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之战，1943年5月伊始至6月中旬，是鄂西会战的关键一环。这场战役从湖南北部延伸至长江之西陵峡口的石牌，覆盖了广阔的地域，持续了一个多月，共消灭敌军2.5万人，击落敌机15架。在石牌的五天战斗中，消灭了超过1000名敌军。

尽管石牌之战是中国战场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但它并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类似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石牌之战不具备这样的性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出现类似的转折点。

这种说法可能令人不悦，但在研究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

“斯大林格勒战役”象征着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变，而石牌之战并未扮演这样的角色。纵观抗战历史，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转折点。

包括石牌之战在内的鄂西会战虽然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随后日军通过一系列战役如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等，继续对中国发起进攻；郑州、许昌、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城市相继失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连续的噩耗。

尤其是湘西会战（日本称之为“芷江作战”），在1945年4月发生，距离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仅四个月，日军仍然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美国的《纽约时报》曾评论这一战役“可以看作是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

然而，仅凭这一评论，我们不能自我安慰。当时欧洲战场上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已经投降，而我们只是击退了进攻的日军，继续处于防御状态。

因此，不是中国共产党故意忽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而是它本来就不存在。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全世界的共产党加起来也无法掩盖。

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时期，将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中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仍是战史上的重要篇章，无人能够动摇。

再来看石牌之战的细节。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在表示“与阵地共存亡”的同时，也在江边秘密准备了小船，以备不时之需。

在战斗最为艰难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战局已无法维持，已经下达了撤退命令，却意外接到后卫部队的报告，称日军在夜间已经悄然撤退。于是他立即撤销了撤退命令，并报告重庆“石牌大捷”。

不了解这些历史背景，仅凭一两篇文章就试图“恢复历史真面目”，同样是脆弱的。我们讨论这些作战指挥层的犹豫和动摇，并不减少石牌之战中中国军队官兵的英勇作战和牺牲精神，他们同样是中国人民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这些讨论是为了说明我们过去在描述历史时过于理想化，今天想要呈现一部公正的历史，不能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

关于石牌之战与平型关之战的比较，前面已经提到，理解了石牌之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就会明白两者歼敌人数基本相同，都是1000多人。如果有所不同，那么有以下几点差异：

平型关之战是一天内歼敌1000多人，而石牌之战是五天内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之战发生在1937年，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胜利，当时国内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普遍；国际上，美英保持中立，德日步步紧逼，中国处于空前的孤立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以简陋的装备和长期饥饿的官兵状况取得平型关胜利，对于提振国人士气，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43年的石牌之战是中国战场上的一个显著胜利，但那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此时二战已经全面爆发，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的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援也大量进入中国。

在石牌之战中，中美空军对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了40多门150毫米口径的美式重迫击炮，一次作战就向日军发射数千发炮弹，仅几个小时就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之战的八路军是不具备的，他们只能依靠子弹和刺刀，进行一对一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