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的上海，风云骤变。10月19日，14名中央工作组成员秘密抵达虹桥机场，等了十分钟，竟然没有任何机场工作人员上前接待。苏振华眉头一皱，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谁能想到，这次秘密前行的计划，早已被“四人帮”的余党提前掌控。看似平静的上海，暗流汹涌，背后是千钧一发的博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了“稳住上海”，中央工作组的到来，注定要与“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76年，“四人帮”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崩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悄然展开，上海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战场。在中央看来，上海稳，全国就稳。当时的上海并不太平，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四人帮”余党依旧活跃，甚至有传闻他们在酝酿武装叛乱。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央决定派工作组秘密进驻上海，直接接管局势。

领导这次行动的三位核心人物分别是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他们的任务很明确：稳住局面、稳定人心、揭批“四人帮”。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上海的余党早已嗅到中央的行动，甚至提前在机场等候。这场博弈，注定充满了悬念和危机。

1. 秘密行动遭泄露

秘密抵沪的中央工作组成员原本计划悄无声息地接管上海，但抵达机场没多久，工作组就意识到，这个“秘密”似乎已经不再是秘密。上海警备区的几名高级军官提前等候在机场，甚至直接询问他们的行程。苏振华当即质问：“我们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对方的回答模糊不清，这让苏、倪、彭三人心中警铃大作。

这并非简单的礼节性接待，而是“四人帮”余党对中央动向的提前掌握。上海的情报系统无孔不入，余党的势力盘根错节，中央的秘密计划早已被他们侦察到。工作组意识到，他们的任务远比想象中复杂。接下来的一切行动必须谨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四人帮”余党的蠢蠢欲动

在“四人帮”倒台后，上海的余党并没有束手就擒。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就开始指挥上海民兵，准备武装叛乱。两人向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发出命令，要求所有行动必须听从他们的指挥，并加强报社、电台的警卫工作。与此他们还通过宣传和指令，试图掌控舆论，制造紧张气氛。

这些举动表明，上海的余党并没有放弃抵抗，甚至试图通过武装叛乱来对抗中央。工作组的任务不仅仅是简单的接管，更是要与这些潜在的危险正面对抗。情况的复杂性让每个人都不得不时刻紧绷着神经。

3. 马天水的“愚蠢”要求

工作组抵达上海后，首先与“四人帮”余党头目马天水进行了对话。让人意外的是，马天水竟然提出了两个“愚昧”的要求：一是希望见一见“四人帮”成员，二是请求中央宽大处理他们。马天水的这番言论，显然是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并没有认清当前的形势。

马天水的“愚蠢要求”暴露了他对形势的严重误判，也让中央工作组看清了他依旧效忠“四人帮”的立场。工作组迅速展开行动，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进行调查和谈话，并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中央。他们知道，这些余党并不会轻易屈服，背后隐藏的危机远未解除。

4. 余党的谣言与破坏

中央工作组在上海的行动并没有一帆风顺。余党虽然失去了核心领袖，但依旧通过谣言和破坏活动制造混乱。11月初，上海街头出现了一些煽动性传单，甚至有人编造“彭冲被刺杀”的谣言。更有甚者，在上海交通大学贴出了“彭冲滚出上海”的标语，试图煽动学生和市民的不满情绪。

这些谣言和破坏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工作组的行动，但却不断消耗他们的精力，制造紧张局势。工作组必须一边处理这些小动作，一边继续推进揭批“四人帮”的行动。这场斗争不仅是在明面上的对抗，更是心理战、舆论战。

5. 最终的掌控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工作组终于稳住了上海局面。随着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北京的被控制，上海的余党失去了主心骨，武装叛乱的计划也无疾而终。苏、倪、彭三人每天紧盯局势的发展，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最终确保了上海的稳定。

在这场与“四人帮”余党的对抗中，中央工作组最终取得了胜利。上海的局势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秩序也得以恢复。1979年，随着苏振华、倪志福调离上海，彭冲接过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重任，继续推动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场斗争的胜利，标志着“四人帮”势力在上海的彻底瓦解。

有人说，1976年的上海是“四人帮”余党的最后堡垒。的确，在这个复杂的舞台上，中央工作组与“四人帮”余党进行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带着中央的重托，顶着巨大的压力，最终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这不仅仅是一次权力的交接，更是对全国局势的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彭冲，作为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之一，后来也成为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每一次转折，背后都有无数人的努力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