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一世从厄尔巴岛抵达巴黎后，其受到的支持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并不如人所想的英雄归来、一呼百应之景。
百日王朝的复辟，其实在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因为这个完全依靠拿破仑本人的号召力和部分法国人的革命热情建立的临时政权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和制度基础，并不再拥有第一帝国时期的生命力。
首先，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前的大多数盟友和手下大多已经背叛拿破仑或宣布中立。在1815年3月仍然现役的所有19位法国元帅中，只有达武、苏尔特、布律纳、莫蒂埃、内伊、格鲁希、奥热罗（拿破仑并未接受他）、马赛纳、勒菲弗以及絮歇这10人公开宣布效忠于拿破仑；此外加上拿破仑扶持的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共计11。
不过缪拉是最早背叛拿破仑的人之一，为了保住那不勒斯王位，他于1814年1月就同奥地利签订了和约并向法军进攻。马赛纳、莫蒂埃、勒菲弗等人除了宣布效忠外再无其他任何行动。
此外，拿破仑最大的损失便是其原参谋长贝尔蒂埃，此人对于拿破仑长达近二十年的征战有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因其突出的参谋和后勤能力，拿破仑的军队才有如此之强的战斗力；另外，他同拿破仑私交甚好，因而能在战场上有更密切的合作。
然而贝尔蒂埃在1814年战败后被迫投降波旁王朝，他似乎并未料到拿破仑还会归来，在百日王朝复辟后跳楼自杀。有学者推测是他“内心冲突与绝望才催他走上绝路”。
在拿破仑的秘书克劳德·梅尼瓦尔的回忆录中，他提到：“战时，参谋长总是住在皇帝的近旁，后者一声令下，参谋长就可以来到皇帝面前……他基本不需要睡觉……（他）会把写好的答复原样发出去给下面的将军。同时，他会在自己的日程表里记下派去送信的军官的名字，以及这名军官出发的时间。皇帝会让参谋长把日程表呈到自己面前，重新读一下之前发出的那个命令的内容。”
可见，在19世纪军队作战极度依赖将领个人素养与配合的、不健全的指挥体系当中，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参谋长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不仅需要过人的才干，更需要在以拿破仑为完全中心的军队中保持同他的密切合作。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贝尔蒂埃的死沉重地打击了拿破仑的事业，直接影响到了滑铁卢的战局。
此外，拿破仑对各元帅的任用也出现了问题。他命令最有能力、最忠于他的达武元帅留守巴黎而非随他进军比利时，导致了其在战局中缺乏可用的人才。虽然此举避免了巴黎再出现第二个塔列朗或马尔蒙，但我偏向于赞同“如他在战场上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论是谁镇守巴黎都无意义”的说法。
他任命絮歇前去阿尔卑斯军团而非主要的比利时战线，浪费了元帅的才干。格鲁希缺乏大战指挥经验，于当年4月15日才正式成为元帅。他让从未担任过参谋长的苏尔特成为参谋长，却让参谋长的合适人选内伊担任前线指挥。连他自己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也指出：“奈伊适合指挥一万人，超过那个数，他的能力就跟不上了。”
拿破仑在人事上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前朝官员大多都背叛过拿破仑转投波旁王朝，他们要么不敢再回到拿破仑手下任职，要么已经厌倦了拿破仑统治时期无休无止的战争，不愿意再成为拿破仑帝国战争机器的拥趸；还有人则是因恐惧战败后失去自己的贵族地位和资产，从而消极中立。
