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下们一提起陈昌浩，个个都满怀深情，但这深情里又夹杂着一丝复杂的情绪。
陈昌浩身为他们的首长，那可是个超有个人魅力的将领，满是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情怀！作为他们的恩师，也是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陈昌浩带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总是冲在前面，从来都不害怕。
他以前跟开国元帅徐向前一块儿打仗，那真是厉害极了，打哪儿赢哪儿。他手底下，也出了好些个特别牛的人物，像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这些人。可他自个儿却躲到幕后去了，到了晚年，看见以前的部下就道歉，就这么在愧疚当中度过了余生。这到底是为啥？
1905年10月，陈昌浩在湖北汉阳的一个小村庄出生。
他打小就既聪明又好学，还特别勤奋努力，成绩总是排在前面。1924年的时候，陈昌浩考进了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在上学期间就接触到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很积极地带着学生上街游行，去支援工人运动。
1927年的时候，陈昌浩在党内表现特别优异，就被送去莫斯科培养，他可是作为第三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去的。
三年之后，陈昌浩在国外学习结束回国了，到上海青年团搞地下工作去了。
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倒水河的河滩那儿，鄂豫皖红军可是主力，就这么组建起了一支超有力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队伍。这支队伍，后来就成了咱们国家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里的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总部是由原红4军改编而成的，总指挥是徐向前，总政委是陈昌浩。陈昌浩当时才24岁。
陈昌浩才24岁，还是个“文官”，可他在方面军中那威望可不得了！他出门进门经常骑着高头大马，身上还背着20响的盒子炮。说真的，他只要一招呼，那响应的人可多了，那派头十足。就连军中出了名脾气暴的倪志亮，见了他都得让着点。
倪志亮在方面军里当总参谋长，他可厉害，不过脾气也不小。他身边的警卫要是犯了错，他就爱拿枪吓唬人，朝着犯事的部下脚边就开枪，每次都把人吓得够呛。
有一回倪志亮把电话打到前线，刚开始没听出来接电话的是谁，张嘴就习惯性地来了句：“你个狗日的……”结果对方马上“啪”地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一下倪志亮气得更狠了，直接破口大骂起来。没过多久，陈昌浩就带着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上来就对着倪志亮一顿臭骂：“倪志亮，倪志亮，你个王八蛋，连我都敢骂！”
倪志亮当时一下子就没了气势，赶忙认错。
红四方面军刚成立那会，蒋介石带头的集团军就在鄂豫皖苏区旁边瞅着，想找机会下手。可是，他们兵力不够，老半天都没能把兵力部署好。
徐向前想趁着这个好机会，大胆地采用进攻策略，第一个要拿下的地方就是黄安城。
国民党的69师守着黄安城，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咋地，可在这儿修了好多工事，防御体系整得挺完备。而且这地儿地理位置老好了，麻城、黄陂、孝感周边的守军还能相互策应。
黄安城离鄂豫皖苏区中心特别近，就被根据地和游击区给包围着，它有多重要就不用多说了。所以，徐向前就把这儿当作第一个目标了，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长时间围困它，一点点削弱它的力量，创造出攻城歼敌的条件。
围城都围了40多天，守城的敌军那可真是弹尽粮绝。没辙了，只能拆老百姓的房子当柴火烧，把猫鼠都宰了吃，就这也饿得不行，肚子都瘪瘪的。
