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我和路毅、叶叔寒两位同志乘上了北上的列车。为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比我早一些时候就来到了太原。在一个多月前，我还收到他们寄来的、在太原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的照片。
一踏上太原的土地，我们立即感到耳目一新，所见所闻，是满街的抗日标语，此起彼伏的抗日救亡歌曲；一队队开赴前线的八路军战士，一队队街头宣传的青年学生。我们三个长期被压抑的青年，一下子置身于这样火热的抗战环境中，不禁为之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以至热泪盈眶。
很快，我们也投入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怀抱——军政干部训练班十一连(女兵连)。那些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姐妹们，她们象迎接亲人一样地欢迎我们这几个来自武汉的小妹妹。当我第一次脱下旗袍，穿上军装时，激动、自豪、骄傲之情充满了我幼稚的内心。
女兵连的军事、政治训练虽然已经结束，但为适应备战的需要，女兵连派出一部分女战士去陆军医院学习救护，我也被编在护士班里。紧张、愉快的训练生活便从此开始了。每天上午要到陆军医院听课和实习。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鲜血的女孩子，第一次进到医院的手术室，我真紧张极了。面对伤兵们血肉模糊的伤口，我立即面色苍白、两手发抖，眼睛简直连看也不敢看，但抗日救国的志愿使我强迫自己坚强起来。否则，没有真本事，怎么去为前线服务呢？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克服了胆小害怕心理。
每天晚饭后，国民师范院内各连队此起彼伏雄壮的救亡歌声，总使人兴奋不已。我们往往是流着热泪来唱《五月的鲜花》、《九·一八》小调的。最使我难忘的是音乐家吕骥经常教我们唱歌。吕骥那高亢的男音，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教唱的歌曲，今天我仍能吟唱。
在薄一波为首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党和阎锡山结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所以，在太原，在这里从事抗日活动是公开的，爱国青年像潮水般地涌向太原，当时的太原，群众称为“第二个延安”。
山西省牺盟总会组织了一个“前线慰问团”。慰问团将奔赴炮火连天的前线——百灵庙去慰问那里的抗日将士。连里选派杨蕴玉、陈桂和我参加了慰问团。
山西的人民爱国热情高涨，许多人节衣缩食为抗战捐款，慰问团用这些钱买了几卡车慰问品，准备到前线。慰问团里共有五位女同志，和我最要好的是一个叫陈桂的女华侨，她是广东人，身边还带了一架照相机。
沿途凡有驻军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慰问。战士们一个个整装待发，战斗情绪激昂，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感人至深。一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北方前线挺进。战士们个个神情严峻，精神饱满，表露出他们是一支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部队。从他们臂上的袖标上得知，这是八路军，也就是苏区的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像慰问亲人一样慰问了他们。看着他们一刻不停地、争分夺秒地开赴前线，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慰问团到了大同。听说离大同三十里的云岗住了几百伤病员，我们便带着慰问品向云岗进发。在每个病室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慰问歌曲，嗓子都唱哑了。
这期间，我们慰问团会见了杜重远，他曾是《新生》杂志的主编，因一篇《闲话皇帝》得罪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子，饱尝了几年牢狱的滋味。抗战开始后，他出狱来到长城以北、烽火连天的前线，为保卫祖国而战。
慰问团行进到大同时，正赶上日寇对大同居民区进行狂轰滥炸。慰问团的全体同志们不顾个人安危，敌机刚过就马上冲入居民区，从炸塌的瓦砾中抢救受伤的群众。看到这些无辜的死者和伤者，我们心中燃烧起愤怒的火焰。带着照相机的陈桂同志拍了很多照片，把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慰问团充当了临时救护队，尤其我们几个女同志在训练班学的那些护理卫生知识，全部用上了。
离开大同、云岗，慰问团继续向北前进，到达平地泉。这里住着一些在绥远战斗中负伤的战士。在慰问的同时，我们与战士们拉家常，听他们讲述动人的战斗事迹。记得我曾代笔为一位姓张的战士写过一封家信。他是河北人，结婚不到一年，他们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他就上了前线。许多类似的情况和很多战斗事迹，常常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慰问团继续北进到达归绥。这个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前线省的省会，一切都呈现着战争状态。国民党的抗战将领傅作义将军坐镇这里。他在百忙中会见了慰问团。会见时他一再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们代表山西人民向他及他的部队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和崇高敬意。
当慰问团要继续北上时，南口战事吃紧，百灵庙失守。牺盟总会指示慰问团立即返回太原。这样，我们立即离开归绥，乘车回到大同。由于此时同蒲路忙于军事运输无车可乘，我们即步行到怀仁，再乘车回太原，结束了这次慰问。
回到太原，十一连已经结束分配，我找不到组织。幸好我二姐陈博咸还在。我俩商量，决定卖掉已随决死队大军挺进五台山的哥哥陈奎临走时留下的金戒指，转道投奔延安，开始了新的革命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