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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架构之内，进行调节。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西方国家逼迫中国及其藩属国加入民族国家的体系，方才打破。
这套权力平衡支撑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内部政治结构之外延。中国周边各国的“外夷”君主承认中国皇帝的优越地位，中国朝廷则保证其合法地位，以回报他们的承认。有时中国人甚至会直接出兵干预、救助这些君主。干预行动的强烈程度，则取决于帝国当局彼时所能动用的确切实体力量而定。
姑且不论政治或军事支持的潜力，在这套朝贡体系中赠予藩属国的经济报偿也十分诱人，因为身为朝贡体系的成员，即可运行藩属与宗主国之间独占性的直营贸易。
当中国为了稳定沿海的社会秩序，而不得不孤注一掷地实施海禁，这些禁令并不会阻止海外君主派来贡使，他们仍定期前来，形成了明朝（1368-1644）前半叶唯一的合法贸易渠道。
1、卫所与佣兵正如朝贡体系是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外延，藩属国中央权力的崩溃所造成的内部动荡，也可能导致该国被排除在朝贡体系之外。
明朝皇帝承认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藩属，赐给“日本国王”封号之后，日本在1408年（永乐六年）加入了明代朝贡体系。
将近六十年后，室町幕府在1467年由于将军继承争议而丧失威信，日本中央权威开始分崩离析。当细川氏和大内氏两个大名分别在1523年派遣贡使前往中国，两方都各自宣称是由幕府授权的合法使节，同时试图削弱对方所主张的权利。
他们的冲突恶化成了一连串持续的掠夺行动，在中国沿海地区到处引发骚乱。中国朝廷并未支持任何一方而卷入日本内乱，反而在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决定与日本断绝关系。
大约同时，日本的石见银山也开始量产。日本商人运用该处出产的白银，持续经由朝鲜半岛试图寻求中国商品，但他们的计划落空。
朝鲜政府开始忧虑白银进口量骤增可能造成扰乱社会的影响，在1539年禁止与日本贸易。尽管如此，中国江南的苏州、杭州一带出产的绢丝，在日本仍有巨大需求。白银换绢丝贸易所能获取的丰厚利润，吸引一波波走私商人从日本涌向中国。
两国之间缺乏正式联络管道，也没有任何维持治安的官方机构，使得这些走私商人往往与海盗合作，或者自己就改行当起海盗。
这第二波海盗在中国文献里被简单称作“倭寇”。
“倭寇”完全违背了中国中心朝贡体系名义上的目标，他们在本国不受惩罚，持续掠夺他们在明朝的受害者。
中国的明朝朝廷并没有立场恢复日本的中央政府，要是当时日本有中央政府的话，那么贸易商就能经由合法贸易取得当时迫切需要的白银。但是中国朝廷也没有能力采取适当措施，回应沿海这一波海盗劫掠，因为中国军事防御体系已经长期走向了衰落。
衰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朝在1371年采用、沿着国界设置的一套不切实际的军人屯田方案 ──卫所制。
这套制度是为了让驻防军人既从事农耕自给，同时又能备战，拒敌于国门之外而设计。屯田方案将世袭的军人转变成农民，结果在往后长达一百年的承平时期，驻防军队因而萎缩。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军人甚至将自己的农地出售或出典。
当倭寇初次袭来，沿海大多数卫所的驻军人数已经减少到应有兵力数的一半以下。而在福建，卫所军人的数量更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持续居住在卫所内的军人数量仅占原定员额的百分之二到三。
