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战事频繁，生灵涂炭，政权林立，民生凋敝，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安阶段。

在这样动乱的时期，历仕四朝的政坛“不倒翁”冯道利用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对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他促进图书出版走上了正轨，官方图书由写本时代发展到了雕版时代；他促进了图书的一种新版本——监本的产生，使监本成为官方通行的规范读本并为后世所推崇。

他推动了九经文化的传播，为后世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在客观上开辟了新的聚书途径，大大丰富了藏书家的藏书。

冯道(882-954)，瀛洲景城人(今河北沧州人)，字可道，晚年自号长乐老。

少年时他刻苦读书，积学成才，而后进入官场，他的一生好经历了差不多整个五代时期，先后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

他一生官运亨通，除了三次拜相外，还任过太师、太傅、太尉、司空等官衔，曾“三为司空，两在中书”。

然而如此显赫的风云人物，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

一千多年来，人们一方面对冯道一生勤俭、为人宽厚、爱护百姓、提拔有能之士、印刷流通儒家经典使文化得以保存传播这些美德惠政加以肯定。

另一方面则又对他见风使舵、圆滑世故、与统治者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毫无气节的人品大加鞭挞。

《旧五代殳·冯道传》在肯定冯道的一些作为同时也指出：“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一女同时事二夫，无疑该谴责。

可是冯道作为政治人物并没有同时效力于多个君主，被谴责以“一女二夫”，显然冤枉。

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五代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生灵涂炭，军阀争雄，社会动荡，王朝更迭不断的乱世。

整个五代时期共经历了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和后周(951—96o)，历时五十三载。

在这样一个不平稳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士人何去何从成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选择明哲保身、顺时趋势?还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显然更多的人会倾向于忍辱求生。

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甚至在当下，不是仍然有不少人“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吗?冯道历仕多个朝代，其实也不是“有奶便是娘”的没有道德底线，他的《偶作》诗云：“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方寸无诸恶”就是他的道德底线。

他也有“忠于国”的价值观，在职则尽责，国主轮替，则忠于新国主。他如效力于大公司，董事长轮替，他作为“高级经理”，仍然尽职于公司。

不同的“董事长”有不同的特点，冯道与之安全相处，狼虎丛中立身，难免“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进入20世纪后期后，学界对冯道苛责的少了，对他的同情增加了，甚至对他的历史贡献也给予肯定。

如傅金才说：“冯道的人生之道是儒释道三种思想的有机结合，儒家的人世济民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基础。

佛教的禅定训练、随缘度众的主张令冯道身心健康、智慧出众，以救民为己任；道教的乐观通达和圆融使冯道对人生世事持乐观的态度，以高超的应世技巧，与时变化，保身救民。

他主张采用新的出版技术出版一大套儒家经典著作，并努力争取得到皇帝的批准。

当时的皇帝其实日子也不好过，经济困难，常有外侵内乱，危机四伏。

在这样的条件下，申请这个项目肯定是很困难的。

难以想象，冯道为了这个项目的立项花了多少精力、心血!这一浩大工程历经多个朝代更迭而始终并未停辍，是谁推动这个公益项目在乱世中持续开展乃至竣工?

答案显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身居高位而心系斯文的冯道。

可以说，没有冯道长居高位，就没有五代的九经雕版成就。

五代的九经雕版成就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这个成就，中国文化史必然要改写。

因此，可以说，冯道长居高位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是巨大的，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应有的褒扬。

我国的印刷事业源远流长，古代印刷业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阶段，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雕版印刷技术，发端于唐代，唐代以前，凡书籍皆是写本，读书人要读书就要辗转借阅抄写。

唐代的雕版印刷起初只是在民间应用于印刷历书与佛教经书，到五代时期才开始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文学典籍。

这个伟大的变革不仅使读书人省却了借书抄书的诸多艰辛曲折，更为藏书事业和文化的传播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是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

