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语也说：富不过三代。家族传承难以持久，不仅在平民中屡屡出现，即使帝王之家也常常逃不过这一魔咒。南朝刘宋第三世皇帝孝武帝刘骏，在其家族、王朝进入关键转折的历史时刻，胡作非为自伤和气，把刘氏皇族的家族生态搞得乌烟瘴气，进而引发王朝中衰，教训尤其令人警醒。

忌惮宗室践踏亲情

宋孝武帝刘骏是宋武帝之孙、宋文帝之子，刘宋的第三世、第四位皇帝。孝武帝的帝位不是正常继承，而是通过武力强夺的。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所杀，刘劭非法抢班夺权招致诸王集体反对，刘骏遂以诸王之长的身份起兵讨伐，取得皇位争夺战的胜利。

刘骏登基

由于即位方式不是常规模式，刘骏对宗室诸王十分忌惮，生怕他们也如法炮制，于是不断出台各种限制政策，打击、削弱诸王，引发诸王强烈反对和抵制。若是正常的制度改革，就算严重影响宗王群体的利益，只要顺应社会大潮，哪怕受到暂时阻挠，久后也会收到好的效果，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罢了。然而孝武帝的政策明显超出正常限度，不仅夺了利益、降了地位，还一再刻意在政治上矮化诸王，企图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力，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比如在中央层面，宋武帝开国以来约定俗成地让宗室诸王出任录尚书事、中领军这样的高官，孝武帝慢慢将该制度罢废；在地方州镇层面，宗室诸王出任大州刺史掌兵权也是惯例做法，孝武帝本人就是从州刺史起家的，此时他却反过来削弱大州辖区，有的州一分为二，有的州一分为三。

如此这般还嫌不过瘾，孝武帝还发明了臭名昭著的典签制度。即一位宗王刺史配备一位典签，典签负有向中央报告情况、参与州中大事决策甚至驳回刺史命令的权力，形如孝武帝的一个个化身，近距离监控宗王。典签位卑而权重，由于缺乏足够政治修养，不仅无法正常发挥辅佐作用，反而会仗着皇帝撑腰——有时甚至在皇帝默许下胡作非为，把宗王们压得透不过气，大事说了不算，有时生活所需都要低声下气地找典签们求取。

孝武帝打压宗室，对刘宋开国以来重用宗室的政治惯例形成背反，从加强君主集权角度看无可厚非，但应同时考虑到维系宗室的团结，毕竟在封建时代，宗室力量是王朝统治的根基之一。孝武帝却变本加厉，用典签制度对宗王进行政治侮辱，人为离间了刘姓宗室亲情，把一家人搞成二元对立，甚至如同仇雠一般，非但没有从根本上拔除宗王拥兵造反的根子，反而加剧了皇帝与宗王的互相猜疑和提防。

南郡王刘义宣是宋文帝之弟、孝武帝亲叔父，屡遭孝武帝猜忌及逼削兵权，刘义宣便联合外戚臧质起兵造反。孝武帝花了好大气力，糜费无数兵粮才把叛乱镇压下来。义宣战败被杀，一下子引爆了孝武帝对宗王们的感情火药桶。

孝武帝兄弟众多，共有十八人，刘劭、刘浚二人作乱被杀，四人早逝，当时在世的尚有十二人。其中不乏颇有才干者，像竟陵王刘诞、南平王刘铄，都被孝武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孝武帝无端派兵偷袭刘诞于广陵城，未能得手，又派大军围攻，历时七个月攻破城池，杀了刘诞之后犹不解恨，竟然下令屠城，罹难者多达数千人。孝武帝下令把斩杀的首级堆在石头城外炫耀武功，朝野士民无不痛心疾首。杀的是同胞兄弟，屠的是自家百姓，所炫之武功有何意义？不过是在宣泄他对宗王的浓浓恶意。

孝武帝所杀叔父、兄弟共四人：刘义宣、刘铄、刘诞、刘浑，个个死非其罪，一时间宗室诸王人人自危。武、文二帝以来勉力维持的宗室相亲相爱、团结对外的氛围一去不复返，此后新君登位必有屠杀，而且一代甚于一代，孝武帝实是祸首。

父辈影响反面身教

孝武帝对兄弟们痛恨的原因之一，是当年父亲宋文帝对诸子爱宠不均，孝武帝从未得到父亲青睐，长久的嫉妒与抱怨使其心态失衡，痛恨父亲、痛恨兄弟，及至那股可怕的情绪爆发出来，连他自己也无法控制。他未必不知道父子失和的痛苦，但像万万千千出现问题的亲子关系一样，父辈犯下的错误，往往子一辈还会延续。孝武帝自己在父子关系上，做得连他父亲都不如。

孝武帝儿子共二十八人，嫡长子刘子业早早立为太子，但孝武帝最宠爱殷淑仪所生之子刘子鸾，一度有废长立幼之意，二子之间产生对立和争斗。若是像唐太宗、清康熙的儿子们争夺储位也罢，争得是谁更贤能，哪怕争得很激烈也不全是坏事，有可能会对继承制乃至朝政产生良性驱动。遗憾的是，孝武帝诸子都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骄奢淫逸之辈，这种争斗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结果无非是父子互相抱怨、兄弟互相仇恨。孝武帝死后刘子业即位，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赐死刘子鸾。

刘子业还杀了两个弟弟刘子尚、刘子师，杀另一个弟弟刘子勋时，因为送毒药的大臣途中造反，才没酿成第四次兄弟相屠的悲剧。

杀江夏王刘义恭更令人震惊。刘义恭是宋文帝之弟、孝武帝亲叔父，刘子业的叔祖。此人目睹宗王相残吓得心胆俱裂，自宋文帝时代就采取委曲求全策略，对当政者极尽顺从、称颂乃至献媚之能事，目的就是保全生命。谁知这样一个老好人、窝囊废，因为其资格太老、在宗室诸王中有一定威望，居然引起刘子业猜忌，终于将其处死。刘子业在残忍方面比乃父更甚，“断析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南史》)这些行为，毫无疑问都是耳濡目染得来的。

