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作为两部不朽的巨著。

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时，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女性的自我价值普遍被贬低。

然而，在这种贬低中，两部作品又呈现出怎样的差异？

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创作意图，导致了这些女性形象的异化？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两部经典，探索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

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下，女性没有社会舞台，局限于家庭的狭小空间中，自我价值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众多女性，因为乱世的社会文化背景，她们的生存环境不再局限于家庭，和社会有了较为深广的沟通，在社会舞台上有一席之地，甚至于有所作为，但她们依然是男性的附庸，依然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和能力，依然是自我价值被歧视、被压制、被贬低的群体。

两部小说中贤德有能的女性人身关系上几乎都有可以依附的男性，她们因为道德和才能得到肯定和赞誉，但她们自己的名字却湮没无闻，称呼上冠上父系的姓氏或者夫家姓氏，然后依据和男性关系中的身份认定，而获得行世的称呼。

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徐母、甄氏、孙夫人等，以及《水浒传》中林冲夫人林娘子、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等。

显贵如孙权妹妹孙夫人，在《三国演义》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当她们所依附的男性没有能力保护她们时，依然避免不了悲剧性的人生结局。

如《水浒传》中林冲被发配沧州后，失去林冲保护的林娘子面对高衙内的威逼利诱无计可施，只能选择自缢身亡。

两部小说中身份低下、道德败坏的女性，依附不上可靠的男性，命运更如浮萍般飘摇不定。

《三国演义》中的貂蝉，是司徒王允家里蓄养的歌妓，《水浒传》中的李师师是妓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取悦和顺从有权势的男性是她们的生存法则。

潘金莲、潘巧云和阎婆惜本来都有可依附的丈夫，但她们挑战和冲击了夫权，成了“淫妇”，丧失的就不仅仅是人身依附关系，还有生命权。

两部小说中女性人身关系上对男性的依附性和依赖性，注定了她们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和能力，自我价值依然处于被压制贬低的状态。

两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出色的女性，她们对政治、战争和时势等有重要的影响，有着不平凡的人生，不少人的人生价值已经上升到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层面。

如《三国演义》中貂蝉帮助王允除去了董卓，天下局势瞬间逆转；孙夫人为蜀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水浒传》中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是梁山的得力干将。但在男性眼中，她们只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而已。

貂蝉和孙夫人是美人计的工具，发挥了“政治棋子”的价值。王允为了除去董卓，将貂蝉许给吕布，后又将她送给董卓，貂蝉在二人间周旋挑拨，离间二人，王允最终借吕布之手除去了董卓。

但除去董卓之后，貂蝉的人生结局如何，小说中没有任何交代，如烟尘般无影无踪，无足轻重。

孙权为了除掉刘备而采纳周瑜的建议，以自己年轻貌美的妹妹为诱饵，假意与年过半百的刘备联姻，结果假戏成真，赔了夫人又折兵。

孙夫人对刘备情有独钟，恪守“出嫁从夫”的理念，坚定地站在蜀汉这一边。

孙夫人被骗回东吴，思夫心切，但刘备从未想过把她接回蜀汉，而是很快娶了新人。

刘备曾公开宣称：“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孙夫人真如旧衣物般被弃如敝履。《三国演义》中的绝色美女常常被男性当作战利品而占为己有。

例如曹丕在跟随曹操战胜袁绍攻入冀州城时，见袁熙妻子甄氏倾国倾城，便以保其全家为条件将甄氏据为己有。

而曹操在张绣投降之后，看上了张绣叔叔张济的妻子邹氏，便以灭族来威胁邹氏从了自己，后期在几番征战都大获全胜后更是修建铜雀台，网罗天下美女。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无论作为“工具人”还是“战利品”，本质上都是被男性视为有实用价值的“物品”。

《水浒传》中的男性大多是市井细民、乡野村夫，他们对美貌的女性有一种非正常的敌视和歧视，认同的是能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这些骁勇善战、能打能杀的“男人婆”，能为梁山事业打拼的工具人。

