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世所公认的文坛大家，无论是文章还是诗词，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四大家族”。

不过，胡适对毛主席的看法却很复杂，曾经四次评价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既有肯定和赞赏，也有批评和不屑，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胡适第一次评价，是在1919年，关于《湘江评论》。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宣传当时的新思想，毛主席还亲自执笔，撰写了很多评论文章。

《湘江评论》出版后，很快就在湖南引起了轰动，连北京的教授们都争相传阅，比如李大钊看后就称赞说，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

胡适也看过，对毛主席写的评论文章非常赞赏，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可见，此时的胡适对毛主席的文章是非常赞赏的，说《民众的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而且，胡适还把毛主席当成“我们的好兄弟”，是“意外的欢喜”。

胡适比毛主席大两岁，他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毛主席对胡适却是以“老师”来看待的，经常去向他请教问题，后来曾对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第二次评价，是在1941年，关于毛主席的诗词。

1941年2月，胡适正在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关于朱毛的片段》，上面收录了毛主席的两首诗词和朱德的三首诗，胡适看后，专门把这篇文章剪了下来，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并作了评价。

毛主席的这两首诗词都很有名，一首是《七律·长征》，另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朱老总的诗是《移太行侧》和《住太行春感》，第三首不详。

对毛主席和朱老总的诗词，胡适是这样评价的：“毛的诗词还可看，朱的诗太坏。……两人各有七言律诗一首，这些新人物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可见，胡适对毛主席的诗词还是基本肯定的，但对朱老总的诗却不喜欢，而且，胡适对两人写旧体诗感觉很奇怪，认为这些新人物不应该写这样的旧体诗。

胡适做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个文人，看重的是文化韵味，毛主席写的诗词属于典型的豪放派，既有文采又有意境，在豪放派诗词里面也属于上乘，自然就得到了胡适的肯定。

而朱老总是行伍出身，写的诗直抒胸臆，不讲究文采，自然就不受胡适喜欢了。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擅长写诗词，其实朱老总写的诗词更多，中央文献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本《朱德诗词集》，共收录了朱老总写的550首诗词，比毛主席写的诗词多多了。但是，毛主席的诗词流传度极高，妇孺皆知，而朱老总的诗词却鲜为人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朱老总写的诗词过于直白，不像毛主席的诗词那样文采飞扬。

胡适第三次评价，是在1959年，评价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主席的经典作品，是为纪念亡妻杨开慧和故友柳直荀而作，全词想象丰富、意境高远，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堪比苏轼的《水调歌头》，我们来欣赏一下：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但是，对这样一首高妙的词作，胡适却有点不屑一顾，在1959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当然，胡适评价这首词“没有一句通的”，不是说这首词本身，而是指“韵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此通韵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的，最后三句的韵脚确实与前面是不相符的，前面都是“有”字韵，后面三句却变成了“舞”字韵。

但是，本来只是一个“韵脚”的问题，却被胡适说成是“没有一句通的”，这就是胡适的不对了，很明显是带着气的。

那么，胡适的“气”从何来呢？

从1954年开始，中国大陆就掀起了一股批判胡适的风潮，把胡适贬得一无是处，简直成了中国近代头号反动文人。所以，胡适的心里对大陆自然也是有气的，尤其是批判他的那些文人，当年有不少都曾经是他的好友、学生，也都站出来批判他，自然也让胡适心里很不舒服。

因此，胡适在评价毛主席的那首词时，还特地加了一句“‘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对“全国文人”充满了赤裸裸的鄙视。

所以，胡适评价《蝶恋花·答李淑一》“没有一句通的”，心里是带着气的，当不得真。

最后还有第四次评价，是在1960年8月，胡适的评价又有所转变。

1960年8月，何炳棣去拜访胡适，提起了他翻译成英文的毛主席的两首词，就是《沁园春·雪》和《沁园春·长沙》，胡适不屑地说：“那两首词里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

何炳棣不同意，说：“你之前曾经称赞齐白石的诗写得好，好就好在薛蟠体，为什么现在对毛的词又用双重标准呢？”

胡适想了一下，说：“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何炳棣继续追问：“你既然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糟糕的诗人呢？”

胡适听后，有点尴尬地笑了。

可见，其实胡适也是知道自己有“双重标准”的，因为心里有气，看什么都不顺眼，自然也就不会有客观公正的评价了。

不过，即便如此，胡适还是高度肯定了毛主席的散文水平，说他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这就是胡适对毛主席的四次评价，一开始是赞赏有加的，但随着两人政见的不同，胡适的评价标准也开始变得苛刻起来，但他毕竟还是有眼光的，对毛主席的才华不可能装作视而不见，不得不承认毛主席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可见，即使是胡适这样以“包容”著称的大师，也免不了会有一些个人情绪，影响他们对别人的判断。

（参考资料：《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胡适口述自传》《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