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撤退台湾后，60万去台老兵是怎样消亡的？如今怎样了

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了约60万军人。这些人中，大多是被强行征召的年轻人，甚至有人被绑着上了船。他们离开时，很多人连向父母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以为只是暂时离开，却不知这一别就是几十年。

在台湾，他们被称为＂荣民＂，但生活却并不荣耀。他们中有人在修建横贯公路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无人区开垦荒地种果园，还有人被限制婚姻自由，甚至遭受歧视，被当地人蔑称为＂老芋仔＂。

直到1987年，这群老兵才终于获准返乡探亲。然而，令人心酸的是，有些人回到家乡时，却发现亲人早已作古，老家已是一片荒凉。如今，这些老兵大多已经离世，但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让这群老兵经历了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最后的归宿又在何方？

一、被迫离乡：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期

1949年的寒冬，浙江舟山群岛的码头上挤满了人。港口边停靠着一艘艘大小不一的轮船，有些是军舰，有些是改装的民用货轮。码头上，身着军装的士兵们正在维持秩序，但人群依然显得混乱不堪。

当时年仅16岁的张顺生被裹挟在人群中。他是浙江宁波人，一个月前还在自家田里帮父亲收割稻谷，却在一个雨夜里被国民党的征兵队抓走。这样的遭遇在当时并不罕见，征兵队往往半夜突袭农家，专挑年轻力壮的男子。

在码头上，张顺生看到了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有人在哭喊，有人在挣扎，甚至还有人趁乱跳进冰冷的海水中想要逃回家。但岸边的士兵举着枪，没有人能够逃脱。

一位来自四川的老兵赵德明，当时已经跟随国民党军队辗转多年。他亲眼目睹了征兵队如何在各地＂抓壮丁＂。征兵队通常会带着绳索和麻袋，看到合适的年轻人就直接套住，塞进麻袋里抬走。有些人家为了保护儿子，甚至提前把他们藏在地窖或者邻居家中。

船上的情况更加严峻。一艘原本只能容纳300人的货轮，硬是塞进了将近1000人。大家挤在狭小的船舱里，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船舱里充斥着呕吐物的酸臭，还有人因为晕船而痛苦呻吟。

一位当时在军队中担任文书的老兵回忆说，仅在1949年11月到12月期间，从舟山群岛启程的军舰和货轮就达到了数百艘。每天都有新的＂壮丁＂被押送上船，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连军装都没来得及发放，仍穿着自家的粗布衣裳。

船只离岸时，岸边经常会响起阵阵哭喊声。有老兵后来讲述，当时有些人的家属得知消息后赶到码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被船只带走。有的母亲跪在码头上痛哭，有的父亲怒骂征兵队的残忍。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什么，船只依然载着这些年轻的生命驶向远方。

在整个撤退过程中，光是从浙江一地撤离的军队就达到了十几万人。这些人中，真正自愿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并不多。据统计，被强征入伍的人数占到了总数的八成以上。

最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被强行带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此后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有的人在渡海途中遭遇风浪，随着船只一起沉入了茫茫大海。有的人虽然平安到达台湾，却在之后的岁月里，永远失去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二、艰难立足：初到台湾的生存困境

到达台湾后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改编。1950年初，台湾当局对这批新到的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许多部队被打散重组。原本熟悉的战友被分到不同营区，有的人甚至被降职安排到基层。

在花莲，一支由四川籍士兵组成的部队被拆分成小组，每组十几个人，分散到各个工程队。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如今拿起了铁锹和镐头。台湾当局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老兵就是最主要的劳动力。

1956年，台湾当局决定修建一条从台中到花莲的公路，这就是后来的中部横贯公路。这条公路要穿越中央山脉，工程难度极大。当时的工程总指挥找来了一万多名老兵参与修路。

在横贯公路工地上，这些老兵每天要面对悬崖峭壁和险峻山势。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一锹一镐地开凿山体。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全靠人力搬运石块和泥土。遇到坚硬的岩层，就要用炸药炸开，这是最危险的工作。

一位参与修路的湖南籍老兵回忆说，工地上经常发生塌方事故。有时候刚炸开的山体还不稳定，突然就会滑落下来。还有人在悬崖边作业时失足坠落。仅在1957年的一次塌方事故中，就有十几名工人被埋。