武松、杨雄和宋江落草为寇，直接原因是杀了追求情爱的潘金莲、潘巧云和阎婆惜。林冲因为夫人的美貌遭到高衙内觊觎，被陷害上了梁山。

不近女色成了梁山好汉标准之一，视红颜为祸水成了共识。

两部小说中女性的价值体现和评判，始终是围绕男权中心展开的。

《三国演义》不注重对女性外在形象的描写，对美女用的都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一类雷同的溢美之词，没有体现出各自独特的美。

如写曹丕之妾甄氏“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大乔、小乔则“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写诸葛亮的妻子黄氏，也只用了“貌甚丑”三个字。

这样的描写简略而俗套。

外在形象描写上着墨最多的是貂蝉，“惊鸿宛转掌中身”“眉黛促成游子恨，脸容初断故人肠”等诗句形容了她的盛世容颜，她看到吕布时“故蹙双眉，做忧愁不乐之态，复以香罗频拭眼泪”等神态动作比较生动，但外在形象描写朦胧抽象，模糊虚幻。

《三国演义》中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蜀汉被视为延续大汉王朝的正统，儒家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了构建“正统”的工具，小说中的女性多是自觉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道德楷模。

毛纶、毛宗岗父子评《三国演义》时说：“故论才于男子，才与节分；论才于妇人，必才与节合。”

男子可以有才无节，但女子有才必须有节，节居首位。

因此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德行第一的贞妇烈女。

如北地王刘谌之妻在刘谌不愿投降，决心自杀以殉社稷时称赞其夫：“贤哉！贤哉！得其死矣！妾请先死，王死未迟。”

刘谌问她为什么也要赴死，她说：“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夫亡妻死，何必问焉！”

还有曹爽的堂弟曹文叔之妻夏侯令女早寡无子，父亲要她改嫁，她剪掉耳朵，誓死不从。

曹爽被诛，其父又劝她改嫁，她又割掉鼻子，说：“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时，尚欲保终；况今灭亡，何忍弃之！——禽兽之行，吾岂为乎？”

同时小说中也刻画了一些德才兼备的女性形象，如丹阳太守孙翊之妻徐夫人。

孙翊被下属妫览、戴员所杀，妫览想霸占徐夫人，徐夫人为了替夫报仇，巧与周旋，密召孙翊心腹孙高、傅婴，借成亲的时机杀了妫览。

报仇雪恨后的徐夫人又重穿孝服，为丈夫守节。小说中这些自觉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贞妇烈女，是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道德典范。

《礼记·昏义》郑玄注有曰“妇德，贞顺也”，要求女性在婚姻中专一婉顺。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大都如此，温柔顺从，在婚姻大事上完全没有自我的意志表达，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且守贞专一，恒久事夫，无怨无悔。

小说中没有女性主动追求过爱情，她们的婚姻大事皆由父兄做主，出嫁后以丈夫利益为重，丈夫死了，要么守节，要么殉情，她们要做的就是恪守妇道，以夫为天。

如刘备续弦孙夫人，孙权妹妹，身份高贵，喜欢舞枪弄棒，手下有一众佩剑悬刀的侍婢，是个“志胜男儿”的巾帼英雄。

这样的女性应该是敢做敢为，真率洒脱，至少有少女的爱情理想，有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但她在孙刘联姻本就是双方的政治阴谋和算计的前提下，竟然没有任何心理波澜，也没有任何的心理活动描写，完全无心理障碍地和高龄的刘备入了洞房，成了刘备柔顺的枕边人，无怨无悔的奉献者，蜀汉事业的得力支持者，最后听说刘备战败身死，跳江殉情而亡，也成了节妇烈女。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在婚姻爱情方面，自我奴化意识尤其浓烈。

《水浒传》和推崇“正统”的《三国演义》正好相反，它要做的是推翻“正统”，是起义。在这种主题背景下，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鲜明独特，各具特色，梁山上的女性人性人伦缺失，而梁山下的女性则道德败坏。

