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杜聿明为例，他曾经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包括胃溃疡、肾结核、肺病和脊椎炎，但在功德林期间，这些疾病基本得到了治愈。
沈醉，曾效力于军统，在功德林初次遇见杜聿明时，看到他躺在石膏模中，心中一惊。他回想起在军统时目睹特务对“政治犯”施以酷刑的情景，误以为共产党对杜聿明也采取了类似手段。
杜聿明一看到那东西，脸都白了，显然被吓得不轻。结果，旁边的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解释说这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特意为他准备的石膏模具，专门用来治疗他的脊椎问题。
黄维尽管顽固不化，但心里明白，要不是战犯管理所不惜代价为他提供医疗救治，他根本撑不到获得特赦的那一天。
蒋介石表面上对这些高级将领表现得十分亲密，常常以"吾兄"、"吾弟"相称，看似情同手足。然而，他内心却将他们视为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棋子。他不断地驱使这些将领冲锋陷阵，完全不顾他们的生死存亡。蒋介石的所谓"亲密"不过是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实际上对他们毫无真正的关心和尊重。
沈醉出生于1914年，与那些年过半百的国军高层相比，他算是年轻一代。别看他的年龄不大，但他的手段却极为凶狠，办事干练，尤其擅长执行暗杀任务。作为戴笠的得力助手，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经让那些日伪汉奸闻之色变，成为令敌人胆寒的人物。
由于能力出众，他在三十岁左右就被任命为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的负责人，全面管理云南省内的所有特务机构，就连毛人凤也不得不对他有所顾忌。
1949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特意提拔沈醉为陆军中将，并任命他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
沈醉奉命与徐远举联手，在昆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们还策划暗杀云南省主席卢汉，因为卢汉当时已表现出投诚共产党的倾向。这次行动是蒋介石直接下达的指令，目的是镇压云南地区的革命力量。沈醉和徐远举作为军统高级特工，负责执行这一秘密任务。他们采取了极端手段，试图通过暗杀和逮捕来瓦解云南的进步势力。
蒋介石和毛人凤曾私下指示沈醉，要求他在昆明对部分民主人士实施暗杀。然而，沈醉出于对自身未来处境的顾虑，最终并未执行这一指令。
就在沈醉犹豫不决的时候，卢汉抢先一步，借开会之名把他抓了起来。到了第二年3月初，沈醉和徐远举等人被移交给昆明军管会，由我党接管。
沈醉回想起自己在军统期间参与迫害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过往，内心充满恐惧，担心新政府会对他处以极刑。
在昆明和重庆的监狱里度过了一段“学习”时光后，沈醉先是转移到了功德林，紧接着在1959年底又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在监狱的日常活动中，沈醉主要负责一些基础劳动任务，比如为其他战犯理发，搭建葡萄架，建造猪圈，以及使用缝纫机。此外，他还需要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撰写回忆录和反省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这些活动构成了他在监狱中的主要工作内容。
沈醉正值壮年，又精通武艺，体力劳动和文书工作对他来说轻而易举。然而，他身上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隐疾，让他备受困扰。
早在40年代，沈醉就患上了痔疮，不过当时年纪轻，症状并不明显。到了50年代末，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等因素，他的痔疮问题逐渐恶化。
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发布了一项特赦决定，杜聿明、王耀武、杨伯涛、宋希濂等10名战犯获得释放。最高法院正式宣读特赦令，然而，沈醉并未出现在这次特赦名单中。
在功德林改造时，他觉得自己表现不错，干活也卖力，结果这次特赦名单上没他，心里难免有点失落。
沈醉此时已经从秦城监狱转回了功德林，他每天都在数着日子，计算着自己还要服刑多久。同时，他也时刻挂念着外面的妻子、孩子和老母亲，内心的煎熬越来越强烈。
那年年底，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到第一批被释放的人能和家人团圆了，而我还在不停地自我反省，问题却一直没解决，心里真是说不出的痛苦！”
转眼间，我已经45岁了，马上要迈入46岁的门槛。看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心里不禁感到迷茫和担忧，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完全没有头绪。这种不安的情绪渐渐占据了我的内心，让我对前路充满了忧虑。
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沈醉的痔疮问题终于变得严重了。1960年1月，由于长时间坐着抄写文件，他的痔疮恶化到只要稍微用力，肛门就会脱出。因此，他不得不暂时停止参加体力劳动。
1月24日那天，沈醉像往常一样给“同学”们理发，可理到一半就撑不住了，只能让李帆群（之前是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代理书记长）他们接手，最后勉强把活儿干完。