“至于拿破仑的元帅和官员们在他遭遇不幸的时候弃他而去，这种行为对‘新贵族’来说实属惯常，因为他们是新兴的权力政府，缺乏真正的贵族应该具备的传统精神和荣誉感。”在长期的战乱和反法同盟的入侵后，我们可以推断，大多数的政府官员以及重要的军队指挥已然对拿破仑政权失去信心。
此外，反法同盟提出的苛刻条件也成为了多数法国人不愿再支持战争的原因，他们害怕进一步的失败会导致对法国更可怕的惩罚，让法国受列强肢解，那是民族主义者不愿意看见的。
在讨论拿破仑的最后一战前，我们还应该讨论拿破仑的复辟是否带着重新统一欧洲的欲望，又或者拿破仑的目的是否只是不想看见革命缔造的民主共和制度又被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摧毁。也就是说，战争究竟是为了其一人的野心，还是法兰西民族的福祉。在我看来应该为后者。
首先，拿破仑于复辟后的4月4日即向欧洲各国君主致信：“世界已见证伟大战局的奇观，从今往后，它最乐意见到的竞争是和平利益的竞争，它最乐意见到的冲突是人民福祉的神圣冲突。” 他主动向君主国请求和平，这在拿破仑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情形。
其次，拿破仑在百日王朝之初就宣布保证自己会成为一个立宪制君主，尊重法国人民的公民权利，为了证明自己，他要求民主主义者、近代自由主义奠基人邦雅曼·贡斯当为他起草新的宪法——《帝国宪法附加法案》。在新宪法中他宣布依照英国制度设立两院制立法机关同皇帝分享权力，规定两阶段选举制、陪审制度、言论自由等。
通过新宪法，他想将法兰西的政治模式由君主专制或军事独裁真正地向一个民主政体转变，在他的设想中，法国最后能够同欧洲各国和平共处，而他也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法国。他废除了波旁王朝复辟后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改革措施。
此外，他取消了所有出版审查制度，以至于法国媒体可以报道敌军将领的声明；他还宣布彻底废除奴隶贸易。后来他回忆道，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任何人都更难复辟波旁王朝。
实际上，他也确实做到了，波旁王朝复辟仅十余年，就在七月革命的浪潮中毁灭了。故而，我并不认为拿破仑的种种措施是为其重新发动战争造势，而是确有重新团结法兰西民众之心。
拿破仑的新政治举措表现出其再次长期执政的打算，而一个民主化的、分权的国度在对外战争上，是远远不如先前拿破仑一人的集权统治的。如若他仍想要进行征服，他不必再如此大张旗鼓地宣布立宪。如这是拿破仑对人民的骗局，他不可能不去考虑他会不会再一次被人民抛弃，就像1814年那样，因为人民会认为“此时的君主是这个国家痛苦的根源。”
所以我认为，拿破仑的复辟可以被认为是满足他本人对权力的追逐与不甘，以及对法国革命与共和制度的信心，但并非是出于对欧洲再一次的征服。
然而，刚出台《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的各欧洲列强并不再相信拿破仑的和平说辞，他们不允许一个强人统治下的法兰西再次成为均势体系的不稳定因素，更不愿意自己的胜利果实再次被置于拿破仑战争的阴云之下。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一个传统的、保守的封建王朝成为列强新欧洲体系下的一极。
从列强们的视角里，我们不难发现这处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典的安全困境：欧洲各国都恐惧一个新法兰西帝国的崛起，在他们之间缺乏互信合作的基础，各国宁愿继续战争，也不肯相信拿破仑会放弃扩张——这是十数年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无法挽回的伤痛，于是先发制人便成为了最好的手段。
究其根本，仍然是拿破仑进行数年侵略战争的后果。“作为政治家，拿破仑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蔑视民族感情和民族本能，以至于后来酿成许多失误。”所以，列强在1815年3月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逼迫拿破仑一战。