除了修路，这些老兵还被派去开垦荒地。在台东的广大山区，成千上百的老兵被安排去种植水果。他们住在简陋的木屋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干活。白天顶着烈日除草、施肥，晚上还要防备野兽偷吃果树。

台东的一处果园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老兵们住过的木屋。木屋的墙上刻着一些字迹，有的是姓名，有的是家乡地名。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他们最初的艰辛岁月。

1960年代初，台湾当局开始推行退伍政策。大批老兵离开军队，但并没有被允许自由择业。他们大多被安置到各地的农场和工厂。有的人去了阿里山种茶，有的人去了屏东养猪，还有人被派去澎湖养殖海产。

在屏东的一个养猪场里，当时安置了将近两百名老兵。他们每天要清理猪圈、配制猪食，干着最基础的体力活。虽然工作辛苦，但至少解决了温饱问题。许多人就这样一直干到了退休年龄。

这些老兵用自己的汗水，为台湾的基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修建的道路桥梁，开垦的果园茶园，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但在当时，他们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三、隐形伤痛：社会歧视与心理创伤

19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颁布了一项特殊的婚姻管理规定。所有从大陆来台的单身军人，必须获得长官批准才能结婚。这项规定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军纪＂，实际上却成为了控制老兵的一种手段。

在台南的一个军营里，一位姓王的老兵向长官递交了结婚申请。他和一位本地姑娘相识两年，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申请书递交后整整三个月都没有回音。最后，这位姑娘在家人的压力下嫁给了别人。

婚姻管制政策还有另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兵们通常只被允许与＂特定群体＂结婚。这些特定群体包括原住民、贫困家庭的女子，或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台湾当局认为，这样可以防止老兵们在当地形成过于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台东县，一位来自四川的老兵被安排与当地一个原住民部落的女子相亲。他们虽然语言不通，还是在当局的撮合下结婚了。这样的＂指定婚姻＂在当时并不罕见，许多老兵就这样与素不相识的人组建了家庭。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社会的歧视。当地人给这些老兵起了个难听的外号叫＂老芋仔＂。这个称呼带有强烈的贬义，意思是＂外来的粗人＂。在街市上，常常能听到本地人这样称呼这些老兵。

一位在台北市场卖水果的山东籍老兵说，每次听到有人叫＂老芋仔＂，他就会下意识地低下头。即使做生意时也经常被顾客刻意压价，有时甚至会遭到恶意刁难。

在公共场所，这些老兵常常受到冷遇。公车上没人愿意坐在他们旁边，理发店会用专门的工具为他们理发，甚至有些茶馆会拒绝他们入内。这种无形的歧视持续了很多年。

语言也成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大多数老兵只会说普通话或者家乡方言，而台湾本地人主要使用闽南话。在日常交流中，他们经常因为语言不通而遭遇尴尬。有些人被迫学习闽南话，但口音始终难改，一开口就会暴露身份。

1965年，台北市一家报纸做了一次调查。在接受采访的100位老兵中，有87人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歧视。有的人因为口音被出租车拒载，有的人因为身份被房东拒租，更有甚者在求职时屡屡碰壁。

到了1970年代，虽然歧视现象有所减少，但老兵群体依然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扰。他们既不被本地人完全接纳，又无法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这种尴尬的处境，让许多人只能选择封闭自己，与同乡抱团取暖。

在台中市，至今还保留着一条被称为＂山东巷＂的小街。这里曾经聚居着大批山东籍老兵，他们在这里开设小店，说着家乡话，吃着家乡菜，仿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条街上的老兵越来越少，许多店铺也都改换了门面。

四、回乡探亲：1987年政策开放后

1987年5月2日，台北市中心出现了一群特殊的老人。他们胸前都戴着＂荣民＂徽章，手里举着＂让我们回家＂的牌子。这些人是来自大陆各省的老兵，他们在台湾已经生活了近40年，此时终于勇敢地走上街头，要求返乡探亲。

这次请愿活动的发起人是一位江苏籍老兵李正道。当天来了将近500人，他们在台北市政府门前静静地站着，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激烈的行动，只是举着那些写满思乡之情的牌子。