2月10日，沈醉接到功德林监狱的通知，安排他到复兴医院进行手术。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前国民党25军军长陈士章，两人平时关系不错，相处融洽。对于这样的安排，沈醉感到非常满意。
回想起军统对待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的方式，沈醉内心感到十分愧疚。那时，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得不到保障，更别提医疗照顾了，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
抵达复兴医院时，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院方告知他们，已经安排医生前来诊断病情，并且会绘制痔疮的形态图，以便制定详细的手术计划。
沈醉万万没料到，为他诊治痔疮的医生是位女性。这位女医生迅速掌握了他的病情，并让他协助绘制痔疮示意图。
与沈醉类似，陈士章也遇到了下半身的困扰。当裤子褪下时，女医生表现得相当镇定，反而是这两位经验丰富的男子汉——沈醉和陈士章，显得格外不自在。
女医生向陈士章询问道：“你不是刚出院不久吗，怎么又来了？我还以为你已经获得特赦了。”这番话让陈士章瞬间脸红，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应。
有趣的是，虽然陈士章比沈醉年长整整12岁，但沈醉在日记里却一直叫他“小陈”。不知道这是功德林里的习惯叫法，还是因为沈醉入狱前是中将军衔，而陈士章只是少将的缘故。
元宵节当天，医院安排沈醉和陈士章次日接受手术。两人午餐时各自享用三碗饺子，晚餐又各进食两碗米饭。随后，一名护士前来通知他们，准备进行术前剃毛。
手术前有个挺麻烦的步骤，就是得把臀部和私密部位的毛发都清理干净。没多久，他俩的下半身就变得光滑无毛了。
沈醉在治疗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护士的细致与耐心。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几乎让他感动落泪。他内心感慨，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女，恐怕也难以做到如此周到。看到医院对待他这样的罪犯尚且如此负责，更遑论对待普通群众了。这种敬业精神，让他对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有了新的认识。
12号早上，陈士章首先接受了手术，整个过程仅耗时50分钟。随后，沈醉进入手术室，他的手术采用半身麻醉，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到了下午1点多，麻醉效果逐渐消退，沈醉感到剧痛难忍，不得不请护士再次注射止痛针。之后，他在疼痛缓解后陷入了沉睡。
次日清晨，沈醉醒来后仅进食了一些稀软食物。他内心充满不安，担心自己臀部的状况。随后，医护人员为他进行了导尿，主治医生也前来为他们更换了药物，并鼓励沈醉可以尝试下床活动。
沈醉如厕时，心中忐忑不安，伸手一探，发现那团异物已然不见，顿时既惊讶又欣喜。
在医院待了六天后，沈醉于2月20日顺利出院。多年的老毛病终于治好了，回到功德林后，领导特意叮嘱他好好休养，不用操心其他事。当天，沈醉在日记里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我会尽快恢复健康，以便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中，用实际表现回报党和人民的关怀与培养。
1960年11月28日，沈醉在秦城监狱学习时，看到几个同监的人被管理人员叫走，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他早就听说政府正在准备第二批特赦名单，预计最近几天就会公布，这些人的离开让他更加忐忑不安。
沈醉未被点名，内心不免失落，但他仍强压情绪，向被带走的李帆群等人道贺，认为他们应在此次特赦名单之列。
当最高法院代表宣读特赦名单时，沈醉听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第九位，他起初难以置信，以为听错了。直到周围人确认后，他才激动得流下眼泪。
在这次特赦名单中，范汉杰、李仙洲、宋瑞珂等解放战争时期的被俘高级将领也在其中。他们离开秦城后，乘车前往崇文门附近的旅馆，在那里安顿下来，开始新的生活。
沈醉获释后才得知，在他被关押期间，由于长时间失去联系，一直惦记他的妻子已经移居香港并改嫁他人。这一消息让他心如刀绞。
多亏了大女儿沈美娟及时从外地赶回来与他重聚，这才重新点燃了他生活的希望。女儿的陪伴给了他面对困境的勇气，让他不再感到孤单无助。这次团聚不仅缓解了他内心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动力。正是这份亲情的支持，让他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沈醉的人生经历可谓曲折但结局圆满。他在西南地区度过了六年的监禁生活，随后在功德林和秦城又度过了四五年牢狱时光。重获自由后，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政府的关照下，他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逐步走向正轨。1980年，他不仅恢复了起义将领的身份，还获得了相应的待遇。同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在政府协助下，沈醉顺利赴港与前妻重逢，了却了多年心愿，内心感到无比满足。这次团聚让他的人生画上了圆满句号，再无牵挂。
1996年，沈醉在家中平静离世，享年82岁。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前国民党将领中，沈醉的晚年虽非最为理想，但也算得上较为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