刘子业的坏还不止于不孝不悌，身上种种毛病数不胜数，可悲的是，他的毛病大都从父亲得来，比如淫乱。孝武帝有很多秽闻，在雍州做刺史时，与其母路夫人传出过秽乱之事，据《宋书》载：“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当了皇帝之后，孝武帝居然又无耻地和叔父刘义宣的几个女儿通奸，刘义宣倍感耻辱，发兵造反，此事也是原因之一。义宣被杀后，孝武帝把最美的一位堂妹接到宫中，改姓殷，封为贵嫔，并严令宫人不得泄露机密。这位殷淑仪，就是上文所说刘子鸾的生母。

宫中偶有泄露此事者都被处死，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天下人都知道其中猫腻，只是不说罢了。刘子业后来有样学样，继位后把新蔡公主强抢入宫，封为贵嫔，改姓谢氏。这位公主是宋文帝之女，孝武帝之妹，刘子业的亲姑姑。

就连孝武帝之女山阴公主也受父亲风气毒害，变得“淫恣过度”，她曾找刘子业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刘子业便赐给她三十名“面首”，供其淫乐。

刘宋皇族资质之差、道德品质之差，在南四朝中十分罕见，其根在于宋武帝刘裕出身底层又不重视教育。经过宋文帝数十年培养和扭转有了好转迹象，到孝武帝刘骏时代处于最关键的稳定、改善期，如果好好加以整治、教育，刘宋皇族有可能实现整体质量跃迁。虽说要他们全都变成杰出的政治家固然不现实也没必要，但只要不再出现大面积顽劣无行、暴虐恶毒之人，也足以维持王朝政治机器良性运转。可惜的是孝武帝无此见识，眼皮子只盯着皇权而不顾其他，不仅让刘氏皇族彻底掉入自相残杀的火坑，也让刘宋王朝失去了有力引领，国运骤然间走上了下坡路。

宋书·孝武帝纪

由家及国无视隐患

宗室力量是刘宋前两代王朝重要的政治支撑，大量军权、政权控制在他们手中。孝武帝剥夺他们的权力之后，急需另找合适群体接替权力空白，但孝武帝以藩王入承大统，本身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班底。没有，就只能硬找。孝武帝本能地起用了近臣，像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他们的特点是官阶很低，易于控制，孝武帝可以轻易地通过他们实现政治意志，而不必和朝中老臣们费唾沫。

但近臣掌权往往会导致作风败坏，朝政紊乱。为何？皇帝用近臣只为伸张自己的意志，而决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更不允许他们进化成真正的重臣。然而近臣也是臣，也有自己的欲望与诉求，当政治上的进步空间全被堵死，他们只好把精力用到政治变现、权力寻租，如此往复，朝政便会日益崩坏。

近臣现象是王朝的毒瘤。自汉末三国以来，三国两晋很久没有出现过近臣当道的情况，盖因稍有见识的帝王都知道近臣政治的危害性，故而即使有的帝王会宠信极个别佞臣，也绝不会把他们捧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孝武帝固然残忍、暴虐、荒淫，从他设计各种限制宗王、搜刮民间财产的制度来看，此人不是愚蠢之辈，但为何还任由近臣肆虐呢？想来一是时势所逼，除了近臣无人可用；二是童年少年时不被父亲认可，造成一种渴求证明自我与离经叛道并存的复杂心态，越是正统、主流看不上的东西越要尝试，而且越要做出一点成绩来证明自己。

孝武帝之后，前废帝、宋明帝、后废帝都用近臣用上了瘾，奸佞小人大行其道，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刘宋王朝政风变得日益黑暗。

孝武帝的胡作非为，对刘宋国力造成了系统性、历史性的破坏。宋文帝三次元嘉北伐后，与北魏的军事对抗一度落于下风，黄河流域失去大片土地，但局面还没有一坏到底，青、徐（今山东中南部）一带仍控制在刘宋手中。孝武帝上位时，北魏也进入短暂休整期，北魏文成帝鉴于“内颇虚耗”，采取“与时消息，静以镇之，养威布德”的措施，换句话就是打不动认怂了，喘息几年再说。

这对刘宋来说是适度反击、经营前哨基地的绝好时机，刘宋在青徐一带尚有较强实力，可以支撑经营之举，宋军曾在青州击退北魏军，收复历城一线的失地。然而孝武帝的努力仅止于此，他上位之初忙于杀诸王、收大权，晚年又沉溺于享乐，无日不饮终日昏沉，边陲军事虽有进展但没有深入推进，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

与此同时，孝武帝还严重忽略了剥夺宗王军权带来的隐患。青徐诸州地处对魏前线，以往都由宗王出镇，开国数十年从未出过问题。然而削夺、整治宗王后，青徐军权转移到中下级将领手中，十余年中竟然造成另一股实力派，以大将薛安都为首的青徐武人集团，对宗室诸王居然都有了轻蔑之心。孝武帝去世后，前废帝刘子业行为昏暴，再次引发诸王内战，大将薛安都产生叛逆之心，居然举青徐之地投降了北魏。刘宋王朝从此永远地失去了这块土地，彻底退出黄河流域，彻底失去了进取中原的物质条件。

圣人讲修齐治平之论，齐家之意义绝非务虚，孝武帝虑不及此，酿成三代而衰的苦果，这些历史教训，可不单单是留给后人作茶余饭后谈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