相较于在十五世纪开始的日本“战国时代”没完没了的对抗中磨练出战技的好斗“倭寇”，明代海防部队几乎没有海战经验。结果是明朝朝廷必须先重建海防军力，然后才能真正考虑控管沿岸贸易，或在朝贡体系之内或之外与日本开展外交关系。
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兵部指派浙直总督张经执行这项军事改革任务。
他召募的部队包括广西山地原住民（两广狼兵）、南直隶（南京，或指江苏）盐枭，以及山东僧兵。换言之，他组成了一支佣兵部队。
尽管卫所的世袭军人仍有奉召服役之责，他们却再也不能在对敌接战时发挥任何有意义的作用。1557年，浙直总督胡宗宪试图在仓促之间建立起军事力量，他的方式是拟订计划，从先前曾与日本人合作的海盗和走私商人中招募水师。
这项计划被嘉靖帝（1522-1566在位）否决而落空，结果，著名的走私商人、也是水师提督的可能人选汪直及其部属被诱捕并处死。
同时，这些佣兵部队很快就让沿海各地的地方仕绅大感恐慌，佣兵的纪律废弛令他们惊恐。混乱无序并非他们带来的唯一问题：在海盗来袭的周期间供养佣兵的花费也太高，无法长久维持。简言之，这些佣兵带来的麻烦高于价值，于是，从地方平民之间募集佣兵似乎成了更实际的选择。
2、解决“倭寇”问题的办法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之后，卫所都指挥使戚继光也试图将农民和矿工培养成更团结、更可靠的劲旅。为了奖励战功，他承诺付给每名士兵至少一日工食，每斩获一颗敌人首级就赏银三十两。由于这个解决方案开销不大，且部队军纪更好，因此证明了十分实用：戚继光的戚家军成了江苏、浙江两省海防军力的支柱，他逐渐逼退了海盗，将他们驱赶到福建、广东两省的沿海水域。
在击退海盗一再入侵，恢复沿海地区安宁的战斗中，总督与巡抚获得了自主指挥部队的权力。
这在过去是很少发生的情况。有了这项权限，总督与巡抚甚至能够自行向地方将领下达命令，而无需事先咨询总兵。他们也负责供应部队粮饷。由于卫所此时已萎缩到徒具形式，这一措施使得军费被并入各省预算之内。
为了向新招募的在地佣兵提供资金，总督和巡抚也获得开征新税，无需北京朝廷批准的权力。这些地方税甚至不会列入上缴朝廷的各省岁入之中。
有了这些便宜行事之权，总督和巡抚遂得以在行省一级实施前所未见的军事及财政自主。
早在倭寇开始侵袭中国沿海之前，位于九龙江口的月港长久以来都是走私商人的巢穴。明朝朝廷逐渐恢复浙江及福建北部的海防兵力之后，倭寇再次现身于月港。由于福建当局缺乏必需的水师船舰，他们无法驱逐这些走私商人。
一位地方仕绅谢彬在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的禀贴《剿抚事宜议上邓司理》中提到：
其众不下数万，且月港私造双桅大船，不啻一二百艘，鼓泛洪波，巨浪之中，远者倭国，近者彭亨、暹罗诸夷，无所不至者。甚者沿边越境劫掠商民，非一日矣。今闻大兵将至，辄谋整船只，挈载妻子，欲往海岛澎湖等处避居。不者则屯居外澳，俟兵退复回。
谢彬建议，某些走私商人应当被招募加入海防部队，并给予他们成为下级军官的机会。新招募者应当登记其船舶，以轮流值勤；未值勤的船舶则应听任其自行贸易。
大约在同时，明廷也开始与该地区最恶名昭彰的走私商人，自1556年起即占据月港的“月港二十四将”进行谈判。
随后在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福建巡抚谭纶上书嘉靖帝，请求允许篷船贸易商在不前往日本的前提下，于近海水域航行和贸易：
为今之计，正宜严禁日本不许私通外，其他如采捕鱼鲜、贸易米谷，与在广东转贩椒木、漳州发卖白糖之类，悉宜如臣近日将各府单桅船只定为号色，编立保伍，听于附近海洋从便生理之意，推广而行。
将近海水域交通合法化的动机，在于确保海防部队获得适于航海的充足船舶。当时，福建军队正准备迎战中国海盗吴平，他正率领庞大的舰队横行于福建、广东沿海。
1564年，吴平甚至率领两百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攻占惠州和潮阳。
