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说十八镇诸侯讨伐董卓，但实际没有那么多。有人罗列史料，搜集了二十多个刺史太守，以此证明《三国演义》并未夸张。

但你得看行动。

简单说，就是在公元190年到公元192年之间，有哪些人真正出兵了。即便没出兵，那出粮也行。

这里采纳《三国志•武帝纪》的诸侯名单。因为这个名单比较客观。虽然曹操确实参加、虽然曹操是传纪主角，但《武帝纪》并没有把曹操纳入主要参加者的名单。名单开列了十镇诸侯，具体如下：

后将军袁术：董卓乱政后，袁术跑到南阳。虽然这时候他还不是南阳太守，但马上就是。所以，袁术可以看作是荆州南阳郡的势力。

渤海太守袁绍：董卓乱政后，袁绍跑到冀州。然后，就被董卓追着封官，当了渤海太守。但袁绍的能力太大，一个渤海郡装不下他。所以，非要算的话，姑且把他跟韩馥放在一起，都算冀州势力。

冀州牧韩馥：韩馥是州牧。在当时，太守高于刺史、州牧高于太守。所以，在一众诸侯中，韩馥的官职最大。虽然仅是供应粮草，但韩馥可以看作是冀州势力。

豫州刺史孔伷：这个人比较尴尬，刚出场就挨揍、挨完揍就病死。但豫州也是士族集团的大本营。所以，就算是豫州势力吧。

兖州刺史刘岱：刘岱这个人本事一般，而兖州的能人又太多。所以，刘岱一个人没法代表兖州势力。

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为啥这几个人一起说？因为陈留郡、东郡、山阳郡、济北国都在兖州。兖州的太守们又比兖州刺史刘岱官职高、实力强。所以，这些人加上刘岱，可以代表兖州势力。

河内太守王匡：虽然官职是河内太守，但王匡是泰山郡人。曾受大将军何进指派前往泰山郡募兵，募兵刚回来就赶上何进被杀、董卓乱政。这么看，王匡应该算泰山郡的势力。而泰山郡属于兖州。所以，王匡不能算司州的实力，而应该跟上面五位一样，都算兖州势力。

以上十镇诸侯，基本上就是讨伐董卓的主要力量。所以，仔细分析，闹得最欢的是兖州。包括王匡在内，兖州占了六席。另外四个是冀州的韩馥和袁绍、豫州的孔伷、南阳的袁术。

为啥兖州会闹腾的这么厉害？

士族集团的主要根据地，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中原四州，即青州、徐州、兖州、豫州。所以，讨伐董卓，大概率就要从这四个州策源。但是，青州、徐州、豫州全都有点儿问题。

青州刺史焦和，虽然没上名单，但他积极准备了。然而，这家伙的行动能力太差。不仅没能把军队开出青州，反而折腾出百万黄巾军。老百姓直接造反。所以，讨伐董卓这件事，你没法指望青州。青州能把自己照顾好就算不错。但没有不错、只有更错。后来，青州黄巾军外溢，直接干到兖州。

徐州刺史陶谦，不仅没上名单，而且也没行动。陶谦手里捏着丹阳兵。所以，徐州的军事实力最强。但陶谦是个老油条。他非常沉得住气。你们先打，我看看再说。一看关东诸侯不成气候，陶谦也就按兵不动，甚至还向长安的董卓朝廷进贡。

豫州的汝南郡是士族集团的核心根据地。在东汉，汝南郡的大家族就是天下顶级豪门、汝南郡的名士就是天下顶级名士。袁绍、袁术他们家就是汝南郡人。但之前说了，豫州刺史不行。所以，豫州跟青州一样，将熊熊一州。同时，兖州有泰山兵、徐州有丹阳兵，但豫州没啥地方能出精兵。更要命的是四战之地。乱世一到，豫州就是被宰杀的对象。

其他三州都不行，那就只能让兖州扛旗。

兖州东郡太守桥瑁伪造了一份讨董诏书。然后，关东诸侯群起响应。兖州也就成了讨伐董卓的真正策源地。

桥瑁是太尉桥玄的族子，家里也出过三公级高官。这家伙在当东郡太守之前，做过兖州刺史。刺史这个官虽然只有六百石，却能监察两千石的郡守，而且是监察整个兖州的太守。所以，桥瑁“甚有威惠”。因此，他最适合当挑头闹事的人。

袁绍、袁术这两个人，可以说一直都在等待机会。收到邀请后，二袁想也不想，立即起兵。唯一的州牧级高官韩馥，有点儿不情不愿。他不想反朝廷，而且一直提防袁绍。但大家都反了，他也只能反，否则就会被开除出名士圈。

