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之主，东吴集团老大，孙坚的娃儿孙权，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孙权的出身好，投胎技术高，从小就衣食无忧，受到父亲孙坚的影响，他立下志向，必须要干一番事业，一番大事业。当然，他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能力。虽然父亲孙坚在和董卓的战斗中阵亡，但是这对于当时只有18岁的孙权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家族的中兴重任，全部压到了他和他哥孙策的肩膀上，他们有责任挑起这个重任。但要完成这个任务，谈何容易。因为过了不久，孙策就被刺杀，这时没有人和他并肩作战，他只有依靠自己。局势十分复杂。然而，孙权还是稳住了，尤其是他洞察形势，果断联手刘备，在赤壁击败了曹操，此战中，在孙权的指挥下，周瑜用火攻、黄盖发挥苦肉计、诸葛亮著名的草船借箭，都有声有色。赤壁之战胜利，奠定了三分天下鼎立的局面。
但是，在此之后，东吴集团却再无建树，甚至吃了两次大的败仗，最终也未能统一天下。很多人分析原因，认为是“地理局限”或“军事保守”所致，但在王老斌看来，孙权的失败，是缘于深植于江东政权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战略文化的内在缺陷，当然也包括孙权个人统治模式的局限性。首先是江东门阀共生体的政治桎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孙权政权的本质是江东士族与淮泗武将的脆弱联盟，这种结构决定了其战略决策的短视性与妥协性。因为士族集团为了本身利益必然会绑架国策。顾、陆、朱、张四大姓垄断地方经济与官僚体系，其核心诉求是维护江东本土利益。
北伐中原需要大规模动员士族资源，却无法直接增益其本土利益，导致孙权屡次北伐时遭遇“阳奉阴违”，比如234年攻合肥时陆逊消极配合。对此，孙权也只有妥协，他称帝后为换取士族支持，不得不将大量军权下放给陆逊等士族代表，中央集权被削弱。同时淮泗集团被边缘化。周瑜、鲁肃等淮泗系将领的“跨江争霸”战略，随着他们的早逝而失去政治代言人。吕蒙、陆逊等本土化将领上位后，战略重心转向保守的“保江东，夺荆州”。虽然孙权晚年试图扶持诸葛恪等新一代淮泗势力，却因士族反扑引发“二宫之争”，彻底撕裂统治集团。第二点就是“江防经济”的致命诱惑。本质上，江东政权的经济繁荣建立在长江防御体系与江南开发的特殊模式之上，这种模式成为阻碍扩张的隐形枷锁。
孙权集团的水军优势使其能屡挫曹魏南下，比如222年夷陵之战、224年广陵江防等，但陆战能力始终薄弱。长江天险在防御时是屏障，进攻时却成为心理依赖，导致军队一旦离江便战力骤降，比如215年逍遥津之败。经济上，江东开发集中于太湖流域与山越屯田，这种内向型经济虽能自给自足，却缺乏对外扩张的动力。与蜀汉“直百钱”的掠夺性金融或曹魏屯田的军事化经济相比，东吴经济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虽然孙权在晚年推行“铸山为铜，煮海为盐”，表面是看似繁荣，实则是通过垄断资源巩固内部权力，而非为战争蓄力。孙权其实也看到了很多问题，他也经常玩权力平衡，但是没想到会被权力平衡术反噬。孙权并非传统认知中的“守成之君”，其精妙的权术在短期内维持了稳定，却埋下了长期衰落的祸根。比如孙权故意制造文武对立，如重用吕壹监视士族、纵容潘濬打压淮泗旧部，导致战略连续性丧失。对蜀汉时而在联盟与背叛间摇摆，215年袭荆州、222年降魏称臣、229年联蜀称帝，消耗了外交信用。在228年石亭之战大胜后，他们本可乘势北伐，却因担心陆逊功高震主而主动撤军，错失战略窗口。同时孙权集团掉进了“继承人陷阱”与统治合法性危机。孙权晚年废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改立幼子孙亮，引发士族与淮泗集团的全面对立。这种为维护个人权威而牺牲政权稳定的做法，彻底动摇了东吴的统治根基。相比之下，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整合士族，蜀汉以“汉室正统”凝聚人心，而东吴始终未能构建超越地域的意识形态共识。这一点，曹操就比他高明多了。从孙权集团最终的失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区域政权越是能通过地理与经济优势实现局部繁荣，越容易陷入“舒适区陷阱”。
对于孙权集团来说，江东的富庶与安全，反而消解了统治集团的进取意志；门阀共治的稳定性，压抑了制度创新的空间。这种“自我锁死”的困境，使得东吴注定成为割据霸主而非天下之主。相比之下，曹魏的“寒门军功集团”与蜀汉的“理想主义动员”，尽管各有缺陷，却保留了更强的扩张动能。我想，孙权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强权在“安逸”与“冒险”之间的慢性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