攻城的时候到。
12月22日夜里，红军朝着黄安城展开总攻，刹那间炮声震耳欲聋，到处都是硝烟。
就在这个时候，天边老远的地方飞过来一架战机。
战机的呼啸声由远而近，朝着黄安城守军的上空疾驰而来。守敌本以为是自家的补给来了，都从工事里跑出来，打算哄抢物资，哪成想等来的却是传单和炮弹，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
他们本来想着，红军就只有“小米加步枪”，怎么可能会有飞机这么先进的装备？结果被打得猝不及防，等看清飞机机身上的“列宁号”，才晓得是上当了。
嘿，他们预想的还真没错。红军当时就只有一架战机，这架战机本来是四川军阀刘湘的，结果阴差阳错地就被红军缴获了。
陈昌浩就是个“文官”，像他这样政工干部还亲身上阵杀敌，那可太少见了。而且他还坐刚缴获的“列宁号”，也不怕驾驶员叛变把他卖给国民党。
他一只手举着枪，指着跟着“列宁号”一块儿被俘虏的驾驶员龙文光，另一只手捡起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扔。他搞这种高空奇袭真是出其不意，都把自己的生死抛到九霄云外了，这胆量和见识，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没多久，黄安战役就以我军取得巨大胜利而结束。在这一战役里，我军总共消灭了敌人1.5万多人，69师的师长赵冠英和好几万官兵都被俘虏了，还收缴了7000多支枪、10多门迫击炮以及一部电台。
红四方面军一开始打仗就能获胜，这可多亏了徐向前，他能按照敌人的情况特别精准地制定军事策略。还有陈昌浩，他搞的高空奇袭也超厉害。他俩合作得那叫一个完美，就像一起奏响了一曲胜利的凯歌。
1932年初，蒋介石那家伙“贼心”不改，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从各个地方调了10万多人的兵，都集中到皖西这块儿，就想着把我军在苏区给围起来消灭掉。
我军当时就3万兵力，对方人比我们多，兵器装备也比我们强，这形势可不太妙。
方面军军部马上就在安徽六安的独山镇开军事会，军部里团长级以上的干部还有地方独立团的团长都参加。
面对强大的敌人，徐向前沉着冷静，把敌军的军情仔细分析了个遍。
蒋介石的集团军把前哨站点设在六安的苏家埠，让46师的岳盛暄带着部队驻扎在那儿。
苏家埠西边紧挨着淠河，水陆交通都挺方便的。敌军把这儿当成了一个重要的枢纽，在四周一共安排了6个旅、12个团。他们的部署范围西起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北到六安城，南至霍山。要是有援军的话，会从北部的六安、霍山，还有东部的合肥、蚌埠这两条路赶来支援。
徐向前经过细致分析后，提出了“围点打援”的法子。就是围住敌军的几个驻点，把他们驰援的路给切断，再拿这几个驻点的敌军当诱饵，把援军引到陡拔河以东的地方聚在一块儿，然后一下子把他们都消灭掉。
春末的时候，各地的独立团长都带着自己的部队去围攻敌人的据点，主要就盯着苏家埠和韩摆渡这俩地方，把那座城围得严严实实的，就像铁桶一样，连水都渗不进去。眼瞅着就要没子弹、没粮食了，46师的师长岳盛暄那叫一个着急，天天给上级发电报，求增援，要补给，可左等右等啥都没瞧见。
4月下旬，岳盛暄那边告急的情况终于被重视起来了。蒋介石这边到处凑人，好歹凑出了大概2万多人。然后他指定自己军团里嫡系7师的师长厉式鼎当皖西集团军的总指挥，让厉式鼎从合肥出发，朝着苏家埠那边去。
精兵强将气势汹汹地杀过来，国民党军这边又在胜利的天平上占了上风。
就拿三万兵力去跟十二万人马打仗，这能打赢吗？好多人心里都直犯嘀咕。有些红军将领干脆就提议，要不先往后退退吧，这样还能保存实力。
徐向前非要打这一战。他是个老将了，对这一仗的结果心里多少有点底。不过这仗能不能打，徐向前可不能自己说了算，陈昌浩的态度那是相当关键。
于是，他就去找陈昌浩，一起分析敌情了。
敌军大老远跑来，这15个团是拼凑起来的，内部的编制乱得很，也不一定都会听厉式鼎一个人的话。再说了，在这个临时凑成的军团里，只有厉式鼎的第7师没被红军狠揍过，他们特别容易犯轻敌的毛病。
还有，咱们的军队是以逸待劳。这几十天的围城战里，已经修了好多特牢固的工事，防御体系那叫一个完善。就盼着一股作气把敌人给消灭掉，这时候可不能退缩。
徐向前提出要打，陈昌浩特别支持这个意见。他不管别人怎么反对，都把暂退的意见给有理有据地顶了回去。
