒境自保，虽出于国力的弱小，毕竟为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安定的环境。

建兴四十四年驸马都尉木椟

1985年出土于武威市旱滩坡墓群十九号墓

经济上，首先是劝课农桑。前凉的各郡县均设计吏，说明劝课农桑定有程式。西晋灭亡前，凉州定期向西晋政府上计簿，田土、财赋、户口管理一遵西晋成法，西晋在小农农村是推行占田制，占田制关于课田的规定，本身就起着驱民归农的作用。为了得到更多的田租收入，前凉的统治者如张重华曾下令“省园囿，以恤贫穷”，为解决耕地面积不足的问题，张骏拟治石田。

所谓“治石田”即“徙石为田，运土植谷”，可能是开辟沙漠边缘地带作耕地。参军索孚表示反对，理由是损田亩盈百石，而所收不过三石，所得不足偿失。“治石田”之议反映前凉对发展农业的重视，索孚一番话从反面提供了这一时期凉州地区最高亩产达三石左右，比之西汉“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来，可知已三倍于古。

除小农农村之外，河西广大的屯田是前凉农业经济的另一方面。张骏置“五屯护军”，寓有农战并举，边佃边守之义；他徙南安民二千余户到姑臧，只能以屯田形式予以安置；索孚反对治石田被贬为伊吾都尉，伊吾有谷、桑、麻、蔬果之饶，自古是屯戍之地，索孚也是屯田戍守一身而二任焉。总之，前凉境内，东自陇西，西至哈密，南起河湟，北至武威，小农农村与军事屯田错落分布，军民得并田作，恰如汉时情景，所不同者，只是前凉体现着军事割据时期的经济特点。

为了劝励军民力耕，张骏也亲耕藉田。

前凉与中原绝对隔绝，经济上自给自足程度更大，桑麻生产至关重要。东晋使者俞归到凉州，见妇女都穿碧缬布裙，上罩细衣裳，说明当时武威一带麻布基本自给。但他又说“河西无蚕桑”，显然是囿于见闻。前凉治下的高昌一带，素有“宜蚕多五果”的记载。

近年来，吐鲁番墓葬中标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349年)的文书与丝织物同穴出土，嘉峪关东汉后期画像砖墓中采桑及养蚕图的发现，直接证实张天锡所谓“桑葚甜甘”乃言之不谬。不仅植桑养蚕，甚至武威一带的槐、楸、柏、漆几种树木也是张骏时从秦、陇一带引种的。

西汉时，“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前凉用大量马、牛、羊、驼结与国之欢心，马匹用以装备骑兵，乳酪成为粮秣，说明畜牧业也有发展。

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随之回升。麻、布、蚕、丝、毛毡等与其他农副产品成为民间贸易的主要物品。前凉在人口密集的姑臧等地，设“市长”掌管贸易。对外贸易则远达中亚，乃至欧州。后凉时，胡人安据发张骏墓，得珍珠簏、琉璃榼、珊瑚鞭等大量水陆珍奇，据鱼豢《魏略》载，琉璃出大秦，即古罗马。另外，“凉州之乱”曾导致货币的废弃，民间交易改用缣布，民间深感不便。张轨在世即下令以钱代布，恢复五铢钱的流通，“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前凉时期货币“凉造新泉”铜币

前凉统治者提倡儒学，兴办学校，因而民间尚文风气甚盛。见于史传的著名学者有宗纤、郭荷、郭瑀、刘昞、索袭、祁嘉等，大都以授学、著述为事。郭荷是东汉著名经学家郭整之后，他门生济济，以郭瑀为群冠，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多艺，善属文”。

郭瑀的弟子刘昞，历世前凉、前秦、西凉、北凉，终于北魏初年，著有《方言》《清恭堂铭》等多种著作，“篇籍之美，颇足可观”，被魏孝文帝认为他“德冠前世，蔚为儒宗”,“河西人以为荣”。至如八王之乱中避居凉州的陈留人江琼，早年从教中原名儒卫觊，书法文章堪为一绝，在河西“数世传业，斯业所以不坠也”。

