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中国国力衰微，军阀割据，中原四分五裂，与中国有着数千公里边境线的沙俄帝国虎视眈眈，时刻觊觎外蒙土地。

从清末以来的近十年里，俄国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扶植亲俄代理人，企图从中国领土中将外蒙肢解出去。

为了保卫这180万平方公里北疆领土，1919年10月，北洋政府派遣大将徐树铮率八千人马出击漠北，徐树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外蒙分裂势力，打消所谓自治野心。

从出兵到撤治，仅仅22天便使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之下，北洋政府沉重打击俄国侵略企图，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可以说，徐树铮收复外蒙是北洋政府昏聩统治下为数不多的亮眼政绩，就连一向与北洋对抗的孙中山都对此盛赞不已。

外蒙古总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和唐努乌梁海地区（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等地），首府为库伦（乌兰巴托）。

外蒙古一词的提法始于清末民初，其最初的说法是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

在历史上，这片面积庞大的蒙古高原养育着多个游牧民族繁衍生息。

几千年来，同中原王朝一样，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在漠北草原上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并与长城以南的汉人农业帝国产生激烈的碰撞和交融。

17世纪上半叶，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强大起来，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将漠南蒙古（内蒙古）纳入统治范围。

此时的漠北蒙古由喀尔喀部（三部落总称）统治，地广人稀，各自为政，时不时为草场、人口和畜牧产生摩擦。

1660年代，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大汗噶尔丹的带领下逐渐强大。

噶尔丹在吞并整个西域和中亚哈萨克草原后向东扩张，喀尔喀三部落全面溃败，被迫南下向清朝归附。

噶尔丹是蒙古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试图一统蒙古高原，恢复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帝国。

毫无疑问，噶尔丹是元朝灭亡后最接近成吉思汗的一代枭雄，只可惜生不逢时，他遇到了更加雄才大略、手段更高强的对手——康熙。

1690年乌兰布通决战中，准噶尔被清军大败，1692年康熙在多伦与漠北各蒙古王公会盟，通过编旗等方式成功将漠北180万平方公里土地纳入中国版图。

此后，喀尔喀部在清朝的铁腕统治下太平无事，然而时过境迁，进入19世纪后期，清朝在内忧外患下不断走向衰落，对蒙古的控制力减弱。

而就在这时沙俄开始不断向漠北渗透，利用中原与蒙古的民族矛盾鼓动漠北蒙古独立，一些不满清朝新政的蒙古王公开始寻求俄国的援助。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等分裂势力在沙俄策动下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驱逐清朝官员，建立所谓大蒙古国。

而此时的清廷自顾不暇，对外蒙古独立虽表态不承认，但也无力干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北洋政府对外蒙独立一事依然不认。

1913年的欧洲处于一战前夕，俄国忙于与德国军备竞赛，对于远东事务只能稍微缓解，1913年至1915年，沙俄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先后签订《中俄声明》《恰克图协约》。

条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外蒙古自治，北洋政府不得在外蒙驻军、派驻官员。与之相对应的是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

可以说，上述两份条约已带有不平等性质，但袁世凯为称帝复辟，急需列强支持，便选择退让妥协。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列宁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俄国苏维埃革命的成功对欧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极大影响。

外蒙喇嘛及王公受到极大震动，他们自觉失去靠山，难以独自维持其分裂状态，便产生撤销自治、回归中国之心。

对此北洋政府也将外蒙撤治纳入议事日程，同时意识到若想瓦解外蒙分裂，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是行不通的。

1918年10月，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任命徐树铮为参战督办处参谋长，负责编练参战军。

徐树铮，安徽徐州人，1880年出生于一个耕读世家，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陶，聪明伶俐，七岁能作诗，被称为神童。