福建总兵戚继光的部队擅长陆战，但缺乏在水上与海盗接战的技能；堪用战船短缺使得福建海防部队虽然在1565年于南澳击破吴平，却无法捉拿他。
戚继光因此认真考虑征募月港的渔船和商船协助他的军队。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将这个建议付诸实行。“商渔大船”被登记、并依照不同地区编集成甲，做为兵船的支援部队。他们的薪饷由漳州府饷支给，倘若真与海盗接触交战，民船贸易商也会获得奖金。
这项安排将月港的篷船贸易商提升到了“私掠商人”的正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在官方准许的战争行为中有权动用武力。
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也被整合进了这种私掠商人模式之中。1564年，一群中国水师官兵在潮州叛变，此时葡萄牙人自愿协助广东总兵俞大猷平乱。俞大猷招募了三百名葡萄牙军人，并补充数艘私掠船进入战斗部队中。四年后的1568年（隆庆二年），当福建巡抚涂泽民编组了足够庞大的水师，包括月港的私掠船在内，俞大猷计划从福建远征广东，以全力歼灭海盗吴平的继承者曾一本。
同时曾一本则率军围攻广州，但被澳门葡萄牙人和当地中国私掠船联手击溃。曾一本最终在1569年（隆庆三年）被俞大猷率领的闽粤两省联合舰队击败。
3、航路的通畅尽管后来几年仍有些海盗在中国沿海劫掠，中国沿海基本上已经恢复和平，各省之间的沿海贸易也重新开始。
按照这个别出心裁的解决之道，私掠民船在必要时可以派上用场，还能取得税收支持海防战船。绝大多数史料都确认，1567至1574年间，取自月港（海澄）的关税收益，成为支撑福建省预算的重要收入来源。
海防军力重新编组的附带效果，则是开放了一个特别指定的港口，以满足前往国外港口（日本除外）的海外交通需求。
大多数海外交通的目的地都记载于学者张燮编纂，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出版的《东西洋考》一书中。该书为福建篷船贸易商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通商地图提供了鸟瞰。
目的地分为两组，分别是西洋商路（西洋）及东洋商路（东洋）。
东洋航路从厦门湾的太武山经由澎湖群岛前往吕宋，再从吕宋继续前往摩鹿加群岛；西洋航路则由同一个起点出发，沿着南中国海西缘，经占城、柬埔寨、暹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到爪哇北岸，由此延伸到帝汶，再由帝汶连接到东洋航路的终点 ──香料群岛。东洋航路主线有四十六条支路，大多位于菲律宾群岛及苏禄群岛；西洋航路则有多达一百二十五处可能的停靠站。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活动此时得到明朝朝廷容忍，即使他们在澳门定居从未获得官方准许，直到十七世纪20年代仍不断受到质疑。
葡萄牙人能够逗留在澳门，是因为他们与日本九州大名坚定不移的合作关系，使得他们成为中日贸易的可靠中间人，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中日走私商人的合法载运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特定时期里设法在中国海交通分一杯羹的欧洲海洋强权，全都顺应于既有的运输形势：他们或者试图将自身船运连结上东西洋网络，或者藉由提供连结，将中日之间缺乏直航连结转为有利条件，澳门与长崎的联系正是一例。
除了居留于西洋航路两个端点 ──澳门和马六甲的葡萄牙人之外，西班牙人1571年也在东洋航路上的马尼拉建立了亚洲总部。
由于西班牙人能在马尼拉将产自秘鲁的白银供给海澄的篷船贸易商，双方很快就建立起坚实的丝银贸易连结。
最后一批试图在中国之外（台湾或菲律宾）建立根据地的中国海盗于1570年代被剿灭之后，马尼拉贸易随之突飞猛进。1589年（万历十七年）之后（即使不是在此之前），从马尼拉返航的中国船都满载西班牙银元而归，几乎不再载运其他贵重物品。