这完全颠覆了文学和历史上多多少少带有唯美诗性的理想化色彩的女性形象。

梁山上的女性孙二娘、顾大嫂和扈三娘武艺高强，绰号分别是“母夜叉”“母大虫”“一丈青”，弥漫着野蛮血腥的气息，完全不是传统的闪耀着唯美光环的英姿飒爽的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形象。

孙二娘、顾大嫂英勇善战，但长相丑陋，彪悍粗鲁，让人望而生畏。

孙二娘的外在形象：“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式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

顾大嫂的外在形象：“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

二人都是粗壮肥胖的女汉子形象，打扮都比较俗气，穿金戴银，大红大绿。

二人的行为描写也是对温柔敦厚的主流淑女形象的彻底颠覆。

顾大嫂是一个暴躁、极易情绪失控的人，“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孙二娘开黑店，除了谋财害命，还制作和售卖人肉包子，颠覆了人性和人伦。她企图用蒙汗药蒙倒武松时，武松假意倒在地上，两个汉子都抬不动她，孙二娘“脱去了绿纱衫儿，解了红绢裙子，赤膊着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

梁山上另一位女将扈三娘，形同没有人的感情的木偶傀儡，是对中国古代颂扬的贞妇烈女孝女形象的彻底颠覆。

梁山对于扈三娘来说，有屠庄之仇，灭门之恨，未婚夫祝彪也死于梁山之手，但扈三娘却加盟梁山，被宋江许配给好色猥琐貌丑的矮脚虎王英。

扈三娘武功高强，却不是具有反抗精神的烈女，古代烈女反抗无能为力时，为了保全精神人格的尊严，会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自我毁灭模式。

扈三娘有未婚夫祝彪，她没有去践行“从一而终”的封建贞洁伦理观，接受了宋江为她安排的婚姻。

扈三娘全家被灭门，父亲扈太公死于李逵板斧之下，她没有去复仇做孝女。

我国古代崇尚孝道，正史中记载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孝女故事，如《史记》中缇萦救父、《后汉书·列女传》中孝女曹娥、《隋书·列女传》中王舜为父报仇等事迹。

扈三娘的人物形象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人的正常情感上评判，都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

梁山下的女性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还有贾氏，都不守妇道，被贴上“淫妇”的标签，视为“红颜祸水”的代表。

潘金莲勾引小叔子武松，在王婆的怂恿与掩护下与西门庆通奸，并毒死了武大郎；潘巧云因丈夫杨雄公务繁忙，耐不住寂寞而勾搭上了裴如海；宋江的外室阎婆惜，为了改嫁张文远，用宋江与梁山好汉来往的信件威胁宋江；卢俊义投奔梁山后，妻子贾氏和管家李固相好。

潘金莲等“淫妇”其实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真实的内心需求，会因另一半的丑陋、懦弱无用或冷落而心生不满，看到相貌堂堂、体贴入微的男性会产生爱慕之情，由此做出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

例如阎婆惜在跟了宋江不到半个月便“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可见宋江还是善待她的，但由于宋江外貌黝黑粗犷，性情冷淡，与她交流甚少，所以阎婆惜看上了地位和财富都比不上宋江的张文远，因为他“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风流俊俏”，又与自己相谈甚欢。

《水浒传》中的“淫妇”，并没有仰慕男性的富贵权势，而单纯是为了摆脱不幸的婚姻，追求爱情或性的满足，哪怕知道代价巨大，她们仍然本能地反抗现状，背叛甚至杀害名义上的丈夫，她们身上的“恶”被充分激发出来了。《水浒传》中的

“淫妇”，不再是主动遵循儒家伦理道德的工具人，而是本能地遵循内心需求努力抗争的悲剧女性。她们颠覆了儒家构建的温柔敦厚的传统女性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也首次有意识地塑造了“淫妇”这一独特的女性人物群像。

纵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两部作品在塑造女性角色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表现手法，但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看法和态度。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多为道德楷模，而《水浒传》中的女性则更加真实和复杂。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两部作品的不同主题和创作意图，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古代中国社会性别观念的重要窗口。

通过分析这些女性形象，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这两部经典作品，也能深入思考性别平等和女性价值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