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就在2024年10月1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达龙·阿西莫格鲁以其对科技、自动化和就业市场的深入研究荣获此殊荣。他的经济学必读书目、经典教材《宏观经济学》第三版中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科技进步是否必然导致失业？从19世纪的卢德分子暴动到今日自动化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在技术革新与就业稳定之间找到平衡？让我们一同探讨这位诺奖得主的见解，以及它对我们未来的影响。

很多经济学者最初对他了解，来源一篇2001年发表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项实证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这篇论文尝试讨论一个问题，今天各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存在差异，这些差异能否通过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制度加以解释，那些制度可能产生长期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在论文里发明了一个巧妙的工具变量，使得研究结果扎实可靠。这篇文章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很多后继者都在模仿他们，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等领域也重新复兴。这篇论文正是阿西莫格鲁等三人在今年获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理由。

近百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制度。但制度研究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描述制度，如何界定制度，如何比较制度，如何将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影响梳理清楚。就以这篇经典论文为例。三位研究者发现，欧洲人从16世纪开始向全世界开展殖民。殖民者的足迹遍布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尽可能拓展自己的殖民地。今天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被殖民的经验。但有些国家早已从阴影中走出，变成了经济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美国；而另一些国家却迟迟无法摆脱困境，至今仍挣扎在温饱线上，如刚果等一些非洲国家。

很显然，欧洲人当年在不同的殖民地采用不同的政策，也建立不同的经济制度。在某些殖民地，殖民者的目标很直接，就是剥削当地土著，掠夺当地自然资源以获取短期利益。殖民者不想在殖民地长久居住，对土著人也没兴趣，只想从他们身上捞一票就走。这些殖民者建立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掠夺性制度”。但在另一些地区，殖民者的表现大为不同。很多欧洲人选择在殖民地定居，为了自己和后代的长期利益，他们会把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照搬到殖民地，教育土著人，逐渐把殖民地建设成为“新欧洲”。他们建立起来的就是一种“包容性制度”。

殖民者早已离开，殖民地早已独立。但是当年“掠夺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的影响并未消失，通过法律、习俗、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流传下来，对于今天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我们在处理今天的经济问题时，必须正视殖民时代的遗产。

但与此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拆解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经济学家把这个问题称为“内生性”。毕竟制度会影响经济，经济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两者始终纠缠不清。阿西莫格鲁等巧妙地找到一个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他们找到的工具变量就是，当时欧洲人在各个殖民地的死亡率。

很多历史文献记载，欧洲人到某些殖民地之后多半难以适应，总是为热带病所困扰，比如疟疾、黄热病，或者肠胃病，都曾导致外来殖民者大量死亡。而本地土著历代都与这些疾病共存，死亡率很低。欧洲人面临高死亡率的威胁，难以定居，就更有可能推行“掠夺性制度”。

而在另一些殖民地比如新西兰，殖民者发现这里山清水秀，自然环境竟然比欧洲更为优越，更适合欧洲人居住，这里连天花等欧洲常见传染病都没有。欧洲人既然想在这些低死亡率的殖民地定居，就会倾向于推行“包容性制度”。通过死亡率这个工具变量，阿西莫格鲁等有效地拆解制度与经济的交互，准确评估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阿西莫格鲁等研究发现，历史上的制度对于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具有影响，即使把纬度、地形、宗教、语言等其他各种因素都纳入考量，制度仍会显著地产生影响。制度是解释问题的关键。他们的研究方法点燃了后继者的热情，大家也都开始整理历史数据和寻找工具变量，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也逐渐成为显学。而阿西莫格鲁等仍在全面而又稳定地推进这些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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