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五部《回响》第四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1.地方史志、冀东起义研究者的探究 （4）陈发（一）

高志远画像

1.地方史志、冀东起义研究者的探究

（4）陈发（一）

陈发(1949.1-)，河北省滦县田瞳人。1981年开始从事滦县地方党史资料专职征编工作，曾任中共滦县县委党校副校长、中共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著有《滦县革命史》、《滦县革命与建设记事》、《中共滦县史料集》、《高志远问题研究》等作品。

陈发记：

“1981年11月，滦县成立‘中共滦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下设常设机构‘中共滦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我从滦县文教局抽到‘征集办’。

1982年初，唐山地区各级党史机构普遍建立起来，工作步入正轨，唐山地区党史征集办公室下达了业务指导计划，在《民主革命时期征编规划》中，有一个专题叫《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要求各县都写，按照属地原则，以现辖区为界，写本县境内情况。我承担了这个专题的滦县内容。

写史料专题，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

过去是个教书匠，教过物理、语文、写作，对象是中学生，而今提笔写史料专题，不知如何作法，只能从搜集到的回忆录中摘取一些涉及滦县的史料；在利用这些史料方面，也不懂得如何考辨、分析，往往是唯书唯上。

写这个专题，按照李运昌的指示，突出了党的领导，共产党员的作用，这种‘突出’，也只是形式上的突出，没有更多的深层资料可供参照。

另外，根据属地原则，滦县不该写高志远，高志远的家乡是多余屯，现属滦南境，可是在当时滦县包括现属滦南，高志远又不可不提。

第三，在六十年代留存的回忆录中，对高志远虽未有叛变的公共舆论，在称谓上却有明显的贬义。如：

李运昌、李楚离合写的回忆录《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载1988年3月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称高志远为‘同盟者’、‘滦县马城原民团头目’。因此，在我所写的专《1938年抗日暴动在滦县》中，也出现一些未经考证的词句，如‘高部以军纪不严’、‘百姓害怕红蓝标志的高志远部’等。

在暴动规模的表现上，几乎写的都是抗联第五总队，对高志远的队伍发展几乎未涉及，特别是，高志远的司令部曾在兴隆庄驻扎较长时间，而兴隆庄是今滦县域内，这一点也未写出相应的文字。

这是我第一次、第一篇史料专题，竟然存在许多漏和错误！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化，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产生的疑问越来越多，特别是在 1988年纪念冀东抗日大暴动50周年前，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通知各县，为纪念暴动50周年，要出一批新成果。

我们反思这个专题，认为对高志远应该有个正确评价，对他的历史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于是，先后两次专访李运昌国同志。运昌同志语气不改，很明确地告诉我说：‘高志远前期抗日有功劳；后来叛变了。他的东西不要再写了。’

当面我们无法和运昌同志这位冀东最高领导再说什么，于是采取通信的办法。我将对高志远的认识写成材料，送达运昌处，运昌同志让他的秘书周树华代为处理。

周树华的态度更为严厉，对我说：‘首长不让你们弄高志远的事了，你怎么不听！他是叛徒，叛徒该怎么写你知道吗！’

周秘书一番训斥，让我对李运昌彻底失望。从此以后，关于高志远的问题，我再也无法与李运昌同志沟通了。

运昌同志在高志远一案上表现出来的只讲结论、不讲原因和经过的态度，反倒引起我诸多的思考：

思考一：为什么不谈逮捕高志远的原因和经过？是运昌同志不清楚，还是另有隐情？

思考二：运昌同志这种态度，如单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尚可，对党史研究人员来讲，是否意味一种‘无可奉告’？

思考三：运昌同志身居高位，开口便称高为‘叛变分子’，却不讲什么证据，这与思想方法、历史局限是否有关？

思考四：运昌同志之所以如此，必定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究竟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默默求索，从1988年到1993年，五年中，我边征集资料，边阅读相关的史料和文献。