这一幕被当天的媒体拍了下来，照片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这些老兵的请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在舆论压力下，台湾当局终于决定开放探亲政策。

1987年10月15日，第一批探亲申请表开始发放。消息一经公布，各地的老兵纷纷赶来排队。在台北市的一个申请点，清晨4点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到了上午8点开始办公时，队伍已经绕了整个街区。

申请程序并不简单。老兵们需要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在大陆的亲属情况、具体住址等。有些地方已经改了名字，有些亲戚也已经搬了家，这给申请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第一批获准返乡的是张明远老先生。他是安徽人，1949年时才19岁。当他踏上回乡的路时，已经是个68岁的老人。在南京机场，他遇到了专程来接他的弟弟。兄弟相见时，两个老人都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拉着对方的手。

但不是每个故事都有如此温暖的结局。山东老兵王德胜回到家乡时，发现自己的父母早已过世，兄弟姐妹也都搬离了老家。他站在坍塌的老屋前，拿着一张全家福照片，对着空荡荡的院子一拜又一拜。

还有更令人心酸的遭遇。河北老兵赵长林回到村子时，竟然没有人认识他。他的父母早已去世，他唯一的妹妹也嫁到了外地。村里的老人说，他们只记得村子里确实有个赵家的孩子去当兵了，再也没有回来。

探亲政策开放后的第一年，共有将近2万名老兵踏上了回乡之路。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机会来得太晚了。江西老兵陈广林好不容易拿到了探亲证，却因为身体原因无法长途跋涉。他只能让儿子带着一包家乡的泥土来到医院，捧在手心里摸了又摸。

1988年春节前夕，第二批探亲申请开始受理。这一次，台湾当局简化了申请程序，还增加了申请名额。但即便如此，依然有许多老兵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有的因为身体不适，有的因为经济困难，还有的是找不到在大陆的亲人下落。

五、最后归宿：魂归故里的圆满

1991年的一个秋日，一位名叫高秉涵的老兵带着一个特殊的包裹从台北启程。包裹里装着他的一位山东老乡的骨灰。这位老乡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到故乡，但直到去世都未能如愿。高秉涵决定替他完成这个心愿。

这次送骨灰返乡的经历，让高秉涵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台湾，还有许多像他老乡这样的老兵，他们都深深眷恋着故土，却因各种原因未能生前归乡。从那时起，高秉涵开始了他的＂送魂＂之旅。

1992年春天，高秉涵第二次出发，这一次他带着三位老兵的骨灰。其中一位是河北老兵刘德山，他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迈的母亲。当高秉涵找到刘家村时，刘德山的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但他的侄子们依然健在，他们按照家乡的传统礼仪，为这位素未谋面的叔叔举行了安葬仪式。

在随后的几年里，高秉涵往返于两岸之间，一次次地护送老兵们回家。每一次，他都要仔细记录下逝者的家乡地址，联系当地的亲属，有时还要请人帮忙寻找早已失散的家人。

1995年，一位名叫杨守仁的志愿者加入了这项工作。他在台北成立了一个专门帮助老兵骨灰返乡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不仅负责联系两岸的相关部门，还要帮助查找老兵的亲属，甚至还要为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承担部分运送费用。

2000年，大陆方面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多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协助寻找老兵的亲属。在山东济南，当地政府甚至划出了一块专门的墓地，安置那些找不到具体家庭的老兵骨灰。

2005年，一位名叫刘德文的志愿者接过了这份工作。他在衣服上印上＂送您回家＂的字样，20年来，往返于两岸之间，不知疲倦地继续着这项使命。他说，每当看到老兵的亲属在墓前祭拜，听到他们说＂总算回来了＂的时候，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2024年7月，刘德文完成了他的第108次送返任务。这一次，他带回了三位山东籍老兵的骨灰。在济南的公墓里，这些魂归故里的老兵们终于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墓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籍贯和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小字：＂离乡万里，终归故土＂。

如今，这项工作仍在继续。据统计，从1991年至今，已经有超过300位老兵的骨灰被送回家乡。他们中有的安葬在祖坟旁，有的长眠在家乡的公墓里，还有的与父母、兄弟合葬在一起。在他们的墓前，常常可以看到家人摆放的鲜花和祭品，这是他们魂归故里后最温暖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