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8日，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北平香山迎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见面毛主席就说：“欢迎公司董事大驾光临！”。
你知道这个让五大书记一起迎接的客人是谁吗？就在上山之前，毛主席还特意交代前去接待的警卫人员，不要催促，车要开慢点不要颠簸，上山要用藤椅抬着慢慢走！他就是中共一大召集人和组织者，党的创始人之一，理论界的鲁迅。
少有才气两赴日本留学
李达少有才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六岁上私塾，十五岁考入永州中学，获得公费待遇。1909年秋，李达考入京师优级师范，这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由于科学不发达。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民的觉程，才能国富民强，于是他“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心。
1911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他返回故乡。次年，他到祁阳中学教书半年，又就读于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两个月后，因缺乏食宿费，转人湖南优级师范。这时，他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放弃'教育教国’理想，主张“实业救园’”，“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
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公费生。在东京读了一年，因患肺病辍学回国。在家与一位中医师合办“博记药店”，治好了肺病，1917年春，他再次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帝国大学预科)学习理科。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军队开入东北全境，还要对占领军“尽力协助”、“供给兵器和军品”。“交换军事地图和情报”。李达作为是湖南留日学生代表、救国团的主要成员，参加了留日学生罢课回国抗议活动，并作为先发队的领队之一，于5月7日晚偕同王希天、阮湘等十一人乘轮船回国，13日下午抵达天津，次日赴京后李达等立即到北京大学与学生领袖许德珩等人商议。据许德珩回忆说：
“我第一次认识李达是1918年，他带领一百多名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时候。当时，我是欢迎他们的北京大学学生首席代表”，“五月中旬，我们和他们的代表李达、黄日葵、龚德柏等人见了面，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开了欢迎会。”那次留日学生赴京教国团“为首的就是李达，当时号李鹤鸣。”
经过几天的奔走呼吁，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北大、高师、高医、高工、农专、法商等校学生约二千余人，在5月21日共同发起了向段祺瑞攻府的请愿示威运动。这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遍及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准备，“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
党的创始人之一因陈独秀愤而退党
1920年夏，李达离开日本“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在上海他与陈独秀交换了意见，立即投入组党活动。陈独秀留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李达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在上海博文女校参加领导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也以博文女校和《新青年》社作为掩护进行秘密组党活动的场所。
1921年2月开始李达代理书记，直到一大召开。在此期间，他担任主编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系统的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息，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恩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谈到建党问题时，高度赞扬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并设法将其中一些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在一则《通知》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个刊物。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夫，到上海和李达、李汉俊晤谈，李达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并担负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大会期间，他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在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的宣传主任，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党的二大上，因与张国焘有分歧，李达愤而辞去党的职务，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专心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1922年秋，李达偕夫人携带不满周岁的女儿由沪返湘，与毛主席一家同住清水塘。他与毛主席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负责主持招生工作，他亲自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教学资料，印发学员，人手一册。
1923年夏，李达由湖南到上海与陈独秀再次商谈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还没等李达把话说完，“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认为李达在长沙不参加示威游行，没有资格作主张，甚至威胁道：“违反党的主张，要开除！”李达也很气愤，针锋相对地说：“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把你这个草葬英雄作领袖！”事后，李达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受了这样的刺激，顿时凉了半截”，“心里想，象这样的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领袖，前途一定无望”，“我当时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
由于李达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以解决自己同陈独秀的意见分歧，回到长沙后，愤而中断了同陈独秀的联系，是年秋，正式离开党组织。
脱党不脱离战斗曾劝冯玉祥抗日
李达脱党以后，湖南党组织没有因他脱党而嫌弃，有什么工作仍叫他做。他除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外，还协助党组织做一些工作，常常向长沙党组织的负责同志推荐进步学生入党。毛主席、李维汉等，待他如党内的同志一样。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李达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邀请，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事宜，代理恽代英任该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到校后，他任政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也向学生讲授社会科学概论。