徐向前得到老战友的大力支持，这仗打得特别漂亮。红军一路势不可挡，在陡拔河以东大获全胜，一下子就歼灭了3万5千多敌人。厉式鼎和他手下5个旅长、11个团长都被抓住了，还俘虏了2万多敌军，收缴了1万2千多支枪。
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又要把一场以少胜多的辉煌战役写进历史。好多老将都讲：“要是没有陈昌浩总政委的支持，就不会有苏家埠大捷！”
可祁连那场仗一打，他差不多就没能力再打仗了。
陈昌浩回到延安后就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曾经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红军将领，现在只是中宣部的一名普通科长。可他一点不甘心的念头都没有，就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把自己过去的荣耀和风光全抛到脑后了。
周末的时候，张琴秋就会去陈昌浩住的地方看看他。有时候有空了，像王树声、李先念这些老部下也会到那儿去。
这时候，小小的窑洞里满是欢声笑语。要知道，以前在河西走廊行军的时候，这样平静的时候可不多见，所以他们就觉得特别满足。
没过多久，陈昌浩因为劳累过度，胃病老是犯。延安的医疗条件不咋好，很难把他的病治好。
1939年的时候，中央下了个决定，同意陈昌浩带着儿子陈祖涛跟周恩来总理一块坐飞机去苏联治病。
要走的时候，张琴秋来送行了，他俩那是难舍难分。
去苏联的飞机，要在新疆乌鲁木齐转机，然后才能飞到阿拉木图，接着再坐七天七夜的火车，这样才能到达莫斯科。
苏联那边和共产国际特别欢迎陈昌浩的到来。在他们的照料下，陈昌浩很快就住院接受治疗了，还被安排住进了共产国际分配的柳克丝公寓。
当时才11岁的陈祖涛，就和刘少奇的子女、高岗的儿子一道，被安排住进了莫斯科第二国际儿童院。他们在那儿过集体生活，一块儿学俄语。
1940年的时候，周恩来病好要回国了。临走前，他专门写了个条子，托人带给陈昌浩，跟他说从疗养院出来就能回国了，让他放心。
谁能想到，国际形势变得可快了。到苏联没几年，德国就对苏联发动进攻，战争又开始了。
1941年的时候，苏德战争一下子就爆发了，莫斯科情况紧急。
陈昌浩跟着侨民撤到了一个名为科坎多的小镇。
当地有采石场和工厂，没什么需要高端技术的岗位，出卖劳力就能换来温饱。陈昌浩就下矿了，每天不是采石头就是背石头。因为战局影响，得到的就只有一点黑面包和土豆，不过好歹能填饱肚子。
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地过着，苏联那地方纬度高，一到冬天冷得能把人冻成冰疙瘩。而且一直都吃不饱饭，还得干重体力活，陈昌浩的胃病又犯了，犯病的时候有时候疼得厉害极了，可遭罪了。
工友们特别心疼这个外国友人，可大家都是穷苦人，没地儿能搞到药，就只能给他说个土方儿，说当地有炼油厂，喝刚榨出来的热棉子油能治胃病。
陈昌浩实在没辙了，也只能病急乱投医。哪成想，吃了三个月的药之后，胃病居然再也没犯，就连检查的医生都直喊奇迹。
多年之后再聊起这事，他还跟兄弟提到以前在苏联的时候，胃特别痛，难受得不行，连续喝了三个月的热棉子油。他笑着讲：“嘿，没想到饿一饿还能把病给治了！”
1943年，德国法西斯对斯大林格勒发起全面进攻。陈昌浩，他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原来的中国红军政委，这时候他第一次提出要到斯大林格勒去参战，不过没得到批准。
在这时候，十万字的《列宁文选》翻译出版，这可给我们党带来了超多的精神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这些人的宝贵著作，经过他的翻译，就像搭起了桥梁一样，被送到了解放区军民的手里，也成了我们军队的精神支柱。
翻译的时候，陈昌浩发觉以前的《俄华辞典》越来越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了。30年里世事变化多端，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方面，都冒出了数不清的新鲜事物。中苏两国人民特别需要一本新词典，好让它成为大家学习彼此语言的桥梁。