实际上，许多法国人民自身也不愿意再信任拿破仑。4月，法国的征兵范围打破先例地扩大到了已婚男性。英国政治家约翰·霍布豪斯回忆道：“皇帝驰过全城时，各军团高呼‘皇帝万岁！’，但民众并无回应。” 4月22日，《帝国宪法附加法案》进行全民公决，选民的总选举率只有22%。如下塞纳省（今塞纳-圣但尼省，此省份为巴黎近郊区）共计只有11011张赞成票与34张反对票，而在1804年的全民公决中该省共有62218人投票。6月旺代地区掀起了叛乱，拿破仑不得不将约两万兵力调往镇压，而这些军队本可以在滑铁卢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拿破仑想要实行的民主既缺乏广大的选民基础，也缺乏实际上的可行性。因为人民也不相信这个君主能够真正维持住和平，他们不愿意再赌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来换取不可见的未来。
同时，事实证明，列强1814年对于法国的处置也是十分明智的。1814年的第一次巴黎和约保留了1792法国疆界，恢复各封建公国统治，只规定撒丁王国收回除萨伏伊外的意大利领土。也就是说，法国传统的国界线并未受到任何侵犯，除了失去比利时和莱茵兰地区外，甚至连萨伏伊地区也仍由法国保留。
所以不同于1870年的《法兰克福和约》，第一次巴黎和约的惩罚力度并不强，甚至有故意留存法国实力的倾向。所以，战败并没有在占大多数的仍处于半蒙昧状态中的法国下层产生巨大的震动，也没有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复仇主义。
实际上，在1814年联军进入法国时，大多数法国城镇和要塞都选择了投降而非抵抗。这样一来，法国人便失去了仇恨和继续支持战争的理由——即使失去了拿破仑帝国的辉煌，但那也不过是短短十几年时间的昙花一现，现在只要能保全法国大多数人就已经满足。所以，拿破仑的归来不受法国大众欢迎也就是自然了。真正完全欢迎拿破仑回国的，是军队和退伍军人，因为他们渴望第一帝国时期的辉煌和重视。
02
命中注定的滑铁卢
关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之中为何失败，史家给出了纷繁复杂的种种解释，网络上也有诸多说法，最为流行的一种便是格鲁希元帅率领的军队并未完成阻截布吕歇尔军团的任务，从而导致拿破仑右翼被包围而战败。这样的说法我认为过于片面化、偶然化和个人主义化。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总结和分析，找出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答案。
首先一点便是前文所提到的人事任命的重大失误。达武元帅无疑是剩下所有拿破仑的支持者中最具有军事才华的，他从1798年埃及战役前就开始追随拿破仑，参与过从埃及战役到入侵俄国的几乎所有拿破仑战争的主要战役，经验丰富。然而拿破仑却在1815年将其安排在巴黎驻防，这无疑是一步错棋。
这背后有相当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拿破仑与达武的私交甚差。从1807年华沙大公国建立到1809年，达武完全掌握着波兰的军事，同时他也是波兰独立的热情支持者。若使波兰独立，那么在拿破仑的安排惯例下，达武将会成为波兰国王的最佳人选，就如同缪拉那样。
然而拿破仑最后并未同意波兰独立建国，而是让波兰继续作为法国的附庸而存在，此举有继续擢升波拿巴家族之嫌。而达武同其他军官，尤其是拿破仑的好友贝尔蒂埃关系并不好——1809年，贝尔蒂埃对拿破仑指令的误解导致了达武和他的第三军团的挫折，由此在二人间滋生了矛盾。
在上述10个仍宣布支持拿破仑的元帅中，只有五位得到了任命，最终随同拿破仑前往比利时的只有三位，分别是苏尔特、内伊和格鲁希。参谋长苏尔特本身是杰出的战术家，在1805年的乌尔姆会战和三皇会战中他率领第四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次年同样率领第四军参与了耶拿会战和埃劳会战，1808年率第二军奔赴西班牙作战，此后一直在西班牙同威灵顿公爵博弈。