1927年春，总政治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由邓演达主持，李达与恽代英任常委。在此期间，李达还到毛主席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毛主席还曾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
同年3月，毛主席要李达回长沙与谢觉哉、夏曦、郭亮等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校，由唐生智遥领校长名义，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育长。“马日事变”后，李达接到党组织通知，转移到家乡零陵躲避，9月秘密转移至武汉，由李汉俊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在许德珩的资助下带家眷连夜逃往上海。
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引诱他去给南京卫成司令谷正伦担任顾问，被他一口回绝，汪精卫、陈公博企图拉他加入改组派，他也坚决拒绝。1929年上半年，上海法政学院三次请李达任教，他都未去。但是，当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通知他说：“这是党组织同意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前往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
1930年秋，他又应聘暨南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应暨南大学进步学生邀请，讲演有关当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问题，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都被打断了，住院治疗达七个星期之久，右臂还不能动。他出院后，一面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右臂，恢复写作能力，一面继续利用讲课和学生个别来访，宣传革命理论。
1932年5月，李达受党组织之托，到泰山给冯玉祥及共身边入员“讲授列宁主义”。冯玉祥给予高度评价，说李达是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
1933年5月，李达再次受党组织的委托去张家口为冯玉祥讲学，借此机会和他谈起抗日救国问题。冯说：“抗日必须联俄。”李说：“联俄必先联共。”冯反问：“联共如何联法？”李答：“我可以转达北京的党组织派人来找你面谈。”冯表示满意。于是李达写了一封信托人转给北京的地下党组织派人到张家口去。几天以后，李达将党组织派来的人领去同冯玉祥见面，他就回到北平教书去了。此后不久，冯玉祥在张家口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扔不忘战斗
1938年2月，李达被聘为广西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1938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邀李达同去重庆。在重庆李达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并为他及其研究室人员讲辩证逻辑,还代邀黄松龄、邓初民讲经济学和政治学。李达同在冯玉祥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赖亚力一道推动冯玉样同共产党合作。
1939年9月，李达离开重庆，并留有长信给冯玉祥，劝他退出国民党，专事抗日民主运动，还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邓初民回忆道：
“冯将军读过此信后，把有些地方加以浓密点，有些地方还加上顶批。说道:'这里算得我的言宝典，我要置之座右，我要终身不忘’，然而，李先生去志甚坚，冯将军虽嘉其言而不能留。”
李达返回桂林，因被广西大学解聘而失业，被迫在七星岩附近的祝圣里摆杂货摊为生。是年初冬，周恩来由重庆拍电报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曹瑛，让其前往看望，给以政治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接济。
1940年秋，李达应聘到广东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又被国民党教育部直接电令解聘。主持该校教务的林励儒因不同意解聘李达，也被免职。李达只得返回家乡零陵。1944年8月，零陵沦陷，他同妻子石曼华背井离乡，逃往道县瑶山避难。途中遭土匪抢劫，粮食、衣物、被褥均被洗劫一空，包括他长期辛勤写作的手稿和珍藏多年的毛主席在延安给他的亲笔信。他们一家住破庙，吃野菜，东躲西藏达一年之久，几乎饿冻而死。
为湖南和平起义做出巨大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李达回到家乡，仍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毫无行动自由。家境也很困难，“不得不靠卖酒谋生"。1947年初，李达经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协助，由友人李祖荫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学校当局对他规定“三不准”，即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演讲，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并把他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速捕的对象。
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李达受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策反工作的余志宏委托，做程潜外围高级人士的动员工作，李达做通程潜的高级顾问方叔章的工作后，以他出面约请便宴为名，于1948年11月19日，在岳麓山桃子湖方叔章的住宅，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座谈会。应邀出席的除了李达、余志宏以外，还有湖南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程潜的族兄弟、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星龄，民盟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大教授伍意侬。
这次座谈使程潜大受影响。据肖后来回忆：“他(指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也频频点头表示赞赏，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路好走了。”程潜决心起义，要求和湖南地下党组织联系，李达立即通过余志宏报告省工委书记周里。中共湖南省工委也通过李达向方叔章转达党对程潜的要求，程潜得知后表示全部办。
1949年4月，程潜派人向李达暗示，特务机关即将速捕他。4月16日，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安排之下，李达由李梅彬、陈力新护送北上。本来，1948年初，毛泽东曾三次电报指示华南分局设法护送李达到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带信给李达。这封密信写的非常巧妙：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
只是那时未能成行。这一次，李达化装离开长沙，4月20日秘密抵香港，5月14日到达北京，见到了毛主席等人，5月18日他和毛主席做了彻夜长谈，并留宿在毛主席床上。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在教育和理论战线上又战斗了17个春秋。他先后担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武汉分院院长。
1966年8月24日，李达逝世，终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