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进跟袁世凯一样，历事太多而读书太少。
读书太少未必限制智力，却难免限制格局。
面对一盘棋，比怎么下更重要的，是怎么读。
下棋比拼智力算计，读懂则需参透格局。
如何起手、如何落子以及如何布局，关系攻略就能应付。能够同时赢得宦官集团、士族集团的支持，这一点，何进做到了，而董卓死活做不到。
各种机缘巧合的因素，肯定有，而且非常重要。但何进自身的长袖善舞，同样不可或缺。
为何如此起手、又为何这般落子以及为何如此这般布局，则需要参透格局。这一点，何进做不到，甚至都不如董卓。
一群要权没权、要兵没兵的太监，怎么就敢动手宰了当朝大将军？这是宦官集团狗急跳墙的非常规操作。
对于这件事，谁也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强何进所难。除了送人头的这件事，何进把该做的都做了，而且都做对了。
那么，一个连局面都读不懂的人，又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袁绍。
灵帝死后，鼓动何进与宦官集团划清界限，怂恿何进对宦官集团实施剿杀，甚至帮助何进下定最后决心的人，就是袁绍。
袁绍是何进的首席幕僚。
所以，何进的一系列操作，都是袁绍精心导演的结果。
但是，袁绍的利益与何进的利益，并不一致。
何进的利益，是长保权柄，左右逢源于宦官和士族两大集团之间。最好的结果是把这两大集团全都当成棋子，既让他们为自己效力又让他们彼此牵制。
袁绍的利益，是清除宦官，让士族集团重新主导东汉朝堂。当然还要忠于皇帝，当然也要维护外戚，但皇帝也好、外戚也罢，都只是士族集团的工具。
何进是主公，袁绍是谋臣。但袁绍这个谋臣，并非全心全意为主公服务，而是把主公当成了工具。
谁能把谁当工具用，比得不是智力而是格局。在这方面，袁绍碾压何进。
灵帝死后的政治局面，跟桓帝死后的政治局面，完全一样。所以，大事一定发生。党锢以来，士族集团被宦官集团打压二十余年。第一次党锢，士族们的政治生命不得伸展；第二次党锢，士族集团的生物生命不得保全。所以，这个仇一定要报。黄巾起义撬开局面，灵帝驾崩扭转局面。这时候，士族集团不可能无动于衷。
这是识别格局的能力。何进的认知水平够不上，而袁绍却一清二楚。
袁绍就是要把公元168年陈蕃、窦武的宦官清除计划重新再演一波。士族联手外戚，然后一起清除宦官。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而且差一点儿就成功了。所以，士族集团就要照葫芦画瓢，与外戚的同盟；还要吸取教训，果断发动政变。
这是捭阖格局的能力。何进的博弈水平不够格，而袁绍却早已布局。
所以，结果就是袁绍怎么说、何进怎么做，彻底把何进当成实现士族利益的工具。何进如果不做呢？那袁绍就假传圣旨、先斩后奏，帮助何进下决心。
因此，何进的一系列政治操作不仅可以非常正确，而且也会非常士族，一步一步地逼近清除宦官的目标。
这不是何进的能力有多强，而是袁绍的格局非常高。
袁绍的宦官清除计划非常成功。但美中不足的一点是，他为什么要拉董卓入伙？如果不拉董卓入伙，即便何进死了，士族集团也能收割果实、掌握朝政。而且，少了何进这个外戚，收获的果实还会更干净、更丰厚。
影响一个组织做出决策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个组织的“集体记忆”。我们需要知道它过去发生什么，才会知道它接下来怎么去做。而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公元168年陈蕃、窦武的宦官清除事件。
公元168年，汉桓帝去世、汉灵帝继位。灵帝年幼，所以窦太后的父亲、外戚大将军窦武掌权。于是，名士陈蕃联合外戚窦武发动政变，试图清除宦官集团。
但政变失败。窦武和陈蕃不仅没能清除宦官，反而被宦官清除。同时，宦官集团立即发动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天下士人大肆屠戮。
失败的原因有三：
一是太后拒不配合，甚至还出面保护宦官。先是皇帝年幼、再是太后掌权、然后才是窦太后把权力交给父亲窦武。所以，太后这一环很重要。没有太后支持，政变就名不正、言不顺。
