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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开放的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印章馆作为海内外第一个中国印章专题陈列馆，其展陈逻辑与陈列方式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一直是印章陈列的典范。基于印学研究的持续推进，中国历代印章馆更名为“中国历代玺印篆刻馆”（简称“玺印篆刻馆”），并于6月26日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全新亮相。
玺印篆刻馆共展出精品文物568件（组），玺印部分300多件，篆刻部分近260件。其中新品约占35%，总数亦较之前增加近百件。在新陈列中，首次将中国印章的发生与发展置于世界古代文明印章主要起源体系的大背景下展开，创设“印章的主要起源体系”专题，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图1）及黄河流域的早期印章为序章，开启中国历代玺印篆刻陈列。
图1 巴克特里亚铜印（附印面）
图1 印度河谷平印（附印面）新陈列的主体分为“中国玺印”和“中国篆刻”两个通史板块。玺印和篆刻是中国印章具有历史联系和形态承接，但性质并不相同的两个品类。玺印是以凭信为主要功能，篆刻本质上却是一种以玺印为物质外壳的艺术创作样式。因而，在玺印篆刻馆中，实际上展现了两个和而不同、相对独立的通史陈列。
“中国玺印”通史陈列上自西周，下迄中华民国，展品贯通历朝历代。首先呈现的是形制丰富、功能多样、施用对象多元的战国古代玺印（图2）。官印作为国家政令推行的重要凭信，其印面文字成为官方文字的代表之一。战国时期不同国别的官印清晰地保留了“书同文”这一项由制度干预而产生的文字变革的过程。赖于丰富的馆藏以及官印文字的这一特点，新陈列创设了“玺印中的书同文”这一专题，使这一存在于史书中的制度得以物化呈现。
图2 战国玺印（附原印、印面）中国古代官印制度在秦代已经成熟，并与古代职官制度紧密联系。汉承秦制，秦汉官印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形成了延续800年的秦汉印系。艺术风格发育充分、技艺精湛的秦汉官私印章是中国玺印史上的华章。新陈列呈现了包括秦“浙江都水”铜印、西汉“武意”玉印（图3）、新莽“设屏农尉章”银印（图4）、西晋“晋归义氐王”金印、西魏“威烈将军印”银印（图5）等在内的一系列经典名品。
图3 西汉“武意”玉印（附原印、印面）
图4 新莽“设屏农尉章”银印（附原印、印面）
图5 西魏“威烈将军印”银印（附原印、印面）上海博物馆的封泥馆藏也极具特色。孙鼎先生捐赠的原建德周氏、海丰吴介祺所藏封泥是其中的精华。“封泥”专题以时代为经，职官为纬呈现。除了大家熟悉的西汉“河间王玺”“中大夫丞”（图6）“杨州刺史”（图7）等名品外，还增加了封泥匣、封泥泥丸等相关文物。
图7 “杨州刺史”封泥（附原印）为更好地呈现“两汉玉印”的玉质、文字之美，新陈列选用了视觉轻盈的各种支架。“边远地区民族官印”也是有鲜明特色的专题，每一方印都是来自不同民族的官印。
在古代玺印转制的隋唐时期，隋“临汾郡赞治印”、唐“齐王国司印”（图8）连同钤有“西州都督府印”的唐代《请纸牒》（图9）一起，诉说着玺印普遍钤于纸张时代的来临。
图8 唐代“齐王国司印”（附原印、印面）
图9 钤有“西州都督府印”的唐代《请纸牒》宋元时期官印也极有特点。此次新展出了一件南宋螭钮玉押，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构《赐岳飞手敕》上的画押可相对应。
明代的御前牙质关防印（图10）、清代的伊犁将军银印也是此次不容错过的重器新品。
图10 明代的御前牙质关防印（附原印、印面）“中国篆刻”通史陈列由考古出土的唐、宋、元、明时期非凭信类用印开启。它们于山水场景中，带领观众一起走进篆刻的艺术世界。这个板块的陈列以明清篆刻名品为主体，同时新设以溯源为目的的“文人用印的早期阶段”单元，即唐、宋、元时期的各种文房用印，如主要活动于北宋末年的钱世瑞15件木质组印等。
上海博物馆藏明清篆刻以流派体系完整、名家齐备闻名，其中以华笃安、毛明芬夫妇捐赠的原丁辅之、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四家搜集的明清篆刻名家作品为代表。新陈列使用了超过150枚的篆刻经典名品来呈现明清篆刻的风采，如文彭与何震，浙派与邓派，还有晚清诸家，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图11、图12）
