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间说书从明末就有野史记载，说张献忠就喜欢听书。清代愈发繁荣，成都顺城街安乐寺、盐市口锦江、纱帽街芷泉居、椒子街三多巷，有许多茶馆书场，常有艺人说书。宣统年间《通俗报》所载《成都通览》，有图画标明“说评书”。光绪时成都人邢锦生写竹枝词记载当时说书景象：“萧条市井上初灯，取次停门顾客疏，生意数他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

四川评书分“清棚”（也叫清谈）、“擂棚”两种，另外还分为有底本的“墨书”和有提纲无底本的“条书”。“清棚”讲究引经据典，批讲评论，书情合理，说表细腻，多由文人改行说书。“擂棚”讲究身段架势，以武打为主，多是艺人表演。民国年间，《三国》在成都最流行，有李润民的“文三国”、苏启堂的“武三国”、傅平川的“白话三国”、刘联夫的“花样三国”。

程梓贤，是四川巴县曾家场人，自幼爱看小说，经常与邻里“摆龙门阵”讲古。他经常去茶馆听书，回来后为周围邻居模仿说书，经人介绍拜余鉴帆为师。他继承了“清棚”与“擂棚”相结合的演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泼辣豪爽，大开大阖。50年代四川评书的代表人物是徐勍，说新书，演出过《林海雪原》《红岩》等。

四川评书又慢慢传到西南各地，形成了云南评书，贵州评书。清代中叶就有四川评书艺人到贵州演出，收徒传艺，这些人的弟子们多以贵州当地方言演出，日久天长形成了浓郁的当地特色。

到民国时期，贵州评书以贵阳评书为代表，几乎都是文人改行说书。王兆林在贵阳马棚街自开茶馆，看书抱本宣科讲故事，谓之“清谈”。遵义北门肖三爸，手抱生铜水烟袋，边吸边讲故事，亦称“清谈”。贵阳世杰花园周文潇讲书，口齿清白，比手划脚，谓之“武案”。后来，四川评书艺人徐俊、廖沛镛二位先生来了贵阳，他们的评书有声有色，擅长刻画人物，谓之“擂棚”。1937年天津评书艺人宋轸华到贵阳，将北方评书的代表书目《五女七贞》（《施公案》）、《百鸟朝凤》（《彭公案》）、《三侠五义》（《包公案》）带到贵州，落地生根。

云南评书也是直接受四川评书影响。乾隆年间，昆明最早的清唱茶铺四合园和宜春园内，演唱乱弹之外，也有四川艺人说演四川评书。至光绪年间，众多四川评书艺人来到云南，从昆明流动到全省各地，楚雄有顺口溜：“四川柳志诚，来到楚雄城。一会讲评书，二会捏面人。”

昆明的南门、东门、复兴巷等地，均有搭棚说书的艺人。有的四川评书艺人在昆明定居，收徒传艺，坐茶馆听书成了云南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当时流传的书目主要是《蜀山剑侠》《七侠五义》《三侠五义》等短打书。云南本地评书艺人龙玉田擅说演《三国演义》《万花园》《三丰传》。

抗战爆发后，各地曲艺艺人随着新文艺工作者涌入大后方云南，北方曲艺艺人马鸿钧到昆明，后定居楚雄，培养了一批当地评书演员。抗战胜利后，有些新文艺工作者及曲艺演员定居云南，云南评书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