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李适登基，面对着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积弊。他以节俭闻名，创办＂宫市＂开源节流，却因过度苛刻而引发民怨。在位期间，他力主削藩，却遭遇泾原兵变，被迫逃离长安，险些丧命。虽然最终收复京师，但削藩大业却半途而废。表面上，唐德宗勤政爱民、节俭持家，实则猜忌多疑、任用奸佞，致使朝廷积弊愈深。二十六年在位期间，他不仅未能挽救大唐的衰败之势，反而加速了帝国的衰落。时至今日，史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有人称颂其节俭治国的美德，也有人痛斥其是个沽名钓誉的昏君。那么，真相究竟如何？
危机四伏话德宗，藩镇宦官显威风大唐帝国在经历了开元盛世后，逐渐走向衰落。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严重，地方节度使手握重兵，不受朝廷节制。
河朔三镇已成为半独立的政权，他们公开抗拒朝廷命令，自行其是。这些藩镇不仅拥有军事权力，还掌握着地方财政大权，使得朝廷难以维系正常运转。
唐玄宗时期的宦官高力士虽然位居显贵，但并无实权。到了唐肃宗时期，宦官李辅国开始掌握实权，唐代宗时期的鱼朝恩更是握有兵权。
宦官势力逐渐壮大，但他们尚未形成制度性的集团优势地位。朝廷内部重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李适继承皇位。他面临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大唐帝国。
朝廷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年收入仅有1200万贯。地方税收大量被藩镇截留，朝廷入不敷出的状况日益严重。
士族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导致贫富差距悬殊。普通百姓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租种土地，生活困苦不堪。
朝廷在军事上也面临严峻挑战。禁军力量日渐衰弱，羽林、龙武、神武六军难以维持中央政权的稳定。
这种局面下，唐德宗不得不考虑依靠宦官。他开始重用神策军，让宦官担任神策军中尉，掌握军事大权。
与此同时，宗室贵族们逐渐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权，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进一步削弱。这使得唐德宗在位初期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节俭成风敛民财，宫市暗藏祸国机唐德宗登基之初就推出了一项新政，把宫中采办的工作从官员手中转交给了宫里的太监。表面上看，这是一步妙棋，太监们办事效率高，宫中的采购费用也直线下降。
可这背后却是一个更大的陷阱。太监们建立了一套名为＂宫市＂的采购制度，每年为朝廷带来数千万钱的收益。
宫市的运作方式极其霸道，一百多名太监在两市之间游荡，看中什么就拿什么。他们手持皇帝的敕书，扔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钱物就强行带走商品。
这种强买强卖的行为让长安城的商贩苦不堪言。一位卖炭翁烧制的一车炭，值千余斤，却被太监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强行换走，这可是他一家人一整年的生活费。
更让人寒心的是，宫市之祸远不止于此。一位卖柴的农夫被迫接受了几尺绢作为交换，还被要求将柴火送进宫中。
进宫的路上，这位农夫遭遇了一连串的盘剥。每过一道宫门都要交＂门户钱＂，好不容易送到地方，还要支付＂脚价钱＂。最后，这位农夫不仅没赚到钱，连带去的驴子都搭了进去。
这件事闹得很大，农夫被逼得挥拳痛打太监。事情传到唐德宗耳中，他拿出十几匹绢补偿农夫，并惩罚了相关太监。
然而，这样的补偿方式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次在辛店打猎时，唐德宗寄宿在农户赵光奇家中，亲耳听到了百姓的苦难。
赵光奇向皇帝倾诉：官府说好只收两税，但各种苛捐杂税远超两税。更糟糕的是，百姓还要将税物送到几百里外的行营，路上损失惨重。
这些苛政让百姓叫苦连天。除了两税，还要交＂架间税＂、＂除陌钱＂、＂榷酒税＂，以及茶税、矿税、漆税等各种名目的税收。
百姓要以二十倍的低价租种土地，又要承受＂和籴＂、＂宫市＂的盘剥。表面上看两税并不高，但实际的税负压力却是两税的数倍。
唐德宗后来又发明了＂宣索＂制度，要求地方和各级官衙进贡。节度使们也趁机向皇帝行贿，甚至发展出＂月进＂、＂日进＂的进贡惯例。
通过这些手段，唐德宗将年财政收入从1200万贯翻了一倍。这些钱，毫无疑问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剥削而来。
有人为唐德宗辩解，说他积攒的钱财为后来唐宪宗的削藩奠定了物质基础。但事实上，他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反而加速了大唐统治基础的崩溃。
削藩志向终成空，泾原兵变逃长安建中年间，唐德宗决心整治日益壮大的藩镇势力。他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试图重新掌控地方军政大权。
这场轰轰烈烈的削藩之战，开始于对河朔三镇的围剿。唐德宗采取＂以藩镇制藩镇＂的策略，让各地节度使相互攻伐，试图借此瓦解藩镇势力。
