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一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中第三次庐山会议就是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按照会议计划，九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审议经济工作报告，讨论相关战备工作。
8月23日，会议正式开幕，8月24日，根据吴法宪提议，会议改变了议程，分成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六个大组讨论。在分组讨论中，华北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演变为在陈伯达与汪东兴的带领下“揪坏人”（指张春桥）。值得一提的是，带头“揪坏人”的两个人都官至正国级，不过，他们的结局却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陈伯达早年期间曾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担任了中宣部部长等职务，主管“宣传口”的工作。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陈伯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特殊的运动中，并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委，成为正国级干部。
其实，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陈伯达已经与张春桥产生过矛盾，当时陈伯达坚持“天才论”，张春桥反对“天才论”，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最终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
8月24日华北组的讨论中，陈伯达带头发言：“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把矛头直指张春桥。在华北组的讨论中，汪东兴最早站出来附和陈伯达，支持天才论，支持陈伯达的观点。
在这之后，华北组开始激烈批判张春桥，并出了《华北组二号简报》，在这份简报中，华北组在陈伯达与汪东兴的带领下把张春桥批判得体无完肤，而且言辞相当激烈，比如“（张春桥）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令陈伯达与汪东兴想不到的是，会议风向马上就发生了转变。8月25日清晨，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发给全体参会人员，中午，毛主席看过简报后严厉批评了汪东兴，在下午的会议上，毛主席作出三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
8月26日、27日之后，整个会议风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批判张春桥的人都受到了批评，并要求写检讨，承认错误。9月1日，毛主席当面批评了陈伯达：“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
在这之后，陈伯达被软禁起来，并没有参加后续的会议，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当天，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隔离审查。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陈伯达被关押入狱，1981年，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不过，判刑后不久，陈伯达就被保外就医，晚年主要生活在北京，每月都发放生活费，于1989年病亡，终年85岁。
九届二中全会上，另一位带头“揪坏人”的汪东兴后来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受到重用，并当选为常委，也成为新中国的正国级干部。比起陈伯达的锒铛入狱，汪东兴的结局要好很多，1980年，汪东兴辞职后主要生活在北京，过着退休后的生活，于2015年去世，享年9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