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对“马树山案”迎来“柳暗花明”大反转而倍感欢欣鼓舞的同时，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正义战胜非正义”方面，因而忽视了一个尚未解决的细节：迁西县委办公室向公安机关提交的书面报警材料中，那些后来对马树山“定罪”起到决定作用的举报材料，它们是怎么“辗转”到了迁西县委办公室手里？

2020年1月2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20年1月21日发布并施行的《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其中第47条，用“四大规定”概括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对“举报人”采取严格保密措施。

第一，对检举控告人的姓名（单位名称）、工作单位、住址等有关情况以及检举控告内容必须严格保密。

而在“马树山案”中，这些实名举报材料，转手成了“报警”的书面材料。《工作规则》明确规定“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保密，不得向第三方透露”，那么问题来了，马树山向省市有关部门寄发的检举信，因何到了迁西县委办公室案头？

这是第一个“耐人寻味”。

第二，《工作规则》规定，“严禁办案人员将检举控告材料、检举控告人信息转给或者告知被检举控告的组织、人员”。这是预防被举报人打击报复，同时也预防被举报人毁灭证据，或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

非常遗憾，马树山的举报材料，不但转了一圈来到“被举报人”办公室，最后还成了自己被“定罪”的证据。

这是第二个“蹊跷”——谁在“无视”至高无上的《工作规则》权威？

第三，《工作规则》规定，“受理检举控告或者开展核查工作，应当在不暴露检举控告人身份的情况下进行”。实际情况是，被举报人在“报警”前是否受到“核查”尚不得而知，但“举报材料”是确确实实“躺”在书面报警材料里，姓名，身份，住哪，年龄等等，一应俱全。

为了保护“举报人”，上级在转发举报材料时，不得使用原件，抄送件不得出现“举报人”所有信息。

嘁哩喀喳，“马树山案”的第三个“蹊跷”，又摆在人们面前。

第四，《工作规则》特别指出，“宣传报道检举控告有功人员，涉及公开其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马树山案”若是没有后来的反转，哪有什么正面“宣传”？“反腐”勇士或斗士，首先得把贪腐分子拉下马，这才有“宣传”的理由和价值。但这个前提是——必须征得本人同意。

从《工作规则》看，内容基本覆盖了纪检监察机关对各种检举信息的办案全流程，包括“自上而下”的调查，小问题向下“转发”举报材料，及要求下级机构核实核查等办案程序，还包括案子办结后的宣传表彰等。

这如果被所有层级的机构和人员遵照执行，哪里会有“马树山案”发生？

这就是问题所在，明文规定十分明确，但总有人做不到100%为检举人保密，甚至不排除有人“故意泄密”这个嫌疑。这就需要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不但要在素质高方面下功夫，还要预防内部出现内鬼、败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向组织积极检举不合规不合法的人和事时，不成为第二个第三个“马树山”。

《工作规则》要求，要依规依纪依法处理检举控告，对违规违纪违法处理检举控告行为“零容忍”，坚决防止“灯下黑”。要加强对《规则》贯彻执行的监督检查，纳入巡视巡察和日常监督重点，推动《规则》各项规定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