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记忆起，童年的生活经历历历在目。因为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物质条件匮乏，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但没有了旧社会的剥削制度，没有了战争的痛苦。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生活非常富裕。
我们出生在五十年代，那时物质比较匮乏，加上提倡多生孩子，所以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子女是常事，有些“光荣”妈妈更是卯足了劲地生孩子，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孩子的都有。
那时提倡多子女政策，每个做母亲的都很自豪，她们胸前戴着大红花，站上领奖台觉得自己确实很光荣很伟大。而少子女或无子女的家庭不被看好，因为她们对社会奉献太少。
那时候科技比较落后，经济刚刚起步，工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贫穷的中国人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号召下，大家齐心合力，努力建设新中国来改变落后的状态。
那时候出生的人因为贫穷，加上多子女时代，物质匮乏成了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能吃饱成了最大的愿望；能穿上一件新衣服是最大的奢望。那时老大穿新衣，老二穿旧衣，老三穿补衣……那是常事。
记得小时候大多数婴儿吃母亲的奶，能吃上牛奶的是极少数，奶水不足的大多用米粥汤来喂养。“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都数家庭挖过野菜，吃过菜根。那时因为小，也不知道生活好坏，自认为生活就是这样过的。
有一次到一家家境比较好，孩子比较少的亲戚家走亲，才知那时生活也有好坏之分的，能吃上鱼肉的家庭也不多，但那时候有点油水下肚确实机会难得。
孩子时代最有记忆的是捏泥巴、打弹子、刮刮香烟牌子。我的童年还增加了童趣，到舅舅家要了两只小白兔，天天割点青草，喂它长大，倒是增加了孩提时代的乐趣。
到了学龄期，背上书包上学去。那时没有家长陪同去上学的，一般都在家附近的学校读书，放学都是自己回家。那时有一个笔盒，有铅笔有橡皮就感到很满足了，因为有的困难同学不一定有这“老三样”，那时不讲究学习用品的层次，有的父母自缝一个书包，笔盒可以用替代品，总之有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课余时间跳个绳，踢个毽子，调皮的孩子相互摔跤取个乐已经很满足。那个年代的父母少文化和文盲的特别多，所以孩子的作业大多自己做，在课堂上不注意听讲的或没听懂的孩子，成绩一般都比较差。
如果受到老师表扬的同学一般成绩比较好，我在班上属中等生，记得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做的作文被老师表扬过，心里开心了好几天，老师说我写作文很有天赋，那时小对天赋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但长大了确实能写写小文章或投投稿。
我们生长在特殊年代，小学三四年级时，似懂非懂的我们遇上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我们那时候还小，一般不直接参加运动，但那时的好奇心，常常会跟在大年级的哥哥姐姐屁股后面，去观看挨家挨戸的宣传破四旧立四新的各种活动，后来看到见四旧就砸的场面。
到了一九六六年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开始停课闹革命。那时我们还小，只有小学四年级，每天看看大字报，参加一些批斗会，文化课取消了。因为年龄小，不允许参加当时的红卫兵，最多弄个红小兵当当。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我们低年级学生大多在家里打发时间。到了复课闹革命时，我们都进入了中学。几年的学业荒废，进了中学大多数人没了学习的兴趣，所以上课认真听课的同学很少，有的同学干脆在课堂上睡觉打发时间。
那时课堂纪律也很差，可以不听老师讲课，也可以随意羞辱老师。造成老师上课等于完成任务，至于上课的质量如何，无人问询。师生的交流更成了空白。
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关系，我们中学学习四年后才被分配工作。那时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六八、六九届毕业生基本“一批红”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我们这一届毕业时才改变了“一批红”的分配原则，有去农村插队落户的、有去农场的、有去工矿的。
我因为符合上海工矿的家庭条件，我被分配到了上海中医学院学习医学，才走进了医学这条道路，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医务人员。
回忆历史的路程，回忆自己经历的旅程感慨万千，因为我们经历的实在太多太多。现在已经走进老年，回忆过往也是人生最后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