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实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圣经旧约·西番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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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你也是犹太人？

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社交媒体上关于以色列军事人员的影像中出现了一些黑色皮肤士兵。他们并非是外国雇佣兵或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志愿者。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犹太人。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如同来自中东欧、巴尔干半岛、北非等地的犹太人一样，这批黑色皮肤的犹太人大规模迁入巴勒斯坦地区也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在“回归”到这片“应许之地”之前，他们的家园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他们是来自自埃塞俄比亚的，自称“贝塔以色列人”，被当地人称为“法沙拉人”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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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犹太？

关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以下简称‘埃犹’）的犹太身份来源有着几种主流观点：

古实之地说：古实是《旧约》中对埃及南部区域的泛称，有时也以“埃塞俄比亚”称。《旧约》中关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大量提及成为许多埃犹声称自己犹太身份的证据。但严格意义上，古代意义的古实与埃塞俄比亚指的是古代努比亚，即今天苏丹北部与埃及南部地区，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并非是同一片土地。

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后代说：该说法以《旧约》为根据，认为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示巴王国女王与以色列王国的所罗门王相恋并生下孟尼利克一世，从而将以色列人的血统和宗教引入了埃塞俄比亚高原。这一说法是埃犹民族叙事中最为主流的说法，但《旧约》中的记录仅限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相见，而二者育有后代的说法则更多是埃犹的一厢情愿。

消失的但部落说：以色列官方认可的说法认为埃犹的犹太身份来源于犹太王国覆灭后流散的但部落。然而，并没有史料证明但部落曾流散至埃塞俄比亚地区。

除以上三种观点之外，还有诸如认为埃犹是来自于大流散时期埃及的犹太人等说法，但同样也都有其不可靠之处。

综合历史与现代科学，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埃犹是其他犹太族群与当地土著居民通婚，并向其传播犹太教的产物。根据犹太教主流观点，犹太人身份绑定于犹太教信仰而非某一特殊血缘。因此，埃犹即便皮肤黝黑，其同样被以色列官方认定为犹太人。

埃犹最早在18世纪末为欧洲社会所认知。20世纪，伴随锡安主义的兴起和以色列国的建立与逐步站稳脚跟，将这批散落在东北非的犹太遗民接回国内的计划也正式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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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西、约书亚、所罗门

早在1960年代，来自欧美和以色列的犹太人团体已经开始有组织地帮扶埃犹。其在帮助埃犹提升教育、医疗、经济水平的同时，也向其讲授希伯来语和犹太教义。然而，从一个现代国家中成规模地组织人口外迁必然会面临来自迁出国政府的阻力，这一行动很快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抵制之下破产。

1977年，埃国内亲苏的门格图斯军政府上台，随之受到美西方封锁。以色列以此为契机，以支援门格图斯政府武器装备换取其对埃犹移民问题的让步。这一交易很快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终结。但伴随埃塞俄比亚国内动荡，大量埃犹移民邻国苏丹，以色列政府找到了解决埃犹问题的新思路。

苏丹是阿盟成员国。但由于美国经济援助的诱惑与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亲自游说，苏丹同意了埃犹经由本国回到以色列的计划，即“摩西行动”。

1974年，通过长达6个星期的秘密运输，约有7000名埃犹回到了以色列。随后，在美国债务减免的条件下，苏丹同意了“约书亚行动”，约800埃犹在这一阶段被运往以色列。1989年，埃以两国就逐步迁移埃犹的方案达成协议。

但是，1991年，埃塞俄比亚国内政局再次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即将上台的新政府对埃犹迁移问题的态度不容乐观。5月23日，以色列正式启动“所罗门计划”，在36小时内将14000名埃犹成功空运至以色列。至此，三次行动共将25000余名埃犹迁移至以色列境内，他们也将以以色列公民的新身份继续他们的生活。

然而，等待着刚刚回归以色列祖国的埃犹的并非只有发达的现代生活。歧视与不公待遇将同样属于这批“所罗门王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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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政府迎接埃犹绝非只是出于宗教意识形态下对处危难之中教胞的关照。其行为背后同样有着复杂的现实利益考量。

首先，四次中东战争的蹂躏使得以色列国内犹太人口大幅减少，以色列在面临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国内其他宗教人口的比例也随之大幅提升，而将埃犹移民至以色列则可以部分缓解这一问题。

其次，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惨胜使得国内士气低落，且以色列政府保护对伊斯兰世界缓和的倾向也使得国内右翼分子极度不满，以色列迫切需要一场既能宣扬国威，又能满足宗教感情的行动。

此外，当时国际上普遍有许多对以色列存在国家性种族主义的质疑，而将一批黑色皮肤的教胞赢回国内也可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嫌疑。

以色列政府在帮助回归的新移民融入以色列社会的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埃犹在埃国内大多生活困苦，长期远离现代文明，基本没有财产和生产技能，不会读写，甚至不会使用水电。他们虽然信仰犹太教，但其宗教信条、戒律、习俗都与以国内主流犹太教相去甚远。

为此，以色列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帮助他们融入现代社会，对其进行宗教、文化、职业技能等全方面培训，并给予其一定的住房等经济帮扶。

但埃犹的生活境遇仍然堪忧，甚至受到以色列国家的系统性歧视。例如其住房普遍狭窄，经济状况糟糕；就业状况堪忧，曾有调查表明53%的以色列雇主不愿雇佣埃犹；社会接受度低，儿童在接受教育，成年男性在服兵役时都较其他族裔面临更大阻力等。此外，其血统本身也遭受着歧视。以色列政府曾以防治艾滋病为由，拒绝埃犹血液进入国家血库。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自2010年以来，以色列政府曾多次被爆出对埃犹妇女进行强制绝育的丑闻。除公开的歧视外，埃犹由于自身肤色、语言文字、生活与宗教习惯与以色列社会主流截然不同，必然难以在根本上融入以色列社会。

针对不同族裔犹太人的歧视问题并非是埃塞俄比亚移民的独有问题。以色列国内的犹太族群主要包括来自欧洲和北美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自环地中海地区的塞法尔迪犹太人，来自冷战时期即冷战后苏东地区的犹太移民以及在20世纪前就居留在西亚的东方犹太人。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以色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欧美国家中被世人熟知乃至神话的犹太人也主要是欧洲血统的犹太人。

他们以外，所有其他族裔的犹太公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有意或无意的不公正对待，而埃犹则无疑是他们之中社会地位最低，经济状况最糟糕，文化融入度最差的族群。毕竟，直到1975年，以色列政府才正式承认了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以及相应的回归到“应许之地”的权利。

以色列国内一批犹太人针对另一批犹太人的系统性歧视并非难以理解。从更本上来讲，主导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犹太群体本就是一群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资本家、商人、政客、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他们在怀揣重建天国的宗教理想推进以色列“复国”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与自己血脉更亲，习俗更像，阶层更近的犹太群体的利益和诉求。

他们本就占有着来自欧美大陆的绝对经济优势与社会地位。而当面对着同样信仰犹太教，但却已经部分阿拉伯化或斯拉夫化的其他族裔之时，他们也自然怀有一种对这批与自己长得并不相似的教胞的疏远感。现代以色列国虽然在名义上建立于对犹太教的共同认可之上，但血缘、种族和阶级差异仍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以色列人民对亲疏的认知。

当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激情澎湃地宣读“以色列国将向散居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敞开移居的大门”，向世界自豪地宣布犹太民族的新家园得以建立的时候，他的心里大概并没有牵挂着那遥远埃塞俄比亚高原上虔诚的、黑色皮肤的倾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