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当年泼墨处，几经涂鸦，难辨真面目，天高三尺人作鬼，地矮一米鬼出丘。长春从来春时短，冰消雪融，又到雁鸣秋，故人故地说故事，一吁一叹一泪流。
在永吉安排完第60军有关撤退事宜，郑洞国、赵家骧马不停蹄地便跑到了长春，新7军军长李鸿率领他的部下，新38师师长史说，暂编第56师师长张炳言，暂编第61师师长胡士富，参谋长龙国钧等人，及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率领他刚刚组阁的一些政府官员，情治部队的头头脑脑们，到了大房身飞机场前来迎接他们。飞机场内，阳光明媚，人头攒动，军乐悠扬，记者已经拉开了长枪短炮，手拿笔记本，做着采访的准备，人们以欢喜甚至兴奋的心情，热烈地欢迎着他们的到来。
郑洞国、赵家骧热情洋溢地走下飞机，尚传道和李鸿上前，表示着对他们到来的真诚而热烈的欢迎。几个记者立即上前，把他们围在了中间，一个记者问道：“郑将军，请问你和赵参谋长此次前来长春，有什么要说的。”一个记者问着更加敏感的问题：“请问，梁主席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到长春来？郑将军，你对四平街的战事，有什么看法？”
郑洞国面无表情地走在红地毯上，没有回答任何记者的问话，也没有在机场发表什么讲话，很快便坐上来接他们专车，飞驰而去。汽车上，郑洞国问了一句：“尚市长，谁安排他们跑到机场来的啊？”
尚传道苦笑一声，说道：“桂公，实不相瞒，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还不到一星期的时间，虽说是第二次出任长春市的市长，但早已是物是人非了。这几天，一直安排组阁和吃饭的事，这些新闻单位，我还没有腾出手来整治呢？好多单位的管理权，还在梁主席手里呢，我一个特别市的市长，可管不得他一个吉林省的省主席啊？”
尚传道几乎是诉苦式地说着。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李鸿，同样苦笑一声，说道：“老军长，一个长春城，也不知道有多少机构在管，乱得很啊。尚市长这儿，刚刚接手，从永吉方面，又撤来了省政府的好几个部门，梁主席又没个交代。至于我们新7军，原本是说要随着新1军撤退的，可临时又不让我们走了，还把送他们走的主力新38师给撤退了回来，防守不防守，警备不警备，机动不机动，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老军长，你今天一来，我们便有办法了。”
郑洞国不再说什么，看来，尚传道和李鸿说的，都是实话，和他在沈阳得到的消息差不多，整个长春城乃至于整个吉林省，已经乱成了一团麻，梁华盛溜了，也把所有棘手的问题留了下来。没想到，尚传道却又突然说道：“他拍拍屁股走了，整个吉林一省的财政亏空，该如何办啊？征粮、征税，人家早已搜刮一空了，我们，不是白手起家，而是要背起一只巨大的债务外壳往前走啊。吉林难保，长春难守，为什么就不走呢？”
对于他们的抱怨，郑洞国无言以对，因为，他现在所要执行的唯一任务便是确保第60军安全撤退到长春来，其他的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他不想为之焦虑。可尚传道却认为，郑洞国已经是他的上司了，仍然以文人的方式，喋喋不休地向郑洞国汇报着：“我们整个长春市，总计有市民人口约50万人，加上新7军和其他一些保安团队，空军、联勤、新1军留守处及中央各部门派来的情治部门等，约有6万余人，也就是说，我这个长春市的市长，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这57万人左右的吃饭问题。虽说长春周边是产粮区，可也抵不住政府的横征暴敛啊，或许这个词我用错了，可我确实找不到一个更加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因为，我确实找不出一条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再向老百姓征收公粮了。现在，我所能做得到的，也只有出钱，从老百姓手中征购余粮了，可说到钱上，财政权、金融权还在人家手里呢？此权力不交，和当兵的打仗没了子弹一样可怕，城市也就成了一台不能运转的机器，是要熄火灭灯的。”
这个尚传道，可不简单，他可是个年轻的城市管理方面的专家。尚传道，字希贤，生于清宣统二年，出生于浙江省长兴县一贫农家庭，因生计艰难，一岁时过继给安吉县小溪口镇商人兼地主尚展云为子。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曾任学生会主席，毕业后被学校保送进南京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上尉练习员。1935年考取国民政府高等文官，在行政院任职。1937年至1945年在贵州省民政厅、省政府任职。1945年至1948年任吉林省民政厅长、长春市长、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员、三青团吉林支团主任。
听着尚传道婆婆妈妈的算术，李鸿笑了起来，说道：“尚市长，怪不得你的部下说，你这个市长，老是要管人的嘴，一个是管着让人吃上饭，一个是管着让人不乱说，看来，这市长也不好当啊。”
尚传道笑了，说道：“说着复杂，其实也简单，实际上就是要管好钱袋子、粮袋子、笔头子，仓内有粮，百姓不慌吗？”
郑洞国暗暗笑了起来，有尚传道这样的干才管理长春城，还是很令人放心得下的。再看车窗之处：
阳光明媚晴方好，鳞次栉比，长春城到了。虽是满目寒冬意，却盼心中春来早。行人匆匆过街市，几分喧嚣，偶有人争吵。烟火人家蹂躏地，硝烟再起和平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