图11 文彭刻“七十二峰深处”（附印面）
图12 吴让之刻“函青阁主”（附原石、印面、边款）新增的现当代单元，将为公众呈现此期中外印人在海上的风云际会和风格迥异的南北印作。日本河井荃庐和圆山大迂，两位在日本篆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印人，其寓沪期间学艺的印作也是此单元中的组成部分。（图13、图14）
图13 日本河井荃庐刻“忘机客”（附原石）
图14 日本圆山大迂刻“柳斋墨缘”（附原石）作为篆刻的延伸，另设有“印材印钮”和“印谱”两个专题。新增的“印谱”专题将不定期更新，同时将首次以印章实物、印谱和电子书三者互为对应、补充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图15、图16）
图15 清代 “奉新许氏伯子恩缉字曰熙甫书画之章”原石
图16 明代《承清馆印谱》为了弥补玺印篆刻内涵丰富、尺寸不大的特性，展厅内外辅有小视频和各类高清图版检索系统，以便公众多维度地观赏。
上海博物馆的玺印篆刻藏品约15000件。除了多年来征集的主要藏品外，原合肥龚氏瞻麓斋、吴县吴氏十六金符斋和顾氏鹤庐、番禺商氏契斋、潍县高氏古雪书庄所藏的历代古玺印及华笃安先生旧藏的明清篆刻名家作品，使上海博物馆的玺印篆刻藏品在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两方面都堪称世界一流。其中古玺印和封泥的收藏具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而明清篆刻作品的典藏因脉络完整、精品集中，在国内外首屈一指。中国历代玺印篆刻馆的陈列体系，即是在此丰厚典藏的基础上，再融入当代中国印章史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而构建起来的。
上海博物馆藏印中的徽州元素董建 | 文上海博物馆是庋藏中国古代玺印和明清及近代流派印的重镇，以数量丰富，精品名品集中而为世人所瞩目。上海博物馆老馆曾设有“中国历代印章馆”，“汇集了近代合肥龚氏、吴县吴氏、潍坊郭氏、番禺商氏所藏的大宗；明清篆刻中，原‘浙西四家’所藏的大部分名家名作，构成一部序列比较齐全的延绵400多年的文人篆刻艺术史”。小小的方寸珍品曾吸引无数人的目光而驻足其间。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将印章馆与青铜馆、书法馆、绘画馆、陶瓷馆等8个馆定为常设展厅，堪称8部“中国古代艺术史教科书”。笔者撷取几方印章馆展品中徽州或与徽州有密切关系的篆刻家的作品，与读者分享。
一部有500多年之久的明清流派篆刻史，徽州人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流派印之初的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等，清初和清中期的“歙四子”，还是清末“黟山派”创始人黄士陵以及黄宾虹等人，在篆刻史上都留有浓重的一笔。如何震单刀、苏宣草书刻款，何震创第一部印人印谱等，皆为流派印中的首创。朱简不仅以碎刀刻印，启迪了浙派，他还是“篆刻批评第一人”。
乾隆年间汪启淑（1728—1799），字慎仪，号秀峰、讱庵，自谓“印癖先生”，安徽歙县人，侨居杭州。家以经商致富，捐官为工部都水司郎中。汪启淑富藏书，其“开万楼”藏书数千种，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访遗书，汪启淑进呈600余种，得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汪启淑一生酷嗜印章，曾搜集秦、汉以降各朝印章数万钮。汪启淑曾出佳石请丁敬刻“古歙汪氏啸雪堂主人珍藏夏商周金石文字、秦汉官私印信、唐宋元明人诸章、历代名人书画尺牍之钤记”印章，概括了他的一生喜好。汪启淑辑各类印谱达28种，其《飞鸿堂印谱》集百余人刻印，数量达3498方，钤印成《飞鸿堂印谱》5集40卷，蔚为大观，风行一时。汪启淑广交印人，与他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来往，这可以从他编撰的《续印人传》和《飞鸿堂印谱》中窥见信息。汪启淑亦精于篆刻，所刻“君亲德与天地并立，圣贤道共日月同明”白文印（图1），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汪启淑时年36岁，在1厘米余的小石上刻16个字，布局匀称，精工老成，可知其身手不凡。
