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黎 安跃华 郭英乔

20世纪50年代上映的红色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感染和激励了几代人。影片主人公李侠受命前往上海加强秘密电台工作，地下党组织安排何兰芬与他假扮夫妻，协助他工作。在战斗中，二人产生了感情，经组织批准结为了真正的夫妻。他们在上海潜伏多年，向党组织传送了许多重要情报。上海解放前夕，李侠不幸暴露被捕，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片中李侠与何兰芬的原型就是党的秘密战线上的英雄李白烈士和他的妻子裘慧英。

◆李白、裘慧英的真结婚照。

电台重于生命

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张坊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李白少时因家贫辍学，13岁便外出务工，到染坊当学徒。在大革命时期火热的农民运动的带动下，他加入了农民协会和儿童团，表现十分突出。1925年，年仅15岁的李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参加了秋收起义。1930年，李白正式参加红军第四军。次年6月，他被选送到红一方面军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学习，为期半年，他在班上任班长和党支部委员。为熟练业务，李白完全不顾身体，带病坚持培训，被同学称为“学习上不知疲倦的人”，很快就掌握了报务技术。毕业后李白就任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1934年10月，李白随部队踏上长征之路，并且担任红军第五军团无线电分队政委。漫漫征途中，他将电台看得比生命还重，与无线电分队的100多名战友，抬着沉重的设备，爬雪山、过草地，出色地完成了军团通信任务，最终成功抵达陕北。李白后又被调到红四军担任无线电台台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李白被党组织选派前往南京、上海筹建党的秘密电台。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乔装抵达上海。当时对无线电台及相关零件管控极严，他东拼西凑，一点点积累组建电台的零部件，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秘密电台正式启用。为了防止被敌人监测到信号，李白经过刻苦试验，不断摸索，在大幅降低电台功率的情况下，仍能将电文清晰地发送到数千里外的延安。为了有效保障联络畅通，他用收音机天线作伪装，选择在夜深人静的0点至4点之间发报。就这样，在日寇与军警特务等聚集的上海，李白冒着生命危险，用秘密电台架起了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汇报党在上海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以及党的秘密组织在上海收集到的各方面情报。

假扮夫妻

随着战事的推进，上海情况越来越复杂。党组织考虑到李白的安全，觉得他孤身一人在上海，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便决定派一名女党员与他假扮成夫妻，同他一起进行掩护电台的工作。被选中的这名女青年叫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17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今嵊州市）的一个农民家庭。裘慧英自幼家境十分贫寒，从小就不知道吃饱饭是什么感受，12岁时便来到上海当了一名包身工，此后辗转在几家绸厂做工。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裘慧英发动绸厂的工人姐妹一起参加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勇敢地同敌人作斗争。艰苦的生活和丰富的斗争经历将她磨砺成一名坚韧、忠诚、勇敢的革命战士，1937年，裘慧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中共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李白、裘慧英的假结婚照。

刚接到与李白当假夫妻的任务时，裘慧英心里是既尴尬又忐忑，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毕竟当时她还是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姑娘，此外，她心里向往着到老解放区去轰轰烈烈干革命。但在上级和同志们的帮助与鼓励下，裘慧英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不过，初次见到李白时，她却顿感“大失所望”，因为站在她面前的人“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清秀的脸庞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这让她看不惯，她觉得只有资本家才穿长袍。殊不知这是李白为防止暴露，以便更快地融入上海社会开展工作，不得不作出的改变。

1939年5月，李白与裘慧英拍了结婚照，以夫妻名义搬进蒲石路（今长乐路）蒲石村18号，把“家”安顿下来。裘慧英回忆说：“我们这个‘家’，陈设简单，一张写字台，一张床。晚上李白睡帆布床，有时怕麻烦，干脆就睡地板。”白天他们俨然一对夫妻，进进出出，邻居们对他们的关系也都信以为真。

在裘慧英眼中，李白是个既亲切又严格的人。起初，裘慧英对自己光鲜靓丽的穿着和“太太”的称呼都极不适应，总觉得这不是在搞革命工作，曾一度想跑回厂里去。作为前辈和上级的李白就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使她认识到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李白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他总是这样讲，一个人能够为革命做一份工作，总算一生没白活。他的执着信念和革命精神深深感染了裘慧英，她变得充满力量，决心当好这个“家”，做好“李太太”，便越发主动配合李白工作，承担起警戒保卫和照顾李白生活起居的任务。为了不让裘慧英寂寞，李白在业余时间教她学习收发报。在李白的悉心教导下，裘慧英很快成长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有一次，电报机上有个零件坏了，组织上派同志来维修。邻居撞见随口问了一句：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工人打扮的朋友来你们家？裘慧英极力克制住内心的紧张，急中生智地解释说家里电灯坏了，找师傅来修。事后，李白夸她应对有方，同时，原本只掌握收发报技术的李白，决定自学机务知识，以后可以自己维修。于是，地下党组织批准并出资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对外营业，主要负责修理收音机。李白便扮作店里的“账房先生”，在通讯专家、“老板”涂作潮的指导下，刻苦钻研电台的安装和维修技术。