但我们不难发现，苏尔特在拿破仑的指挥体系中一直作为前锋和前线指挥官直接指挥单支军队，对于军队总参谋长之职毫无经验，与拿破仑也缺乏配合。内伊行动大胆但十分鲁莽，这导致了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大量无谓的牺牲；此外，拿破仑直到6月11日战役开始后才起用内伊，过于突然的任命使得他对军队实力和各部指挥官都不甚熟悉。而格鲁希此前一直作为师长指挥行动，虽然其同样具有不俗的军事才干，但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拿破仑在前期的指挥作战是十分成功的。“他依靠的主要策略是，假如能够在比利时挫败英军……足以让英国政府产生变动，那样的话，他就有机会立刻缔结普遍的停战协议”。只要能够夺取布鲁塞尔，那么整个比利时很快就会归顺，对于整个法国都能提振士气。面对数倍于己的反法联军，主动寻找决战机会并各个击破是最好的方法。
法军在5月末到6月初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秘密且有组织的调动。6月6日—15日，他下令将散布在宽175英里、纵深100英里范围内的12.5万人偷偷渡过比利时南部的桑布尔河占领沙勒罗伊，突然出现在英普联军面前并掌握了战争主动权。16日，内伊军攻击威灵顿公爵的英军把守下的交通要道四臂村，拿破仑率领主力攻击四臂村以东的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主力驻地利尼。
问题在此时就已经出现：原属内伊指挥的埃尔隆将军（日后法国第一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约两万人被苏尔特依拿破仑之令调往利尼，以期攻击普军暴露的右翼，在埃尔隆赶往利尼途中，内伊却再次传令埃尔隆支援四臂村，最后埃尔隆既没能协助内伊攻取四臂村，也未能依苏尔特之命合围利尼的普军主力。
指挥体系的混乱和各指挥官的糟糕配合无疑导致了布吕歇尔军团的逃脱，虽然歼灭普军近两万人并迫使布吕歇尔撤退，但本可以在利尼完成的决战机会白白流失。如果能在利尼彻底击溃普鲁士军队，那么滑铁卢的英军就将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法军也无需分兵阻截。
此时拿破仑又出现了极大的误判：他认为布吕歇尔的部队已经溃散并且向靠近普鲁士领土的东部的那慕尔撤退，因为普军的补给线位于那慕尔。然而，普军仍然保持纪律，有序地向北面的瓦夫尔撤退，此地距离威灵顿公爵的指挥部滑铁卢村以东仅十二英里。
照威灵顿的说法，这次反常规的调动是19世纪最重要的决策。也正因如此，拿破仑过于自信地分兵约三万五千人，令格鲁希率领前往那慕尔与瓦夫尔之间的让布卢村一带搜寻并阻截普军与西面的滑铁卢英军汇合。依照拿破仑的设想，他两日内就能与英军决战，而威灵顿的军队可以轻松击败，所以他违背了自己的军事箴言：“战斗前日不可分兵，因夜间局势或生变。”
最重大的失误是，拿破仑于次日(17日)早晨11时才派出格鲁希的部队追击，这要比普军晚了约十五个小时；当日下午4时拿破仑才出发前往四臂村，导致了严重的延误。此时威灵顿已经知道了利尼的战败与拿破仑的位置，并有机会收缩防线和巩固在滑铁卢以南的防线。
我们都知道的是，格鲁希的大军既没能找到并阻截普军，也未能在18日下午抵达滑铁卢增援拿破仑，直到滑铁卢战役后第二天（19日）的早晨十点，拿破仑仍不知道格鲁希的方位，他甚至已经认为格鲁希被俘。而布吕歇尔在此之前就已经告知威灵顿自己撤退的方向，并保证能在6月18日下午增援英军。
这也是为什么威灵顿敢于在18日坚守滑铁卢并选择滑铁卢南部的峡谷作为决战战场，正是他已知晓布吕歇尔的动向并相信普鲁士军队会到达。
而威灵顿公爵本身的军事天才也不可忽视。他选取的决战战场西南方向是名为乌古蒙的坚固庄园，东侧则是大片森林，这给英军战线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可以有效避免英军两翼遭到包围；英军和法军之间间隔一条东西向的峡谷，法军的骑兵冲锋一定要跨过面前的山谷；英军布置在峡谷北侧山的山脊之后，这有效地缓解了法军发挥优势火炮数量的炮击。