陈昌浩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后，就每时每刻都盼着能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
1952年的时候，郭沫若到苏联去进行国事访问，正好赶上《俄华辞典》有了清样，就顺路去看看陈昌浩。
郭沫若回到寓所之后，写了十几张题词。等晾干了，他就交给陈祖涛，让陈祖涛带给陈昌浩。还有，后来出版的《俄华辞典》，那上面的题字也是郭沫若写的。
可是，都快13年了，基本上没什么音信往来，组织就批准了陈昌浩和张琴秋的离婚申请。不过，张琴秋对留在国内的陈昌浩的前妻和孩子还是特别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
陈昌浩在苏联，那时候国内老是打仗，通信都断了，想知道点消息简直比登天还难。他一封接一封地写请求回国的信，可得到的回应少得可怜。没办法，他只能干着急地等着，等中央什么时候需要他了，把他召回去。
那时候，张琴秋去了莫斯科好多次参加活动，这样陈昌浩才了解到国内的情况。蔡畅路过莫斯科的时候，还专门去看望他了，他也多次向蔡畅表达想回国的想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消息传到莫斯科，陈昌浩特别高兴，立马就给弟弟陈昌濬写信，又一次说出自己想回国的想法：“我在这儿工作好多年了，可老是觉得自己干的事儿太少了。我特别想回国工作，说不定在国内工作会更有用……先念、德峰同志在武汉，你写信的时候代我问个好……”
1952年春，陈昌浩终于能够踏上回国之旅了。
刘少奇主席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向来生活作风简单朴素的徐帅破了例，在自家摆了一桌家宴，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又聚到了一起，张琴秋也收到了邀请。
那些将军们，都经历过生死分别。他们阔别了好多年，头发都悄悄变白了。现在老首长回来，他们就一个劲儿地举杯庆祝。大家欢声笑语的，就好像又回到了那热血沸腾、激情似火的日子里去了。
跟前妻面对面的时候，陈昌浩心里既有愧疚感，又觉得挺尴尬的。
他紧紧握住张琴秋的手，一个劲儿地说：“琴秋，我让你遭罪了，……是我对不住你！”张琴秋却一个劲儿地摆手，特别大度地说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要是还没释怀，今天她也不会到这儿来的。
虽然从历史舞台上渐渐淡出了，但金子总会在别的地方发出耀眼的光。
陈昌浩早就不在前线了，被安排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么重要的职务。但每到午夜梦回的时候，他还是忘不掉曾经跟在自己身边的那些部下，心里对他们满是愧疚。
1962年5月，陈昌浩总算回到了离开五十多年的湖北老家，见到了家乡的乡亲们。
在武汉军区和市委任职的陈再道、宋侃夫，一听到陈昌浩回到家乡的消息，就领着一群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前来迎接。
好些年过去了，老首长在他们心里，还是那么有风采。平常聊起以前老首长那些英雄事迹的时候，个个都对这位老领导特别敬佩。只是，每次说到最后，都会叹一口气。
现在历经风雪回来后，他在席间站起来，朝着曾经的部下敬了杯酒，然后道歉说：“祁连兵败这事儿，我陈昌浩有着推脱不了的责任。……这些年来，每次一想到那些把鲜血洒在荒丘的英灵，我就像被万箭穿透了心一样难受。……以前我对不住毛泽东，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过党和中央原谅了我，让我去学习，提高自己。这可绝不是什么外交上的空话，是真心话。”
讲话的时候，他好几次都哽咽了，还深深地鞠了三次躬，那满脸的愧疚，任谁都能看出来。
1967年的时候，党中央在八宝山给陈昌浩办了追悼会。这追悼会是由他的老战友徐向前来主持的，像李先念、王震等500位老战友都来参加这个追悼会。
悼词里这样说：“陈昌浩同志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忠诚无比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这一辈子，就是革命的一辈子，是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