图 1 汪启淑刻“君亲德与天地并立，圣贤道共日月同明”（附边款）安徽怀宁人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因避嘉庆讳，以字行，号顽伯、完白山人等。他早年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篆刻、诗文产生兴趣。32岁时，邓石如馆于寿州，寿春循理书院山长梁巘见其篆隶和刻印不俗，作书荐邓石如去南京梅鏐家，得以遍观梅家所藏，眼界大开。邓石如离开梅家后，四处游历，乾隆四十三年（1778），邓石如由怀宁至广德间初识歙县经学家、书画、篆刻家程瑶田。乾隆四十五年（1780），客居扬州的邓石如再次与程瑶田相晤。两人在半年间的交往中，邓石如受益匪浅，他在《赠程瑶田八十寿序》说：“余学篆隶于扬州之地藏庵僧舍，先生适出都门，过此地，见余临古有获，归寓检行箧中书帖数十事，借余抄录临摹，彻昼夜不休，并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贻余。余朝夕揣摩，且时聆议论，余书始获张主。今余篆隶书见称于世，皆先生教也。”来到徽州后，陆续又与方君任、金榜、闵道隆、程振甲、鲍志道、罗聘、巴慰祖等人交好。经金榜推荐，又结识了歙县雄村的户部尚书曹文埴，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父子。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历80寿辰，曹文埴入京祝寿，邀邓石如同往，称他为“江南高士”“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邓石如得以书法享誉书坛。乾隆五十六年（1791），经曹文埴介绍，邓石如到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武昌节署作幕宾，毕沅祖籍也是徽州人。歙县汪灼为邓石如撰《邓石如印谱序》，刊于《渔村文集》中。纵观邓石如在艺术上的成功，可以说徽州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功不可没。
图 2 邓石如刻“家在环峰漕水”（附边款）在邓石如的印谱里，就有他为金榜所刻“金榜之印”“辅之柘田”，为毕沅刻“毕沅秋帆之章”“家在灵岩山下香水溪边”，为罗聘刻“铁钩锁”“乱插繁枝向晴昊”，后一印边款云：“两峰子画梅琼瑶璀璨，古浣子摹篆刚健婀娜，世人都爱两峰梅，两峰偏爱古浣篆，感而作此，聊释旅愁。”程瑶田在给云升的信中说：“怀宁邓君字石如，工小篆，已入少温之室。刻章宗明季何雪渔、苏朗公一辈人。以瑶田所见，盖亦罕有其匹。时复上错元人，刚健婀娜，殊擅一场。”邓石如边款中自谓“刚健婀娜”，当引程瑶田赞语。上海博物馆藏有邓石如印若干，其中“家在环峰漕水”（图2）、“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图3）、“疁城一户长”（图4）等都是其佳作。邓石如弟子中，吴让之发展并进一步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而另一位弟子包世臣在书法尤其是书法理论方面卓有建树，他同时也擅篆刻，上海博物馆藏其“学然后知不足”（图5）印章，让我们领略到他的铁笔风采。
图3 邓石如刻“淫读古文甘闻异言”（附边款）
图 4 邓石如刻“疁城一户长”（附边款）
图5 包世臣刻“学然后知不足”徽州印人中，有不少篆刻世家，如巴慰祖便是一例。巴慰祖（1744—1793），字予藉，一字子安，号晋堂，一作隽堂，又号莲舫，歙县郡城人，居扬州。擅诗文、书画、篆刻。一生好游名山胜地，广交游，又好弈、骑马、度曲、仿制古器等。他的父亲巴廷梅工诗文，擅篆刻。巴慰祖长子巴树穀、次子巴树烜皆承袭其父衣钵，此次展品中就有巴树烜“清闲自可齐三寿”白文印（图6），与巴慰祖刻印比较，如出一辙。巴树穀子巴光荣，字小孟，亦能篆刻。巴慰祖族裔巴叔海（清末民国），字稚莲，善篆隶，工山水，兼精篆刻，黄宾虹曾为其定篆刻润例。有《弃觚阁印删存》一册。此次陈列展品，有近年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巴慰祖为吴之黼所作三套印（图7），共15个印面，是一件少见的奇品。印函为黄杨木质，四面雕刻楷书款：“竹屏廉访工书善诗画，尤嗜印章，皆四方名流所为。积石累累，不下数百颗。以椟贮之，历官所在，必携随行，不知者以为资重也。岁巳（己）亥，慰祖曾为刻写兰题记印，谬承奖许。今复命制套印，因辑诸家柜（矩）范为之，都廿五方为一函。他日鉴廉访画者，兼鉴此印，有足征也。夫戊申三月廿七日隽堂居士巴慰祖识。”此套印章入藏上海博物馆时，已失去一、五两层，但幸运的是此套印曾拓有完整印谱，现藏歙县博物馆，让我们可窥全貌。印主吴之黼，字竹屏，歙县石桥（今徽州区）人。吴氏业盐，侨居江都（今扬州）。《清实录·乾隆朝实录》载：吴因避亲而遭调离湖北驿盐道，后以四川川东道转任江西按察史，又因涉郝硕一案被革职。能诗，工书画，善写兰竹、山水，好藏金石文字，著有《乐山堂集》。