因此，尽管6月18日前半天拿破仑拥有71947人和236门大炮，超过威灵顿的6.8万多数缺乏训练且装备较落后的英荷联军和136门大炮，联军仍然坚守了八个小时之久。虽然战场地形不利，但拿破仑仍拥有决定性意义的抉择机会——开战时间。
然而6月18日，决战前凌晨下了一场大雨，道路变得泥泞，这使得拿破仑史无前例地推后了原定的行动时间，原本在日出时分（3时28分）的计划一直推后到早晨11时。如果拿破仑能按照原定计划行动，那么在普鲁士的援军袭击法军右翼前，拿破仑能多出约7个小时来击破威灵顿的防线，而事实上在普军增援抵达前，英军的阵线就已经濒临崩溃了。
埃尔隆和内伊的战场决策也极大影响了胜负的进程。埃尔隆将军在派出步兵推进之初就命令整个军结成250人宽的多排横队，此举完全违背了法军的作战模式，即组成纵队后实施机动，再展开成横队接敌。据法军军官的回忆，这样的编队让“我们无法组成方阵对付骑兵冲锋，敌军炮弹也能在队伍中犁过20排……”
内伊在下午4时左右对威灵顿的中右翼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骑兵冲锋，然而这次冲锋并不合时宜，并且谜一样地并未得到炮兵与步兵的增援，结果英军的十三个方阵无一个溃散，法军骑兵却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事后拿破仑和内伊都不承认命令是自己所下，这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法军的指挥系统存在巨大的漏洞，抑或是法军内部的纪律性存在问题。总之滑铁卢一战中，法军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诸多失误，而拿破仑的判断和指挥也出现了极大的战略失误。
拿破仑本身性格的自负固然要算作一个因素，但我们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拿破仑的身体问题。1815年时，拿破仑已经45岁，身材肥胖。有人回忆道：“对45岁的人来说，他的将军肚非常之大。”拿破仑的将军回忆道，在滑铁卢会战开始前“他们经常看见他架不住瞌睡，睁不开眼睛，一头倒在眼前摊开的地图上。”
还有说法认为，拿破仑在利尼之战后痔疮发作，以至于丧失了行动能力，所以他无精打采。《拿破仑传》的作者路德维希更是将拿破仑所有失败的原因都归结到了他的“年事已高”。不管何种说法是真实的，我们从大量有着共性描写的史料中都可以得出结论：1815年的拿破仑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以至于他很可能不再适应高强度的行军和工作。
然而从五月底军队集结开始一直到六月中旬的战役，拿破仑一直保持同军队一同行进，经常在深夜入睡，且睡眠时间及其短暂。假使是现代同等年龄的中年人也难以承受这种强度的工作，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拿破仑对于时间上的拖延和战略上的误判，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身体条件每况愈下，已经无法再支持他如同青年时那般指挥军队。
03
结语
综上所述，拿破仑所复辟的失败是必然的。内政上，他并未完整地实行他所构建的君主立宪计划，也未能出台有效的政策笼络人心，他的统治既失去了原先上层军事集团的支持，也得不到下层群众的理解，因而缺乏社会基础。
再者，法国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动荡，人力缺乏、国力空虚，难以再支持大规模战争，滑铁卢战役败报传开，大多数法国城市望风而降。虽然拿破仑在战败后至其兄约瑟夫的家书中说：“并不算什么都损失完了。召集我全数的军队，我计算还有十五万人……我不过三天之内就有五万人……”但事实上，仅仅四天后他就不得不退位。
军事上，拿破仑的指挥产生了一系列失误，他和他的高级军官在短短的几天内犯下了无数错误，直接导致了滑铁卢战役的惨败。而拿破仑本人的性格和身体因素也为其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