为了弄清吴佩孚是不是汉奸的问题，曾阅读了一部《吴佩孚大传》，又翻阅了若干本文史工具书，如《辞海》、《辞海·历史分册》、《简明历史词典》，阅读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五辑中的《吴佩孚过甘见闻》(韩宝山等作者)、《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作者陶葊)、第四十一辑中的《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作者谢宗陶)、《吴佩乎败退天津琐记》(作者潘承禄)、《吴佩孚之再起与溃败》(作者李炳之)、《1926年吴佩孚重返洛阳》(作者王维成)、《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作者黄应乾、陈祖武、刘克俊)，以及涉及吴佩孚的若干杂志所载的零星文章。

通过对吴佩孚资料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吴佩孚在大义问题上，在抵制日伪诱降上，表现了民族气节，吴佩孚不是汉奸。

与此同时，我认真研究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1939年前后，特别是高志远被处决前后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讲话资料。研究这些资料，是为了清楚高志远被处决的政治背景。得出的结论是：

高志远被处决，与汪精卫当汉奸、全国抗战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方面掀起反投降及国民党方面掀起反共高潮的大背景有关，中共在反投降高潮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左’倾，导致一些冤案发生。

在此案的热心者帮助下，我阅读了高志远部下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以及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秦戈先生的文章，本县史料学者唐向荣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都谈到了高志远被处决是冤案，这给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借鉴。

有了以上准备，我根据手中的资料，写出《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阐述这一课题的价值，征询各方面对这个课题的意见，特别是与现滦县相邻的各县区的党史部门，应该统一认识，把这一课题放到应有的位置。

为慎重起见，并按‘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只打印了25份，唐山市所属各县区各1份，存留3份，其余发给高志远的部下及关心此案的个别人。

这种方法算不算宣传，我不敢界定，但从工作态度上，自以为是谨慎的，而且，将分发去向都做了记录。

考虑到肖克同志是此案主要当事人，寄去这个材料怕引起误解，便单独给肖克同志写了一封信，以征询意见，亮明观点和态度，请求指示。

这封信是1994年7月22日发出的，等了几个月未见回信。

1994年8月25日，李运昌同志偕夫人刘树屏、秘书周树华来滦，在滦州宾馆三楼会议室约见党史、组织史、文联、老干部局、政协、政府办、组织部、滦州起义研究会、宣传部等部门同志座谈，参加会议的领导有，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恩利、政府办公室主任吴凤臣，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吴耀光、县委宣传都副部长张焕珍，党史办主任陈发、刘智，县志办李广义，文联李洪广，组织部副部长高汉兴，滦州起义研究会秘书长唐向荣、工作人员侯艳芝，组织史办公室秘书高兴荣等。

会议之前，我曾请示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恩利，会议将怎么安排？如果李运昌在会议上点名批判我，我该怎么应对？

杨主任说，大家只许出耳朵听。李老讲什么，听什么；讲多长时间，听多长时间，让老领导把话讲完。

我领会了杨主任的意思，心里有了底。

李运昌同志当年已是86高龄，仍然十分健谈，他先讲的是抗日暴动，第二个话题才入正题，主讲高志远。

这次讲高志远，讲得多一些，给我们了解情况提供了帮助。

李运昌同志一气讲了三个小时，比预计2个小时超多了，散会时已超过18点，县领导也未布置相应的讨论。

李运昌同志这次来滦，对我的态度是祥和的。他也许认为，这已经把处决高志远的理由、经过讲清了，不应该存在异议了，今后涉及到高志远，只要在名字后边加个‘后来叛变’，这就可以了。

其实，他所讲的全部，还是没讲到根本上。这个根本问题是，处决高志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正确的选择，而今天再看这件事，应该是怎样的结论。高志远是个历史人物，在冀东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既然存在有疑义，史学者必须将其澄清，绝不能像一般问题那么对待。

所以，李运昌的讲话，并没有说服我，我也不可能放弃研究。

为了避免遭受政治压力，在写出《关于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一文后，我静候回音。可悲的是，没有任何单位的信息反馈，既没有支持意见，也没有反对的消息。

只好耐心等待下去。

地方史志、冀东起义研究者，左起第二位为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