但这个策略存在致命缺陷，朝廷财力有限，无法给予足够的军饷支持。节度使们为了军费，不得不加重对地方的盘剥，导致民怨沸腾。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朝廷委派他平定梁崇义之乱，却在军费上显得吝啬。李希烈平叛成功后，竟转而与河朔藩镇结盟，反戈一击。
更大的危机在泾原军身上爆发。为了平定李希烈之乱，朝廷征调了泾原军入京。这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却在长安城外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待遇。
朝廷竟用粗粝之食劳军，这对习惯了优厚待遇的泾原军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积怨爆发，泾原军哗变了，他们推举军中将领朱泚为首领。
事态迅速失控，泾原军攻入长安城。唐德宗仓皇出逃，沿着秦岭山路逃往梁州。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陷落，朱泚更是被泾原军拥立为帝。
在逃亡途中，唐德宗依靠陆贽的谋划，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份诏书赦免了叛将，暂时平息了各地的动乱。
然而，祸不单行。在平定朱泚之乱时，朝廷重臣卢杞进谗言离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李怀光本是朝廷平叛的主力，却因此倒戈。
删藩大业就此搁浅，二十余年间朝廷再也不敢提削藩。藩镇割据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从河朔三镇蔓延到全国各地。
这一连串的失误，直接导致了唐朝中央权力的衰落。朝廷不得不承认藩镇的半独立地位，默许他们世袭罔替。
大唐帝国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了许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藩镇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不接受朝廷任免，甚至自行铸币、制定法令。
这场削藩之战的失败，不仅暴露了唐德宗的执政能力不足，也加速了大唐帝国的分崩离析。朝廷的统治范围实际上已经缩小到关中一带。
整个削藩过程中，唐德宗表现出了明显的决策失误。他过度吝啬，又轻信奸臣，最终将一场本可能成功的改革推向了失败的深渊。
任用奸佞致国殇，冤杀忠良葬大唐
唐德宗在位二十六年，朝臣因他的猜忌之心而倒台的不计其数。这其中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颜真卿的悲剧。
李希烈叛乱时期，朝廷重臣卢杞向唐德宗进谗言，建议派遣年过七旬的颜真卿出使叛军。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最终惨遭李希烈残害。
卢杞的祸国殃民还不止于此。他怂恿唐德宗处死了理财大臣杨炎、崔宁，又导致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被贬。大唐朝廷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栋梁之才。
陆贽可以说是唐德宗最信赖的大臣。当年在逃亡梁州途中，陆贽一度走散，唐德宗甚至为此痛哭流涕，许诺重金寻找。
可就是这样一位肱股之臣，最终也难逃厄运。裴延龄的一番谗言，就让唐德宗将陆贽贬出朝廷。这位年仅四十岁的政治奇才，终其一生都未能重返长安。
更能体现唐德宗反复无常的，是他对李晟的态度。在朱泚之乱和李怀光叛乱期间，李晟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大唐江山。
唐德宗对李晟感激涕零，不仅封其为平卢节度使，还与其结为儿女亲家。然而仅仅两年后，一个来自吐蕃的离间计就让唐德宗匆忙解除了李晟的兵权。
这种朝令夕改、疑心甚重的行为，在朝廷内部埋下了深重的祸根。大臣们为了自保，不得不结党营私，互相勾结。
党争的种子就此生根发芽，逐渐成长为摧毁大唐的重要力量。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没有人敢说真话，提出真正的建设性意见。
唐德宗在位期间，不仅没有解决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些矛盾。他重用神策军，使宦官势力进一步坐大。
到了他的继任者手中，宦官们已经可以随意废立皇帝。他们掌控了军队，把持朝政，成为大唐难以根除的顽疾。
整个大唐帝国在唐德宗统治期间，呈现出一派衰落之势。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不休，这三大毒瘤相互交织，最终成为压垮大唐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如王夫之所说：＂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唐德宗的所作所为，本应导致大唐灭亡。帝国的勉强维持，不过是历史的一场幸运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后世史家称唐德宗为昏君，实在并非空穴来风。他虽有雄心壮志，却因能力不足和性格缺陷，葬送了挽救大唐的最后机会。
因此，这位以节俭著称的皇帝，最终也没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他的统治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为帝国的灭亡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