而促进图书从手抄写本到雕版刻本逐渐走上图书发行正轨的历史人物中，冯道的功劳当是首屈一指的。

据文献记载，最早倡议雕印经典的是冯道，冯道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

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冯道在乱世之中，关心“文教”，联合大臣李愚提出了雕印经典的申请。

文字如此记载，显然过于简略，好像冯道只是和李愚商量后即联名申请，皇帝就立马批准了。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大臣、皇帝都清楚，经书篇幅多，雕印费时费工，耗资巨大，而且质量要求高，刻印《九经》不是容易完成的事。

很有可能，在提出申请前，冯道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得到普遍的支持后才上奏皇帝。

雕印经典工程开始后，工程不一定就能够持续进行，必须有得力之人长期领导、督促不可。

冯道是这项工程的得力的领导者。

雕印经书工程关键是人员、经费、物资和工作方案，这些事项冯道必定考虑清楚了，形成意见文本奏报皇帝。

这些事项具体如何，我们可以从皇帝发出的命令中窥见端倪：“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帧刻印板，广颁天下。

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

”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承陈观、太常博士段颐、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可见冯道的工作极为严谨。

公元948年，五经刻成，以后又雕造四经，到周太祖广顺年间，全书竣工，历时二十多年。

“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后唐政府将儒家经书雕印贩卖，在历史上是首次，也是封建政府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雕印图籍。

从此后，雕版印书技术日臻成熟，图书的出版也日益走上了雕版印刷的正轨。

由冯道首倡雕印的《九经》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刻印，它历经四朝递相完成，而主持刻印的由始自终同是国子监。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学府，汉有太学，晋立国子学，北齐成为国子寺，隋炀帝始改为国子监，后历代因之。

除教育外，国子监从此也兼事刻印书籍，因而后世称这次刊本为“监本”。

五代监本是官方雕印群经的首创，在整个雕印过程中，参与人员都抱着一种审慎和一丝不苟的态度，雕版底本的校对书写、雕版的刻写等等都是专业人士一手操办，因此质量相当高，监本《九经》的刊印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标准读本，又因为监本如此高的水准，成为后世官方范本的楷模。

也从此开始，官方刻印书籍成为历朝历代书籍出版的主导力量，并成为刻书风气的引领者。

监本《九经》的雕印，开创了官刻图书的新局面，这项由政府出资，组织人力校勘、雕印、贩卖儒家经典的工程，最终使官刻成为我国古代三大刻书系统之一，也使监本的独特标准范本地位得以确立。

后唐首开其功，冯道等人首倡，诚宜书之史册。

后汉乾事占元年(948年)五月，“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版，欲集学官考校雕造。

监本《九经》的刊刻，统一经注文字，确立国家标准本。

本欲效法汉唐，于国子监镌立石经，因“朝庭日不暇给”，而转用雕版印刷。

虽有不得已之处，但这种刻板印卖方式在推广国家定本方面，则较石经更为有效。

《九经》等儒家经典的广泛流传也推动了《九经》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儒家大师孔子的产生到儒家经典的大量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文人受到了儒学的熏陶，从而逐渐确立了儒学为我国文化主流的地位。

其中儒学经典的刊印发行，冯道主持的这次雕印出版《九经》功不可没，直接为宋代文明的复兴和“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使天下读书人都能亲身接触儒学，从先贤的文化典籍理论著作中学习精妙高深的道理。

冯道首倡雕印《九经》，把雕版印刷术与文化的保留和传播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经典文化传播摆脱了笨拙的手抄时代；经过校勘刻板，大量的流通典籍，保存和传承了中华文化之命脉，为北宋文教的发达做了技术和资料累积。

雕印经典是国家行为，标志着唐代以来北方军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可了对整个社会各方面都有规范和教育作用的儒家文化体系，大大加强了儒家文化对士人的影响。

冯道作为屹立五代四朝不倒的政治家，以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力地保障了儒家经典《九经》的顺利雕印出版并向社会公开发行，客观上大大推动了中国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

冯道的道德人品任人评说，而他倡雕印《九经》、传承文脉、复兴儒学，无疑是名垂青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