携手潜伏

慢慢地，李白与裘慧英在朝夕相处中累积起真挚的情感。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正式结成伴侣。两人再次走进照相馆，重新拍了一张真正的结婚照。这一次的他们相互依偎，掩藏不住内心的幸福，眉眼间尽显甜蜜之情。结婚当晚，李白给裘慧英改名为裘慧忠，对她解释说将“英”字改成“忠”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党的工作要忠诚，二是夫妻彼此之间要忠诚。自此以后，在暗夜里，秘密电台边，两颗革命的心灵靠得更加紧密了。秘密电台工作不仅充满危险而且异常艰苦。每次发报前，李白要先把一圈天线挂在阁楼墙根，只将一头露出窗台少许。为了防止声音外传，他们从来不开门窗，怕引起别人关注，还要挂上双层深色窗帘，使用亮度最低的灯泡。夏天不透气的阁楼如同火炉般又闷又热，发一次报，衣服都能拧出水来。裘慧英看着心疼，便也流着汗在一旁为丈夫扇扇子。冬天，李白的手指头冻得僵硬红肿，仍强忍疼痛坚持发报。每次工作完，裘慧英都给他揉搓手指，直到发热。在日常生活中，夫妇二人极其俭朴，省下的经费全都上交组织。除了过年，他们平时都是粗茶淡饭，但以他们的身份，按理每天少不得大鱼大肉，买菜时篮子里倘若天天都是最便宜的菜，难免会被人盯上。为此裘慧英想到个好办法：每次都带块布遮住菜篮子，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自己买了什么菜。有时为调剂一下生活，他们到剧院看场李白喜爱的京剧，也要买最廉价的座位。偶尔外出时，就以步代车。为了工作需要和安全起见，他们多次更换住址，上海很多地方都曾留下过他们战斗的印记。

◆李白使用过的台灯、钢丝天线、白烙铁。

多年来，他们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每次前脚跨出大门后，就时刻做好了再也不能回家的准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加紧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并用无线电测向仪侦测我党电台。1942年的中秋前夜，李白正在阁楼上紧张发报时，被日军发现，夫妇遭逮捕。敌人对李白施以酷刑，但李白坚决不暴露真实身份，一口咬定自己的电台是一个私人商业电台。他还嘱咐妻子要“爱护朋友，牺牲自己”。在丈夫的鼓励下，裘慧英也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个字。由于李白事先将收报机改装成了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敌人抓不到任何把柄，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先将裘慧英释放。但直到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遍体鳞伤的李白才得以获释。

出狱后，李白仍被特务监视，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几个朋友便出资开了一家良友糖果店，让李白做了店员。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李白没有任何急躁情绪，夫妻二人将商店管理得井井有条。1944年，党组织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和江西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日本、美国及国民党顽固派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永不消逝的电波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受命回到上海重建电台。不久，儿子的出生给这个秘密的小家庭带来了难得的欢乐。为了掩护身份，李白白天外出工作，深夜则利用仅有7瓦功率的小发报机与党中央进行通信联络。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李白的工作量骤然增加。他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发往西柏坡中共中央社会部电台，为党中央和前线指挥员制订作战计划提供了有效帮助。长期超负荷工作也使李白身体日益虚弱。1948年12月30日凌晨，正当李白向西柏坡发送国民党在长江南岸布防情况的绝密文件时，住宅被大批军警包围。他察觉到了危险，加速发送完电报，并在最后时刻向西柏坡发出代表“危险”的电码信号后，镇定地销毁了电文底稿和密码并隐藏起电台。

◆1946年1月19日，李白一家在上海。

据他们的儿子回忆：“那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2时左右，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当时我已入睡，母亲听到外面有动静，料知事情不妙，就立即告知父亲。父亲很快地拆除了发报机，母亲帮着他整理天线，收拾完毕，就把我抱下楼寄睡在邻居家里。父母重又上床，佯作入睡模样，静待敌人的到来。不出所料，匪特多人果然破门而入，露出狰狞面目，破壁翻箱，四处搜寻。不幸，藏在壁柜里的收报机终被发现，机内热气还未消散。匪特既得真凭实据，为讨好邀功，怎肯轻易放过，立即将父亲挟持出门。父亲临去黯然，竟未有一语而别。父亲离去，匪特数十人向母亲包围恐吓，追根究底。母亲为保守秘密，闭口不言。第二天早晨，母亲也被匪特带去审问，并带母亲去看已被刑讯过数次的父亲。时值隆冬，北风凛冽，母亲目睹父亲身上衣服都被剥光，用绳子捆缚在老虎凳上，神情显得十分疲惫。匪特要母亲劝说父亲，供出底蕴。母亲对着父亲只作会意的默视。”

李白被捕后，敌人对他连续进行了30多个小时的刑讯逼供，使用了30多种酷刑，甚至用妻儿威胁他。但李白坚贞不屈，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保护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机密。裘慧英思念丈夫，就偷偷带着儿子到监狱对面老百姓家的二楼阳台上，以这种方式与牢房内的丈夫相见。当时李白的两条腿被敌人的老虎凳都压断了，只能在难友的托举下，隔窗与妻儿遥望。

◆李白在狱中写给裘慧英的信。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想到几个月没见的妻子和儿子，李白便忍不住写信给妻子，说自己在狱中“一切自知保重”，让她放心；家庭困苦，希望妻子“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从信中，可以看出李白内心的淡定与坚毅，以及他对妻儿的深深挂念。5月7日，裘慧英最后一次探望李白。他平静地对妻子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孩子伸出一双小手喊道：“爸爸，抱抱我。”李白说：“乖孩子，爸爸以后会来抱你的。”没想到这就是他们最后的诀别。就在当天夜里，敌人执行蒋介石下达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密令，将李白等12人押往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

20天后，上海解放。裘慧英日夜寻找李白的下落，终于在浦东发现了他的遗体。

◆李白生前戴过的手表。

永失爱侣，裘慧英的痛楚自是不可言说，但她并没有被悲伤压倒，反而强忍内心剧痛，继续忘我地为党工作。晚年，裘慧英全身心扑在弘扬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一代的事业上，被年轻人亲切地称为“裘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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