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宝岛网友从清宫文档中汇总、辑录出不少奏折和朱批，让很多人对皇帝的日常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并不是花费在军国大事上，每天起早贪黑大多是在处理送书、进献水果、请安、报雨等等“垃圾”信息。
是什么原因让清朝中枢出现这种怪异现象，难道当时朝堂上下大多数时候都无所事事么？
“奏折”是康熙朝才出现的朝廷公文形式，相对于常规的题本（公事）和奏本（私事），其最大的区别是保密性更高。奏折不经通政司、内阁等部门，由上奏人直呈皇帝乾坤独断。所以奏折与其说是一种公文，不如说是皇帝和各地官员之间的“私信”。
了解了奏折的基本作用，我们再通过几个事例来了解那些“垃圾”奏折产生的原因及其原本的用意。
爱送水果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
觉罗满保不仅频繁的上奏康熙请求进献台湾的芒果、西瓜等，还多次上奏请求进献芒果树。不是觉罗满保偏爱水果，也不是单纯的拍马屁、刷存在，他还有着更深的用意。
当时朝廷对台湾有一种看法“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康熙有一阵也持这种观点）。历朝历代准备放弃某块偏远属地时，最初的措施都不是撤军，而是停办采买和进贡，例如明朝放弃安南、缅甸诸司等。
因此觉罗满保进献土特产、要求赐西瓜籽耕种，就暗含地方归化朝廷的政治寓意。康熙不厌其烦地接受进献，也是向朝野内外宣告，皇朝绝不放弃台湾。
唯今秋台湾雨水不调，故生长似有不足。今特派人赍捧御览。叩请圣主施恩，复赐大内西瓜籽，六月带往台湾谨种。为此谨具奏请。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另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献”是一种特权。
在清朝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向皇帝上贡的。一般只有亲王、郡王、贝勒、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以及地方督抚、提督这种高级别官员才有资格进献，而且还有次数限制。所以觉罗满保进献的不仅是水果和果树，还有自己的荣耀和忠心。
明清两朝非大事基本不会宣召封疆回京，被叫回来的不是嘉奖升迁就是要治罪。因此手握大权又长期远离中枢的封疆们，没有不惶恐的。有没有人在皇帝面前诋毁自己，皇帝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了 ……
所以封疆们进献除了讨好皇帝，也是在“询问”皇帝态度。皇帝接受或者不强硬拒绝进献，实际是在安抚封疆 -- “放心，朕仍然信任你”。这就是觉罗满保隔三差五要求进献，康熙即便是有点烦了，也只是温和回复“不需再献”的原因。
请安能手杭州织造孙文成：
打招呼问候身体状况是国人传统礼节，但向皇帝“请安”就不是谁都能做的了。它也有着严苛的门槛，地方上只有督抚、织造、提督一级的官员才可能有资格。毕竟皇帝的身体状态是皇朝的头等大事，一般人别说“问”，连“想知道”都会被视为一种“欲不轨”的行为。
有资格问安的人，也会被皇帝分成三六九等。关系亲近的可以随时问安，关系普通的每年只能在特定的时候问安（过年、皇帝生日等）。
孙文成是上三旗包衣出生（相当于皇帝个人的家奴），深受康熙信任，因此拥有随时请安的资格。雍正登基后，为了刷存在以及和新皇帝建立良好关系，他化身成为“请安能手”。至雍正五年去职，孙文成每个月至少请安一次。
虽然雍正看不上孙文成，但在将其驱赶离职前，不仅不取消他的请安资格，还默默“忍受”他的请安轰炸。原因是“请安”除了问候，还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功用。
康熙将自己的三个心腹（孙文成、李煦、曹寅）派往江南出任织造，除了让他们替自己看管好财源地，还有在江南安插密探的用意。
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沉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朱批李煦《请安折》
“请安”某种程度被康熙演化成了专属皇帝的密报系统，有资格请安的人，也相当于皇帝安插在各处的密探。例如让康熙非常不放心的熊赐履，退休后就是曹寅在监视，并通过请安折将熊的一举一动密报于康熙。
雍正不喜欢自己父皇的三个心腹，但很喜欢康熙建立的这个密报系统。他将这个系统进一步扩大并系统化，最终在他儿子手上成长为辅助皇权走上巅峰的“密折制度”。
因此那一句句“跪请皇上圣躬万安”之后，是一条条不会现于朝堂的密报。这既让皇帝多了一个获取消息的渠道，也给官员们套上了一层枷锁并让他们更加畏惧皇权，这种威压让雍正的亲信大臣张廷玉都感慨“万事万当，不如一默”。
这才是皇帝们不厌其烦的答复“朕安”的真实原因。
报雨达人直隶总督赵弘燮：
直隶是拱卫京师的要害之地，重要且敏感。因此直隶总督也被称为“第一封疆”，不是皇帝心腹是不可能得到此任命的。按理说赵弘燮没什么必要在康熙面前刷存在感，但赵弘燮却把“报雨”这事玩到了极致。
据学者统计康熙一朝他报雨水情况42次（河南、直隶两地），比位列二三的李煦（23次）和曹寅（16次）的总和还多。就算他不嫌烦，康熙也不嫌烦么？
皇帝不但不嫌烦，而且这事儿还是康熙自己要求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一个地方的雨水情况往往会决定当地的收入和支出。雨水适当则丰收，朝廷税赋有保。旱涝不仅会导致歉收影响税赋，严重的时候，朝廷还得倒贴钱粮来赈济灾民、维修水利。
因此康熙在各地指派专人向他定期汇报雨雪等情况，康熙则依据各地上报的“晴雨册、晴雨录”等来预估地方收成以及粮税情况。我们现今觉得无聊的报雨，对于当时的朝廷和皇帝来说是很重要的信息数据。
而且皇帝除了通过雨水预估收成外，还要通过雨水情况来遏制地方官员的贪腐。
过去朝廷很难实时掌握地方情况，信息的不对等让大权在握的朝廷和皇帝，面对地方事务时常又处于被动地位。而地方官员常常利用这一点，通过“报灾”骗取朝廷的赋税减免，为自己捞取“护民爱民”的官声，甚至贪墨朝廷下发的赈济粮款。
一地是不是真的受灾歉收，具体的灾情有多严重。是需要蠲免赋税，还是调拨赈济粮款，不详细调研清查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而朝廷恰恰缺乏相应人力和管理能力，以高效的核验这类信息。
注：乾隆朝的“王亶望案”就是甘肃官员以“旱灾”为名连续几年骗取朝廷赈济钱粮。后乾隆因一份“大雨误期”的军报，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如果完全不信任地方，不核查清楚前不决定，耽误了赈灾搞不好要激起民变。但盲目的听信地方，又可能被官员们欺瞒、骗贪赈济粮款。所以皇帝就换了一个办法，通过对比历史雨水、收成记录，来评估灾害状况。因此对于康熙来说，赵弘燮的频繁报雨不是无聊找事儿，而是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今所认为的一些“垃圾”奏折，在那个年代并不垃圾，反而是皇帝统御皇朝的重要手段。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反差，仅仅是我们当下的制度、技术、管理能力等已远胜于当时的皇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