二是行动太过拖沓，一直拖沓到计划泄露。行动的确行动了，换了一批人，也抓了一批人，但不够果决。关键岗位上的宦官还能发布诏书，甚至直接指挥军队。所以，当清除计划泄露、政变不得不发的时候，窦武和宦官这两伙人手里都有兵，然后直接在宫门外厮杀。这就不是政变，而是黑社会火拼。
三是军队站了宦官，而且边地武将起了决定性作用。禁军听宦官的。但窦武也能指挥军队。所以，两伙人火拼，窦武未必吃亏。然而，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被召入京，手里捏着一支身经百战的边防精锐。宦官发布诏令、张奂接受诏令。于是，平衡被彻底打破。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公元168年和公元189年两次政变的局面：
同样都是皇帝去世，上一次是桓帝去世、这一次是灵帝去世；
同样都是新皇年幼，上一次是灵帝继位，这一次是少帝继位；
同样都是外戚掌权，上一次是太后的父亲，这一次是太后的哥哥；
同样都是士族联合外戚，上一次是陈蕃联合窦武，这一次是袁绍鼓动何进；
同样都是太后拒不配合，上一次是窦太后不配合，这一次是何太后不配合；
同样都是行动太过拖沓，上一次计划遭到泄露，这一次俨然打了明牌。
然后，还差一个环节，那就是武将和军队，特别是边地将领。
虽然这一次还没入京，但也不远。董卓和西凉兵在河东郡，丁原和并州兵在河内郡，都在司隶校尉部的辖区。
武将，或边地武将在上一次政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一次应该怎么办？“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这就是一石二鸟之计：
一是让武将提前表态，支持外戚、反对宦官。
二是让太后必须表态，不除宦官、将军就反。
参透格局而捭阖格局的袁绍，教科书似地操作着他的宦官清除计划。所以，他不会忘记宫中禁军和边地武将这个决定性因素。于是，袁绍导演的这出宦官清除计划，也就必须拉上董卓。
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记忆。
后来的事实证明，根本不需要这么大费周折。何进被杀，就是一起特别偶然却又特别无关大局的“重大”事件。随后，袁绍立即实施宦官清除计划，迅速消灭了宦官集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其实，两次政变根本差别是谁在掌握权力。
上一次政变仓促爆发后，太傅陈蕃率领自己的学生攻入宫中，要找太监算账。但老爷子不会武功，刚一出手就被宦官干死。陈蕃这个操作，简直蠢不可及。这才是开局送人头。宦官手里有兵，陈蕃和他的学生怎么可能干得过宦官？
但是，陈蕃才是最精明的。
老爷子是要抢占尚书台。尚书台是东汉朝廷发布诏书的地方。只有站住这个地方，士族们才能拿到权力，而仓促上演的政变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宦官们还能发布诏书、还能指挥军队，你这个政变怎么可能成功？这是陈蕃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
而这也反向印证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窦武和陈蕃始终没有控制尚书台。
他们虽然一直准备清除宦官，却始终没有提前解除宦官的权力、提前拿到真正的权力。
那这一次呢？
杀死何进之后，十常侍同样从宫中发布诏令，试图重新夺回朝堂权力，“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
但是，尚书台不听招呼。要发布诏书也可以，那就“请大将军（何进）出共议”，你们让大将军何进亲自跟我们说。
政变爆发后，“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袁绍的叔父袁隗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
所以，袁绍和袁隗发道诏书就跟发个朋友圈一样简单。对于宦官，尚书台一道诏书就能解决，自然不需要边地武将的参与。
这就是两次政变的不同之处。
但是，参透格局的袁绍，毕竟不能参透所有细节。
他照本宣科地执行宦官清除计划，却也在照本宣科中引狼入室，把应该到手的胜利果实交给了董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