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5日，广东江门的法场传来枪声，“世纪贼王”张子强伏法。
这位曾让香港富豪圈人心惶惶的悍匪，以其策划实施的一系列惊天劫案——抢劫运钞车、绑架勒索顶级富豪，累计掠夺财富超20亿港币，其犯罪活动的猖獗程度（据称曾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此说法有待考证）震惊了亚洲。
当张子强走向生命终点时，法庭旁听席上坐着三个神色复杂的中年男子，他们是张子强犯罪集团的中坚力量：胡济舒、张志峰和陈某汉。
正是因为他们主动配合调查，供述了集团内部大量的犯罪细节，才换来了法律的从轻处理，暂时避开了与张子强相同的命运。
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局，他们的罪恶轨迹远未停止。
“贼王”身边的影子军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香港，经济腾飞的背后暗流涌动，社会治安面临严峻挑战。
张子强犯罪集团开始崭露头角，其早期一系列震惊全港的暴力抢劫案离不开其核心智囊——胡济舒的精心策划。
胡济舒，原籍广东东莞，通过非正规途径移居香港，与许多在底层挣扎的偷渡者不同，他被认为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甚至有传闻称其熟悉兵法谋略，善于运用“声东击西”等计策。
1990年2月22日凌晨，启德机场发生劳力士手表抢劫案，五名劫匪驾驶摩托车，手持霰弹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开车窗，在短短数分钟内劫走价值高达3500万港元的名表。
这次行动的精准与高效，便被认为是胡济舒初步展现其策划能力的例证。
仅仅一年之后，张子强团伙的胃口变得更大，目标也更为惊人。
1991年7月12日，他们再次将黑手伸向启德机场，这次的目标是解款车及其押运的巨额现金。
行动前，正是胡济舒展现了他缜密的思维。
根据后续披露的信息，胡济舒预先安排人员破坏了机场货运站区域的部分通讯设施，为抢劫行动创造了一个短暂的“真空期”。
当天，当载有相当于1.7亿港币现金（主要是美金和港币）的解款车驶入预定区域时，张子强等人迅速出击，成功将巨款劫走。
可以说，胡济舒的存在，是张子强集团从一般暴力团伙向高度组织化、智能化的犯罪组织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
他在幕后运筹帷幄，是张子强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也是整个犯罪机器高效运转的“大脑”。
一个盯梢，一个搞枪，分工明确的左膀右臂
随着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恶名日盛，其内部结构也日趋严密，核心成员的分工愈发明确。
除了扮演“大脑”角色的胡济舒外，另外两位关键人物——负责情报收集的张志峰和负责武器供应的陈某汉，构成了支撑张子强犯罪活动的重要支柱，堪称其“左膀右臂”。
张志峰，来自广东汕尾地区，外表普通，甚至有些不起眼，但这恰恰成为了他从事秘密侦察和跟踪监视工作的“保护色”。
他拥有惊人的耐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这在需要长时间、高强度信息搜集的绑架案前期准备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1996年策划绑架香港顶级富豪李嘉诚长子李泽钜的行动中，张志峰的作用得到了极致发挥。
张志峰接受任务后，对李泽钜展开了长达数月之久的秘密跟踪。
他摸清目标的日常活动规律，包括上下班时间、经常行驶的路线、乘坐车辆的特征与安保配置情况、住所和公司周边的环境特点、甚至目标可能出现的休闲场所等。
张志峰通过持续的观察、记录甚至可能的伪装接近，最终绘制出了一幅关于李泽钜生活轨迹的详尽“情报地图”。
正是凭借这份包含了精确时间点、路线选择、安保薄弱环节等关键信息的情报，张子强才能在深水湾道设计伏击圈，以逸待劳，精准地拦截目标车辆，并迅速控制住局面，最终成功实施绑架，并勒索到了创纪录的10.38亿港币赎金。
另一位核心成员陈某汉，则负责集团运作中风险最高、也最敏感的一环——武器装备的获取与管理。
此人行事低调，沉默寡言，但在非法军火渠道方面却有着深厚的人脉和运作能力。
根据资料，陈某汉利用其在粤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越南边境等管控相对薄弱的地带，建立了一条隐秘的军火走私通道。
通过这条通道，他能够为张子强集团持续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持，包括但不限于苏制AK47自动步枪、威力巨大的手榴弹，甚至还有用于爆破的高性能炸药。
无论是在实施持械抢劫时压制对方火力，还是在绑架过程中恐吓人质、对抗可能的警方营救，强大的武器都是他们敢于铤而走险的重要依仗。
例如，在绑架李泽钜和后续的郭炳湘案中，张子强团伙所使用的重火力武器，据信均由陈某汉负责提供。
更有甚者，在1997年，即香港回归前后，据称陈某汉还曾策划对澳门某知名赌场发动爆炸袭击，企图通过制造大规模恐慌来勒索巨额钱财，所幸该计划因故未能最终实施。
短暂自由后的“重操旧业”
1998年底，随着张子强及其部分骨干成员在内地被捕并最终伏法，这个曾经烜赫一时的暴力犯罪集团宣告覆灭。