4、日本侵朝的缘起在1580年代中国沿海逐渐恢复秩序之际，分裂日本社会将近一个世纪的内乱也逐渐平息，开始了实现真正统一的努力。
16世纪60年代，大名织田信长急速窜起，占领了日本名义上的首都 ──京都。到了1568年，他不再满足于单纯支持室町幕府，而是全力展开攻势，要将日本统一在自己名下。1582年他被部下背叛杀害时，掌控的领土已有全日本三分之一，这些领土由他最信任的部属丰臣秀吉接管。
秀吉继承信长的事业，贯彻统一全国的遗志。1587年，他收服了最南方的大岛九州，隔年颁布了消灭海盗的命令。将日本沿海纳入中央权力之下的运动由此开始，这正是与中国重新展开正式外交谈判的前提。
1580年代，随着秘鲁白银经由海澄─马尼拉贸易的通道涌入中国，日本白银也经由葡萄牙人之手输入澳门，中日走私贸易的风险变得更大于合法管道，对于日本投资者不再是有利可图的选项。当丰臣秀吉注意到这项间接白银贸易的巨大潜力，他就在1589年亲自插足这一获利丰厚的贸易，成为最大投资者。
身为自命的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决心让邻近国家向自己进贡，同时挑战日本统治者参与中国中心朝贡体系的传统方式。
丰臣秀吉的举动在当时看来或许令人困惑，但他的外交措施却显示了始终如一的思维。
他在1587年遣使到朝鲜，1591年（万历十九年）也为了擘划以日本为中心朝贡体系的同样目的，分别派出三个使节团前往觐见果阿的葡属印度总督、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和琉球国王。载运使节团的船只都领有招谕书以证明其地位。由于这些策略的运用，秀吉获得了近乎独一无二的权威，得以控管海外的所有日本商人。
朝鲜国王宣祖也向丰臣秀吉遣使，以求改善双方关系，但他无法认同丰臣秀吉以日本为中心另建朝贡体系的想法。
受到如此拒绝的丰臣秀吉决心入侵朝鲜，挑战中国明朝在周边地区的优先地位。他制订了一项运用最新技术的造船计划，以供应渡海出兵所需的船舰。
日本航海技术由于结合了葡萄牙和中国的技术而大有长进。将近十五万八千名日军登陆釜山之后，首都汉阳在两个月内就被攻陷。明朝派出大军救援朝鲜国王，但在数轮战斗之后，三方展开了冗长的谈判。
丰臣秀吉提议修改中国中心的朝贡体系，要求明朝公主和日本天皇联姻，藉此巧妙暗示中国与日本平起平坐。但明廷顶多只愿意册封他为“日本国王”，如同1408年册封足利义满那样。谈判因而破裂，十四万日军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被增派到朝鲜。最后，对朝鲜的进攻由于丰臣秀吉在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突然死去而中止。
由于丰臣秀吉并未妥善安排自己的继承人，他的逝世在日本制造出了权力真空，大名之间脆弱的权力平衡瓦解，新的权力斗争随之展开。日本对中国中心朝贡体系的挑战也就不声不响地消退了。
尽管丰臣秀吉的野心受挫，日本海外贸易的扩张却没有衰退，而是得到了军需和强大的国内需求支持。
1592年初次入侵朝鲜之后，丰臣秀吉在寻求铅、硝石等军用物资的过程中，鼓励日本人与澳门、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及暹罗贸易。
1595年，一名耶稣会神父向菲律宾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预言，要在马尼拉卖给日本船的中国进口丝绸，会导致丝在转口到日本时价格下跌。
尽管中国与日本的官方接触在日军撤出朝鲜之后完全停止，福建商人与日本商人在马尼拉的丝银转口贸易并未衰退，明廷对这项贸易显然也视而不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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