图6 巴树烜刻“清闲自可齐三寿”（附边款）
图7 巴慰祖为吴之黼所作三套印（附原印、边款）巴慰祖的外甥胡唐，与程邃、汪肇漋、巴慰祖合称“歙四子”，亦称作“歙派”。胡唐（1759—1838），又名长庚，字子西、西甫、寿客、咏陶，号䏁翁，别署城东居士，木雁居士。胡唐擅书法，篆刻学巴慰祖，婉约清丽，他为巴树穀仿汉四灵印“叔穀”白文印（图8），工整雅致，为其精心之作。
图8 胡唐仿汉四灵印“叔穀”（附边款）据笔者大略统计，从明代始直到民国，徽州有名有姓的篆刻家近300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跨度时间长，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徽州多山川，可耕田地很少，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随着人口的增多，徽州人的温饱成了问题。明代歙县知县傅岩在《申报旱荒丙子六月》中写道：“看得新安僻在万山，地土峻隘、溪流倾泻，无宽平停蓄以备旱涝。歙居附郭，生聚之繁，更倍他邑。每遇岁丰，所产不支叁月之食。”民国《歙县志·舆地志·风土》载：“（歙县）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其迩焉者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徽州人走出大山，寻求生计。除了贸易，还有许多人从事艺术和手工业，游艺在外，篆刻即是其中一种。由于上述因素，徽州人多寄居、移居他地，更有终生或累世在外者。上面提到的篆刻家，绝大部分也是如此，如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程邃、汪启淑等。巴慰祖一生多数在外漂泊，他的子女及胡唐在故土时日多一些。黄士陵大半生在南昌、北京、广州和武汉等地，晚年归里。黄宾虹除早年在歙县生活，其余时光在上海、北京、杭州度过。即如吴之黼，一般资料皆记载其为扬州人，其实他也是徽州人而居扬州，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徽州篆刻家这一群体现象，似思过半矣。
重点展品赏析
春安君（附原印、印面）
时代：战国·晋
尺寸：纵2.30厘米，横2.30厘米，高2.00厘米
材质：玉
“春安君”是目前可见的早期高等级玉质官印中的精品。战国时期官玺已开始用不同材质来标识不同等级，在齐国和三晋则出现了玉质君侯官玺。秦统一以来，帝后印以玉为质，百官印不可以玉为质。在中国印章体系中，玉印是标志性极明显的形制，即方约寸许，印台上为穿孔覆斗钮。这一标志形态在战国至汉的各个时期均可见得。
匈奴相邦（附原印、印面）
时代：战国·赵
尺寸：纵2.50厘米，横2.50厘米，高1.85厘米
材质：玉
“匈奴相邦”玉玺是战国时期赵国赐封匈奴首领的用印。战国以来匈奴与中原地区经常发生战争，中原王朝通过不同方式与匈奴部族保持和睦关系。此玺是战国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发生政治联系之重要物证，也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中原王朝颁给周边少数民族的官印。印文结构平稳，布局严谨，显示战国古玺文字渐向平正方向演化。
浙江都水（附原印、印面）
时代：秦
尺寸：纵2.50厘米，横2.50厘米，高1.75厘米
材质：青铜
“浙江都水”蛇钮铜印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兼俱。此印曾长期被误为是管理浙“江”的官署印。后据孙慰祖结合新出秦简考证，此印为秦浙江郡管理水利、渔税的官署印，也是说明秦时已置浙江郡的重要实物资料。
“河间王玺”封泥（附原印）
时代：西汉
尺寸：纵3.25 厘米，横3.40 厘米，高1.10厘米
材质：泥
孙鼎捐赠
此封泥色呈黑紫，保存完好，封泥周边的古人指纹清晰可见。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西汉文帝二年（前178）二月封高祖之孙，赵幽王刘友之子辟彊为首位河间王。这是目前保存最好的一枚西汉时期高阶王玺实物的使用遗存。
