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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安详离世。她的丧事却因“从简”原则引发了一场争议。上海市委主张按惯例办事，而贺家人坚决反对，认为她的情况特殊，需为她恢复名誉。作为一名历经长征、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红军战士，她为何在历史中一度被忽视？而身为毛主席的夫人，她的离去为何仍要经历如此波澜？
贺子珍于1909年9月28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原名贺焕文，家族世代为乡绅，父亲贺焕文是当地著名的知识分子。贺子珍是家中的长女，与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并称为“永新三贺”，三人从小便在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中成长。由于家族的影响，贺子珍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父亲熏陶，学习了古文、诗词等传统文化。随着社会动荡和革命潮流的兴起，她的人生轨迹逐渐发生了根本变化。
1925年，时年16岁的贺子珍在永新县的一所夜校上课，这所夜校是由共产党员欧阳洛秘密开办的。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贺子珍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开始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等激进书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6年贺子珍从永新女子学校毕业。同年夏天，她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很快成为永新团支部的书记。她的革命意识和责任感逐渐觉醒，决定投入到更为直接的政治斗争中去。1927年3月，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奋斗。就在同年6月，永新县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当地的国民党右派勾结地主武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抓捕，其中也包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为了拯救家人和革命战友，贺子珍毫不犹豫地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军，联合周边地区的群众展开反击。
1927年7月贺子珍亲自参与并指挥了永新、安福、宁冈和莲花四县的农民自卫军，发动了会攻永新县城的行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她们成功解救了被捕的贺敏学和其他80多名革命战友。随着永新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贺子珍被任命为妇女部长和共青团书记。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建立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贺子珍被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推荐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工作。
进入1928年贺子珍的工作内容逐渐扩大，她开始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担任机要和宣传工作。这期间她负责重要文件的编写和保管，积极参与宣传革命理念的活动。她用自己的笔触描绘着革命的理想与未来，激励着根据地的广大群众投身到斗争中去。
同年贺子珍与毛泽东在革命的烽火中结为伴侣。这段婚姻不光是个人感情的结合，更是两位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在理想和信念上的携手并肩。作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还兼任毛泽东的秘书，为他处理大量机要事务，分担了许多工作压力。在与毛泽东的合作中，她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精神，确保党的信息安全和指令的准确传达。
进入1929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贺子珍随同部队主力下山，参与了艰难的长途行军和战斗。她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要科科长，肩负起更加重大的使命。
1934年随着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贺子珍与毛泽东一起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长征之路。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贺子珍在这场举世闻名的伟大壮举中，见证了战火纷飞的历史，亲身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
1935年4月23日贺子珍随干部休养团行至贵州地区。在一次行军中，队伍突遭国民党飞机的袭击。敌机在空中肆意扫射，炸弹接连投下，整个队伍迅速分散隐蔽。贺子珍在混乱中突然发现红军高级干部钟赤兵正躺在担架上，完全暴露在敌机的视野中，毫无掩护。危急时刻贺子珍没有片刻犹豫，她义无反顾地冲向钟赤兵，用尽全力拖动担架向隐蔽处转移。
很快，随军医生冒着枪林弹雨赶到现场，为贺子珍进行紧急救治。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发现她身上至少嵌入了17块弹片。由于医疗条件极度简陋，医生只能取出一部分弹片，其余深嵌在头部和身体内的弹片因技术限制无法移除。手术后贺子珍昏迷了数日，才终于醒来。醒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关心自己的伤势，而是焦急地询问钟赤兵是否安然无恙。
1937年，贺子珍在伤病折磨下，带着毛泽东的深切关心，不顾其反对，选择前往苏联治疗。她并未料到，这一决定将开启一段比长征更为艰辛的生命旅程。初到苏联，贺子珍原本希望通过先进的医疗条件缓解身体的病痛，但由于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她身处异乡的特殊身份，她的生活远未达到预期的安稳。
当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国内形势紧张，贺子珍因一些复杂的政治原因被迫进入精神病院，遭受了难以言喻的折磨和不公。她饱受身体疾病的困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些年里贺子珍在孤独与痛苦中挣扎，她经常向身边少数能够接触到的中国同志表达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回忆这段岁月，晚年的贺子珍曾对身边人感慨道：“在苏联的最后几年，比长征路上的苦难还要难熬。
1947年党和政府得知贺子珍的困境后，立即展开行动，将她接回祖国。归国时，她的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严重创伤，已经无法恢复到当年的状态。回到祖国的怀抱，贺子珍依旧心系革命事业。尽管毛泽东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一再嘱托相关部门为她安排轻松的工作，但贺子珍主动提出参与工作，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东北局妥善安排她到东北财政厅工作。虽然这份工作并不繁重，但贺子珍依旧全力以赴，以她一贯的认真态度完成每一项任务。她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从未因自身的特殊身份或病痛而要求特殊待遇。
贺子珍自苏联归国后，饱经战火和苦难的身体早已无法承受岁月的侵蚀。尽管希望通过积极治疗重获健康，但旧伤未愈，新疾又至，病痛不断侵蚀着她的身体。长征时期留下的弹片依然深嵌在她的身体里，日夜折磨着她的神经，苏联的监禁生活更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她先是出现精神恍惚，几度神志不清，好不容易恢复，却又因劳累和病痛最终不幸中风。从那以后，贺子珍再也无法站起来，生活完全依赖于他人的照料。
尽管身体每况愈下，这位昔日的女红军仍旧不改初心，始终心怀对祖国的热爱与责任感。即便卧床不起，她也时常与身边人探讨国家的发展，并表示希望自己能尽一份力，投身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病痛虽残酷，但她从未轻言放弃，依然与身体的折磨进行顽强的斗争。
疾病的侵袭终究不可逆转。1984年4月贺子珍在上海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7岁。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也没有世俗的喧嚣，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的巾帼英雄，选择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告别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
贺子珍去世后，如何安排她的葬礼成为一道难题。上海市委深知她的身份和贡献，不敢贸然做决定。最终这一问题被提交到中央，由邓小平亲自出面解决。邓小平明确指示，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存放处，也就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安息之所。
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各界人士纷纷前来送别，向这位红军女战士致以最后的敬意。伴随着庄严的哀乐，人们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默哀、鞠躬，悼念这位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代巾帼。
贺子珍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却又书写了无尽的传奇。她是一位革命者，更是一位具有深情与执着的女性。从井冈山的斗争到长征途中的牺牲，从为保护战友不顾自身安危，到带着身上17块未取出的弹片坚持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她的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革命史的丰碑之上。
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贺子珍将个人安危置于国家和革命之下。她曾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总是将第一关心留给她的战友和同志。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晚年，她依然心怀对国家的关切，以满腔热忱投入到思考如何助力祖国现代化的事业中。
英雄虽已落幕，但她的精神却如星光般长存于后人心中。贺子珍的经历，向世人诉说着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也展现了一位女性在革命浪潮中迸发出的无穷力量。她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了理想与信仰而献身的人，永远值得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