官私修史也足称大观，著名史著有刘昞《略记》《凉书》《敦煌实录》，张谘《凉州记》，索绥《凉春秋》，刘庆《凉记》，俞归《西河记》等。

前凉对佛教传播也起过较大的作用。《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皆得其旧式”，北魏拓跋焘定凉州，往东徙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北魏佛教昌盛，可溯源于此。

综上所述，举凡军事、经济、文化上百废方兴的景象，使后继的诸凉、前秦蒙受余惠，统一北方的北魏更集其大成，无怪北魏人交口称赞：“凉州虽地处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04

前凉政权首尾共七十六年，大体可分三个时期：张轨的十三年(公元301年一313年)是奠基时期；张寔、张茂、张骏、张重华共四十年(公元314—353年)是割据政权形成并进入强盛的时期；张耀灵、张祚、张玄靓、张天锡共二十三年(公元354—376年)是衰亡时期。

武威市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出土的笔

张重华以前的统治者励精图治，政治上呈现“刑平政宽”的特点。

《晋书》记载，张茂措意于“刑政不为百姓之患”；张骏“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驭文武”，被称颂为“积贤君”；张重华“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等等。另外，“自轨据凉州，属天下大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

种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到张骏时出现了国家富裕，士马强壮的极盛局面。凭借这样的物质和军事条件，从公元335年起，张骏先攻夺戊己校尉地，置高昌郡，继而向西拓地，征服了龟兹、鄯善、焉耆、于阗等西域政权，从而“尽有陇西之地”，版图骤然扩大。

公元345年，张骏重定疆域行政，以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兴晋等八郡为河州，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护为沙州，原先一州一十郡变成三州二十二郡，官僚署寺仿效王朝建制，只是“微异其名”。张重华嗣位后，径然称起“假凉王”。

但是，这种强盛并未维持多久，在强盛局面的背后，随着统治者奋励向上的志气逐渐消蚀，对劳动人民的压榨也越来越残酷，于是“外有饥羸，内资虚耗”的危机日渐暴露。首先是大兴土木，无休止地驱民于役。张骏建谦先殿，“画以五色，饰以金丘，穷尽珍巧”，四面又各起一殿，拟作四时而居，致使“民以劳怨”。其次是怠政。张重华时，“文奏入内，历月不省”，张天锡更“荒于酒色，不视庶物”。至张祚以后，更发生了频繁的宫廷政变和党争。

公元354年，张祚杀张耀灵称帝，以后十年中统治集团内部相残更一幕一幕演出：张瓘兄弟杀张祚拥立张玄靓，张天锡又杀张玄靓；宋混以张瓘有“篡逆之谋”而“尽夷其属”，张邕又愤恨宋氏“专擅”而“遂灭宋氏”；最后张天锡又因张邕“树党专权”而“悉诛邕党”。变乱使前凉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整个政权处于崩溃前夕。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迅速激化。公元347年，斯骨真部万余落叛凉，黄河以南氐、羌都叛凉归赵；此后，羌酋廉歧起兵仓松(今甘肃武威南)，骊靬戎保据祁连山，前凉派兵征讨，屡受挫折。汉族人民在繁重的劳役、赋税压榨下，日益陷入“哀穷困于囹圄”的境地，“思为乱者十室而九”。

此时，北方统一的趋势正在发展，反对前凉压迫剥削的斗争又与要求统一的呼声结合起来，如公元355年，陇西人李俨杀当地大姓彭姚起义，并以东晋年号作号召，争取到陇右一带百姓的响应，占据了今陇西、临洮大片地区。两年后才被镇压下去。李俨兵败，投奔前秦。鉴于这种形势，张天锡在公元362年去西晋“建兴”年号，改奉东晋“升平”年号，以示中兴之意，然而败亡的局面再也不可能扭转。

前凉统治危机四伏，前秦正蒸蒸日上。公元376年苻坚统一了秦、雍以东诸州，接着挥师直趋凉州。前凉兵无斗志，望风溃散，姑臧城内又发生民变，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张天锡投降苻坚，前凉“旬日而国亡”。

东晋·玻璃罐

南京市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