作为核心成员的胡济舒、张志峰和陈某汉，因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提供了对侦破其他案件有价值的信息或揭发了同伙的其他罪行，被认定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从而获得了相对较轻的判决，得以免于死刑，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内地服刑多年后，张志峰与陈某汉较早获得了减刑释放，重获了有限的自由。时间来到2008年深秋，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当年已届60岁的胡济舒也刑满出狱。
胡济舒甫一获得自由，便迅速重新激活了他与昔日同伙的联系。
此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经历着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
繁荣之下，各类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也随之滋生蔓延，特别是毒品犯罪，因其惊人的利润空间，吸引着各路铤而走险之徒。
胡济舒决定利用他们过去积累的犯罪经验、人脉网络（尤其是在东南亚一带的关系）以及组织协调能力，“东山再起”，将目标锁定在风险同样巨大但利润更为诱人的可卡因走私生意上。
为了构建新的犯罪链条，他们主动联系上了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的一位颇具实力的大毒枭，此人化名为黄某松。
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着手策划从南美等地组织货源，经由海路运输至中国，再进行分销的跨国贩毒网络。
在运作模式上，胡济舒等人显得“经验老道”，他们沿用了部分张子强时代形成的暗语体系和隐蔽联络方式，试图以此规避警方的侦查。
他们将高纯度可卡因称为“白瓷”，用诸如“茶楼”、“渔港”、“仓库”等看似平常的词语指代具体的交易地点或接头暗号。
资金流转方面，则依赖于复杂的地下钱庄网络进行洗白和转移，以切断毒资与核心成员的直接关联。
在新的毒品犯罪活动中，胡济舒再次扮演起总策划和幕后指挥的角色，将当年组织策划绑架勒索案所积累的“项目管理经验”移植到毒品走私这门新的“生意”上。
“白瓷”生意惊动警方，老巢惊现旧案地图
胡济舒等人自以为隐蔽周密的跨国毒品走私网络，终究难以完全逃脱执法部门的严密监控。
2010年4月，广州海关缉私分局的警员在对黄埔港停靠的一艘来自南美洲的货轮进行例行检查时，一批申报品名为冷冻鱼粉的货柜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通过X光机扫描和人工开箱查验，缉私人员在看似普通的货物深处，发现了精心夹藏的大量白色块状物品。
经过现场快速检测和后续的实验室鉴定，确认这些物品为高纯度可卡因，总重量高达200公斤。
在清理这批被查获的毒品包装物时，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警觉：部分装载毒品的容器或外包装上，印有一个特殊的代码标记——“SA1”。
“SA1”是胡济舒等人在张子强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的内部暗号之一，其含义被解读为“South America 1”，即“南美第一批货”或类似指代从南美洲发出的第一批重要“货物”的代码。
警方据此判断，极有可能是张子强集团的残余核心成员在出狱后重操旧业，并且已经将犯罪触角延伸到了国际毒品走私领域。
专案组投入了大量警力和侦查资源，运用各种现代侦查手段，对与“SA1”相关的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展开了长达近两年的秘密调查。
调查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胡济舒等人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牌罪犯，反侦查意识极强，行踪诡秘，联络方式多变。
警方通过对海量信息的分析研判、持续的监控追踪以及可能存在的内部渗透，逐步勾勒出了以胡济舒为首，张志峰、陈某汉等人为骨干的跨境贩毒团伙的组织架构、活动规律和主要据点。
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警方决定实施收网行动。
二进宫：难逃的宿命与迟来的悔恨
胡济舒、张志峰、陈某汉这三位核心成员再次被捕，面临法律的严惩。
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对于毒品网络的具体运作细节、资金的最终去向、暗号的深层含义等关键问题，大多三缄其口，拒不交代。甚至在庭审期间，他们还试图通过眼神进行交流，对抗审查。
胡济舒，这位团伙的“大脑”，在得知自己可能面临死刑判决时，其反应出人意料。
他竟然向法官提出要求，希望“用张子强同款子弹”执行死刑，声称要“和强哥走同一条黄泉路”。
而一直沉默寡言的陈某汉，当他从庭审中得知，自己的女儿因为吸毒过量已经死亡的消息时，这位昔日冷酷的军火贩子，脸上第一次显露出复杂而痛苦的表情，这份悔恨来得太迟了。
他亲手策划构建的毒品网络，已经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无数生命，摧毁了至少（根据查获毒品量估算）200多个家庭的幸福。
2012年，胡济舒、张志峰、陈某汉等人因组织、领导、参加贩毒集团，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罪名，再次被判刑。胡济舒数罪并罚，最终被判处死刑，张志峰和陈某汉也分别获刑。
参考资料：[1]国信.“世纪贼王”张子强落网记[J].国家安全通讯,1999(4):3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