逎侯骑马（附原印、印面）
时代：西汉
尺寸：纵7.60厘米，横7.90厘米，高5.25 厘米
材质：青铜
“逎侯骑马”是烙马专用印。《唐六典》记：“凡在牧之马皆印，印右髆以年辰，尾侧以监名。”烙印皆朱文，空心柱钮，用于安装木柄。此印是目前传世唯一有相对年代可考的烙马印。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47年匈奴人陆彊归降汉朝，被封为逎侯。逎侯传二世共60年。
晋归义氐王（附原印、印面）
时代：西晋
尺寸：纵2.30 厘米，横2.20 厘米，高3.20 厘米
材质：金
“晋归义氐王”印驼钮、金质。它是西晋王朝颁发给归附内郡的氐族首领的官印，是中原王朝与兄弟民族政治关系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华民族逐渐融合的历史见证。此方金印重87.5克，通体凿刻而成。印文线条犀利明快，是晋代凿印风格的代表。
临汾郡赞治印（附原印、印面）
时代：隋
尺寸：纵5.30厘米，横5.30厘米，高5.20厘米
材质：青铜
“临汾郡赞治印”铜质、鼻钮。赞治是隋炀帝始置的职官，佐太守理郡务。印背刻有年款：“大业三年十月一日造。”大业为杨广年号，大业三年为公元607年。目前发现的隋代官印存世有数件，凿有年款的标准品更为少见。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之印（附原印、印面、边款）
年代：清 同治五年（1866）
质地：银
尺寸：纵10.5厘米，横10.5厘米，通高8.9厘米
捐赠：李荫轩、邱辉夫妇捐赠
满、蒙、回、汉四语对译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之印”虎钮银印，是仅存的一方4种文字对译的将军印。其实际使用时间近半个世纪，实际使用它或其名义上的印主有荣全等13位将军。
北宋钱世瑞木质组印
材质：黄杨木
钮式：橛钮
钱昶，字世瑞。钱昶卒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主要生活在北宋时期。生前官至枢密院副使，后贬为湖州府尹。此组木质印章共15件，有姓名、文房、封缄、表敬、诗文等。此印有确切的时代下限，是北宋末年的闲章标准品，为研究此期文人印章的使用状况与篆刻风格，有着重要意义。
何震 “笑谈间气吐霓虹”（附原印、印面、边款）
时代：明
尺寸：纵4.05厘米，横3.90厘米，高7.10厘米
边款：甲辰岁得古鼎一，是日，心神舒畅，乃有此作，何震为兰嵎老翁一览
材质：青田石
“笑谈间气吐霓虹”是何震的代表作品，更是目前屈指可数传世真品之一。他的作品用刀挺劲，收笔刀痕显露，笔画具有猛利的视觉效果，印面布局气势磅礴，具有强烈的个性。此印是何震为明代文学家朱之蕃所刻，喻意朱之蕃谈笑间流露的文字才华如气吐霓虹般美妙。
戴本孝“冒辟疆六面印” （附原印）
时代：清
尺寸：纵2.25 厘米，横2.25 厘米，高4.55 厘米
边款：癸卯（1663）仲春，鹰阿山樵戴本孝作。
捐赠：冒广生家属捐赠
冒辟疆，明季四公子之一，与抗清义士戴重友善。戴本孝为感谢冒辟疆为其父建碧落庐和抚养其弟移孝之举，于康熙二年刻制。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讲究书斋陈设与文玩用器的工艺和品质，不仅追求印文的文学情趣，而且注重形式的赏玩品格。这件印作内容丰富，形制亦别出心裁，为此期文人印之典型代表。
丁敬“两湖三竺万壑千岩”（附原印、印面、边款）
时代：清
尺寸：纵2.10厘米，横2.10厘米，通高3.55厘米
边款：庚午腊月，篆祝大恒和尚社长之寿，丁居士记。此印予置佛胸“卐”字于中，而括吾友主席之方于八字中。盖寓佛寿无量千万云乎哉。丁敬又记于砚林
华笃安毛明芬夫妇捐赠
“两湖三竺万壑千岩”是浙派开山代表人物丁敬为贺释明中40岁寿所刻。明中，字大恒。清代高僧。两湖三竺是明中修行之地，似述景致实为贺寿。是一方难得的篆刻佳品。
赵之谦“赐兰堂”（附原印、印面、边款）
时代：清
尺寸：纵7.30厘米，横3.40厘米，高4.80厘米
边款：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此为潘大司寇纪皇太后特颁天藻，以志殊荣，敬勒斯石。之谦
“赐兰堂”是晚清赵之谦应好友工部尚书、大收藏家潘祖荫之请所刻。潘祖荫曾多次得到慈禧太后赐御笔兰花，故自名斋号为“赐兰堂”。是印文字以书入印，神完气足；文字两侧饰有矫健飞龙，体态灵活，彰显御赐之殊荣。是赵之谦代表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