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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菲，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早期中古中国》（Early Medieval China）杂志主编。著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秋水堂论金瓶梅》《“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等。英文译著包括《微虫世界：一部太平天国回忆录》《颜之推集》。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参与主编并撰写《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公元900年）》。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获哈佛大学卡波特奖、哈佛大学文理研究学院门德尔松优秀导师奖、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孟旦百年中国艺术人文研究课题奖。
田晓菲，10岁出版个人诗集、14岁考入北大，26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35岁被破格晋升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她和海子的交集，以及她和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之间的爱情故事。
1985年，田晓菲被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有一段关于她少女时代最出名的传说，是关于她和诗人海子的友谊，据说海子曾告诉她，如果能坚持，她将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田晓菲在一次采访中说：她其实并不认识也从未见过海子，但她觉得这个故事反映出来的编故事人心态很有趣，“因为完全不懂写诗是怎么回事。写诗不是减肥，难道是某种需要‘坚持’的活动吗？‘坚持’听起来真是辛苦，从‘坚持’而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必无此理。”
海子逝世两年后，她一人来自美国，20岁的田晓菲在比较文学系读博士，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在哈佛，她与宇文所安相逢，那时候宇文所安已经是著名的汉学家，比田晓菲大25岁，并且还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两人结婚之后，田晓菲也给自己另取了一个名字：宇文秋水。
在一篇专访中，这么描述宇文所安和田晓菲夫妇二人之间的差异——
他们很不同。田晓菲的研究侧重南朝，宇文所安以唐代诗歌研究闻名；田晓菲热情洋溢，总是爽朗地笑着；而宇文所安看上去敏感纤细，似乎总在沉思，冷不丁才爆出几声憨憨的笑。
本文仅仅是做一些简介与摘录，感兴趣的朋友自然是建议去系统阅读田晓菲的大作~
在“三联学术通讯”访谈中，关于《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的写作，田晓菲如是表述自己的写作缘起——
就像我写其他书那样，最初总是从阅读开始的。在阅读、教学和研究的时候，注意到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有意思的问题，有话要说，因此开始写书。每写一本书，我都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说出一些新东西，打破一些成规，为后来人再打开一些新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但是归根结底，研究和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把阅读、研究、思考所得，变成系统的、清晰的、有理有据的文字的过程，是一个给自己带来满足和愉悦的过程。
很多年来，很多学生都曾问我到底怎么才能“把西方理论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学上。”我的回答永远都是：不要去操心怎么应用理论，要先学会阅读。如前所说，我的一切写作都来自对文本的广泛的和深度的阅读，来自从这些阅读生发出来的疑问与思考。我并不认为我在“应用”理论，无论是哪里的理论。我从没有想到文化他者、文化身份、文化资本这些词语属于什么理论，或者它们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田晓菲和宇文所安的学术研究有相近之处，比如都可以说是解构主义的路线，对此田晓菲是如是表述——
解构不是消解或者毁坏，而是研究一个东西如何生成的，往往是提出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顺便说到，学者需要知识，也需要常识；没有常识，则知识也可能白费——因此，“解构”是建设性的。我觉得我所做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为后来者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和提供新的问题。
在一个访谈中，我发现了田晓菲说过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关于“理想”和“愿望”的差异，明显她更喜欢相对实在的“愿望”，而不是空洞的“理想”——
最好不谈“理想”，只谈“愿望”。理想是个“大词”，愿望是个“小词”。“理想”是固定的，僵硬的，带有束缚性和压迫性的，它或者还没实现，或者已经实现，已经实现的就不再是理想，还没实现的时候，总是迫使一个人把注意力放在“还没有”上；但是“愿望”却是可以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扩大的。不同的年龄当然有不同的愿望，而且同样的愿望也可以不断地修正和调整。向自己的愿望所在的那个方向永远不断地接近，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在写作方面，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写作，我目前的愿望是能够精确地、清晰地、有力地表达自己想说的东西，因为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和知性的成长，随着想法日益复杂、丰富、清晰，会强烈感到对思想的表达也需要同步的变化。
田晓菲最后发表的诗集是在1988年，但她其实一直在写诗，而没有寻求发表和出版，在写诗这件事情上她倒是很豁达的，笔者本人很赞赏这种姿态——人生应得有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态度。
田晓菲在多年的学术工作中，也对历史、个人的际遇有自己的感悟，比如对于中国古老的智慧，她特别提到“变通”。对于个人在当下的生存，她如是表述——
世界，国家，都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可以迷茫，但并不渺小和无力。对于你的爱人、孩子、父母、亲人、朋友、同事甚至邻居来说，你的存在非常重要，非常真实，你的言行可以伤害或者安慰，可以使人愤怒或者感动，可以让一颗心破碎或者狂喜，怎么能说你是无力和渺小的呢？我们每个人第一最重要的工作是面对和处理好我们自己，在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强大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心态、情感、言语、行为，有着百分之百的决定权，而我们的心态、情感、言语和行为又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和环境。归根结底，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也完全有能力，从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在我们个人的能力范围所及之内，为世界打开一盏照明的灯。
我年轻的时候，从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经历过巨大的痛苦、挫折、失败，迷茫和烦恼也非常多。但这些都是好事：没有烦恼和迷茫，就不会去主动地、自觉地、强烈地追求欢乐和清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反差的时代，但有了反差，才会促使我们作出比较和判断，我们才会异常清楚和强烈地知道我们自己到底要什么、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最宝贵。否则，我们的日子会变得太舒服、太自满、太麻木和混沌，好象喂饱的家禽一样。所以，迷茫不是坏事，只要别让自己沉溺下去，就会反过来变成一种力量，带来积极的转变。
前面提到了一个说法：田晓菲主要研究的是南朝；她的视野其实很宽阔，对明清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其主要研究的还是中国的中古文学，即：从东汉末至北宋之前。这个时代的“异质”明显吸引了她，看看她自己的说法——
从六朝到唐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还没有遭遇“道学”的文化环境，没有对“纯粹”、“诚”、“内外之别”焦虑到痴迷的程度，开放、自信、多元、混杂，有一种狂诞的幽默感，能够看到和表现人生与世界之荒诞奇异、不合常理的一面而并不充满判断，没有那么多的畏缩、矛盾、偏执、小气，对生命与感官之美既有深刻的感受而又清醒地认知其短暂与虚幻、却又不悲观绝望。历史不会重复，我们必须向前看，但这里有些东西，是我希望在未来重新看到的。
作为一个身在北美的中国人，并且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当被问到：您认为用西方理论诠释东方文化是否会存在“凝视”的问题，田晓菲下面的回答则至为透彻——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诠释得是不是合理才是值得我们关心的。如果你担心“凝视”，那么要知道“凝视”是互相的，而且，没有人可以通过他人的眼睛凝视任何东西，只能通过自己的眼睛。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变迁的历史，就会知道“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都是混合杂交的结果，而且，除了“东方”、“西方”，这个世界还有其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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