青年时期恰逢清末乱世，徐树铮深感时局惟艰，决定投笔从戎，由于机缘巧合，徐树铮投入到段祺瑞麾下，在此后20多年时间里成为其左膀右臂。

关于外蒙问题，徐树铮关注良久，早在1912年就曾提出保卫外蒙的思路构想。

这次徐树铮接下重任，一刻不敢怠慢，他派人陆续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组成三师四旅，约八千人的军队规模。

1919年6月，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改参战军为边防军，抽调大部分兵力开拔外蒙，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

实践证明，北洋政府的担忧不无道理。苏俄政府表面上宣布废除与民国一切不平等条约。

但在外蒙问题上依然支持独立，1919年7月，苏俄公开声明称外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谋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苏俄政府的表态让外蒙局势更加复杂，其高层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世俗王公贵族支持恢复旧制，回归民国。

而喇嘛原本就是在沙俄扶持下上位，自然不愿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对撤治颇为抵触。

1919年8月，外蒙王公秘密联名向库伦镇抚使陈毅表达取消自治的愿望。

在民国驻蒙代表与王公的共同努力下，草拟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呈报北洋政府，他们寄希望利用民国政府的力量牵制喇嘛势力。

六十三条中，外蒙承认民国政府为中央政府，但却严格限制民国驻军数量、内地人到外蒙经商、采矿等通商事宜。

说白了，该条件不过是名义上服从民国管辖，但实际上却体现与内地的割裂，不过是汉唐时期对外藩羁縻的翻版，这样的有条件撤治方案，显然不能让徐树铮满意。

但即便是这样的结果也是陈毅及王公们艰辛努力得来的。

在当时外蒙政权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哲布尊丹巴活佛作为领袖，只信任僧侣喇嘛，他连撤治都反对，更别提六十三条了。

更令人失望的是即便争议如此之大的六十三条都在外蒙的议会表决中被否定。

而王公们将草案提交民国中央政府完全是其单方面行动，这也让北洋政府意识到必须要通过武力解决外蒙撤治问题了。

1919年10月23日，徐树铮率领自己亲自操练的西北劲旅北上出塞，拉开了武力收复外蒙的序幕。

由于外蒙高层内部为是否撤治争斗不休，沿途外蒙守军不敢抵抗，徐树铮得以长驱直入，10月29日抵达外蒙首府库伦。

他刚一到达便密召陈毅及部分王公，指出六十三条撤治方案万万不可。

目前北洋军身处外蒙腹地，为免夜长梦多，只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速战速决，不久徐树铮占领库伦各个重要据点。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11月14日夜晚，徐树铮率军队突袭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出示他新拟的撤治文件，逼其签字，并警告说:

“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哲布尊丹巴活佛）。”

巴德玛多尔济被打个措手不及，面对剑拔弩张的西北边防军，只能战战兢兢的在文件上签字。

第二天巴德玛多尔济召集王公和喇嘛开会，哲布尊丹巴活佛也未料到徐树铮竟逼宫城下，无奈之下只能同意通过撤治决议。

会议结束后，巴德玛多尔济便马不停蹄地将撤治呈文交给徐树铮，徐树铮随后将呈文送至北京。

11月22日，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取消《中俄声明》，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同时徐树铮收回外蒙作为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大事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赢得很高赞誉。

国父孙中山甚至致电称赞: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树铮）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

1919年12月，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为哲布尊丹巴八世举行册封典礼。

1920年5月10日，徐树铮第三次赴蒙巡边。不过不久后徐树铮卷入北洋军阀派系斗争，7月，他被免去西北筹边使之职，对外蒙的经营也就戛然而止。

接任的陈毅远不如徐树铮的杀伐果断，很快就被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党夺走了权力。

1921年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北洋政府对此严厉谴责，拒不承认外蒙独立。

但由于深陷内战无法抽出兵力应对，徐树铮本人也在1925年被冯玉祥暗杀身亡，而外蒙则趁中国内乱之际慢慢坐大。

虽然北洋政府从始至终都不承认其独立，但在1946年，蒋介石国民政府在苏联的威逼操作下还是承认了外蒙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