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是中国最有名的历史学家，没有之一。它以一己之力走遍中国大部分地方，遍访中国名人故里进行实地考察，饱览群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学说,完成了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至汉武帝元狩元期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始成今朝我大中华上下五千年之文明史，是“二十五史”之首。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目前的生卒年代多为后朝根据两汉史书记载考证而得，大体也不会错到哪里去，前后误差应该不大于十年。司马迁十岁就随父至京师长安，当时也正是汉朝最辉煌的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是年轻的司马迁有机会在一个相对好的环境下努力学习。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司马迁家族世代都是史官，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朝的太史令，因此有着比别人要丰富的多的资料供其学习借鉴，这为后期“史记”成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作为史官家族出身的他更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这些责任加上他自己的努力成就了司马迁后世巨著“史记”的完成，当然也要看出这也是当时大背景的作用，两汉著名史学家之多也是已知历朝最多的原因。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来到武台殿对武帝要求也参加对匈奴的作战，得到武帝同意李陵率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结果在浚稽山遭遇到单于主力，被匈奴三万多骑兵包围。李陵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与数倍于己的匈奴作战，斩匈奴首级五千余，终因寡不敌众被俘投降。消息传回长安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从表面看此话并无不妥，其实是严重的纵拥了士兵因为有功就可投敌的思想。武帝听了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叛徒强辩，是不是存心反对朝廷？”便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处理。“注；武帝在两军交战时这样做并无不妥，只是后世大多文学作品以女人之见认为武帝做的太过，在有司马迁必定是文人中的楷模，因此多为其歌功颂德，然其用心当诛，两军交战为叛将开脱本就是问题”。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有名的酷吏杜周手中，自然少不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不久，李陵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也只能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以儆效尤，司马迁也因此事牵连被判了死刑。按照汉朝制度凡死刑犯要想免死的话有两条律法可以免死，要不交50万钱的罚款，要不接受宫刑。宫刑是一种对个人的身体侮辱性质的刑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太监，大多男人肯定是选择宁死不辱的，当然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不过从其完成史记对后世的功绩来说，大家更偏向于其是忍辱负重，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书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当然从其史记对中华的贡献来说，不管司马迁做了什么都可以无视，当然司马迁也随同他的史记一起万古流芳。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其实所谓的龙门最早就是指禹门渡而言，今我们陕西还有禹门镇，但是我更偏于司马迁是今山西河津人，因为在建国以前龙门主要就是指禹门渡而言，而在禹门渡西侧的陕西早期只建有客栈等设施，并无村镇，而禹门渡东侧却有大面积的平原，也有大量早期挖出的建筑遗址，更适合住人，今河津因此建市就是说明。当然最重要的和司马迁埋葬地有关系，司马迁死后葬今陕西省韩城市南芝川镇东南的黄土岗上，而在韩城并没有发现司马迁家其它人员的墓葬，在古代像他们这样大的家族是应该有家族墓的，而司马迁是个被阉割后的废人，地位相当低下，为当时社会所不齿，根本是不可能埋回司马家族墓地，那么也只能埋葬在黄河岸边以眺望家乡，所以司马迁的家乡大可能就在山西河津市到临猗县附近。

随后随着史记的影响力，后世各朝为了表彰其功绩和对历史的贡献，开始给其修建陵墓并起庙祭祀。最早可查的是西晋永嘉四年（310）晋惠帝在位期间，应该也和司马晋为抬高自身的帝位合法化有很大的关系吧。在后宋、元、明、清均有修葺，形成了今日的规模。今人更是为了旅游的发展，把附近土地全部征收，修建了一个大湖泊，并在附近大量建设停车场收取费用，也让死了两千多年的司马迁老爷子为陕西在做一把贡献，充分发挥其余热。更把八路军东都黄河纪念碑搞到景区的一角，游人想去纪念碑都难寻找。司马迁祠对面200多米就是汉扶荔宫遗址，扶荔宫作为刘彻的东渡行宫正好修建在黄河岸边，刘彻曾两次东渡黄河，均由长安沿今天我们看到的“司马迁古道”来到韩城，从这里乘船渡河，可见司马迁当时确实是想过黄河回家，只是自己已成废人，家族容不下他而已，只能留在了黄河西岸。

步入景区就是一条宽阔的广场，道路尽头是一个几十米高的司马迁站像，手持书卷，目视前方。两侧都是些三皇五帝，唐宋名人大型石雕等。司马迁像东侧不远就是一架文史圣域牌坊，走过牌坊跨过芝秀古桥，一路都是凹凸不平的石道，述说着历史的沧桑。这条大道修建于春秋战国时期，乃连接秦国和晋国的交通要道，后来司马迁祠修建在道路北侧，当地人便称这里为“司马坡”了。

沿着司马坡古道向上，两侧松柏森森到也不错，在一岔道北侧，立着一架木牌坊，上面书写着“高山仰止”四个大字，是对司马迁最大的肯定。继续向上过山门，修建有九十九级台阶，可见后代把司马迁的地位给与了相当高的地位，更是后人对司马迁学术的肯定。一路向上依次过两道门楼就来到司马迁祠的正门，祠堂大门赫然呈现在眼前，大门上方所书的“太史祠”三个大字，为韩城县令王增琪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题写。

迈步进入这座院子里便是司马迁祠的主体建筑，由献殿和寝宫组成。院内两棵古柏参天，环境优雅。献殿是司马迁后裔祭祖的地方，两侧竖立着众多的石碑，南北山墙上镶嵌着碑碣，内容多为历代重修祠堂的碑记和吟咏司马迁的诗词。献殿中央摆放着一件清同治年的石供桌，底部雕刻有琴棋书画和二龙戏珠图案，用来放置供品。大殿上方悬挂着“文史祖宗”横匾， 献殿的后方是寝殿，修建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正中供奉着一尊司马迁全身坐像，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能够保存至今逃过文革破坏，还要感谢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对司马迁的高度评价才得以幸免被砸。

绕过献殿，殿后方便是司马迁墓，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经游历司马迁墓，并且在《水经注》中记载：“墓前有庙，庙前有碑。西晋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公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由此可见司马迁墓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司马迁墓外观好像一个蒙古包，在墓冢顶端，有一棵古柏，共分为五枝，被称为“五子登科”，因此很多外来游客无不携子前来，用手触摸陵墓外包砖以祈求高考得中，金榜题名。至于司马迁墓外观好像一座蒙古包，传说是元世祖忽必烈敕命改建的，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为史圣改修了这座蒙古包形样的砖砌圆墓。不过既然是忽必烈敕命改建，那么只能是六品以下官员督建，规模肯定不大，也符合现在该墓大小，还是有其可能性。在墓冢正前方，是一块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太史司马公墓碑”，算是对司马迁盖棺论定了。

历史上对司马迁评价最高的估计就是《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鲁迅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句，更是把司马迁文才推向巅峰，成为后世文人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