以上就是关东反董联盟的主要构成和策源过程。但是，我们一定要追问原因和目的。简单说，就是关东诸侯为什么要围攻董卓？

动不动就打仗，而且是统治集团之间打内战。这很难用道德原因来解释。因为董卓是坏人、名士是好人，所以就要举国内战。这种因果关系很难让人信服。

而且，之前已经讨论过，董卓和西凉兵的残暴，并不是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真正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朝廷的政治权威不足以控制关东诸侯。

是不是董卓当政，早就是无所谓的事情。富庶的关东地区，一直在找机会摆脱朝廷的控制，然后自顾自地搞自治。这才是他们集体围攻董卓原因所在。围攻董卓就是个借口，摆脱朝廷才是目的。

汉桓帝和汉灵帝，这两个人的确不怎么样，却也说不上有多坏。他们之所以一以贯之地“亲小人，远贤臣”，就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小人好用。汉桓帝凭借宦官集团才搞掉了跋扈外戚梁冀。这时候，所谓的贤臣们都在干啥？指望士族集团，汉桓帝要么一直当傀儡，要么最后被人搞死。

二是因为贤臣难用。动不动就怼皇帝，这只是小事情。大事情是国家财政问题和边防问题，皇帝根本指望不上东部富庶地区的名士贤臣们。

所以，桓灵二帝的东汉朝廷，其一贯方针就是重用宦官、打压士人。而具体施政便是两次党锢之祸。直到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才有限度地解除党锢。因为他担心无官可做的士人们会与黄巾军勾结。

两次党锢之祸断断续续地施行了将近20年。这彻底伤透了士族集团的心。他们不仅将汉桓帝、汉灵帝定性为典型昏君，而且丧失了对东汉朝廷的信心。这种皇帝、这个朝廷，不值得为其效忠。这就是士族集团的普遍心态。

有些东西，虽然明知是扯淡，却也得信，起码假装信。即便不能有认同，也要有敬畏；即便不能有敬畏，也要有恐惧。因为正是这些低智商、特无脑的扯淡，才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基本共识。高智商、强思辨的不扯淡，发挥不了最大公约的作用。

桓灵以来，士族集团对于朝廷早就没了认同。那敬畏呢？可能有点儿，却也不多。士族集团长期垄断道德的制高点。所以，与其说他们敬畏朝廷，不如说他们更敬畏自己的名士圈子。那恐惧呢？只能说或许有，但也不多。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不让当官，第二次党锢之祸可就杀人了。但杀来杀去，也没见把士族集团杀服。用暴力解决问题，仅是表面很管用，实际很不管用，甚至可以说很愚蠢。

认同也没有、敬畏不多、恐惧谈不上，那士族集团为啥还没造反？

因为权威的惯性还在。

对于西凉兵，东汉朝廷的策略是奖励。你替我打仗，我给你钱花。

对于黄巾军，东汉朝廷的策略是惩罚。你不听我话，我真去揍你。

对于所有人，东汉朝廷的策略是权威。很少的奖励、很少的惩罚，但大家就会自动交税、自动服役。

对于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不可能只靠赏罚来维持。因为这个统治成本太高。所以，只能靠权威。

权威的形成需要长期时间的积累。但权威一旦形成，就会长期管用。而这个长期管用，就是惯性。在还没有博弈出、想象出更好的统治秩序之前，大家也就得过且过。所以，士族集团没有举国搞自治。

但是，这个惯性遭遇了三个猛刹车。

一个是小皇帝登基。如果汉少帝或汉献帝是成年登基，那皇帝的合法性资源就会注入到朝廷的统治权威之中。但很不幸，东汉再一次坚守住了小皇帝特色。汉灵帝之后，还是小皇帝登基。

一个是外戚被干掉。如果外戚大将军何进能够掌权，这也可以。虽然说不上强化权威，却还算延续传统。因为东汉一直有外戚掌权的传统。但更不幸，外戚跟宦官一起被干掉。

一个是董卓换皇帝。在所有的政治操作中，董卓换皇帝是最无脑的。汉献帝是你董卓立的，然后你还怎么指望汉献帝给你背书。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皇帝是你立的，这时候还怎么挟、怎么令？

这三个猛刹车一踩，那东汉朝廷的统治权威也就烟消云散。关东地区的州牧、郡守和刺史们，完全可以打着反对董卓的旗号，合理合法地搞自治。

第二个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的公开撕裂，也可以说是边地与内部的公开撕裂。

东汉的特点是内部去军事化和边地高度军事化。

这一点从精兵的来源就能看出。能打的军队，主要出自幽州、并州、凉州这几个边地。因为这些地方长期打仗，所以长期盛产能打仗的精兵。

董卓的凉州军事集团、吕布的并州军事集团，就是这么形成的。如果再算的话，还有公孙瓒的幽州军事集团。

为啥黄巾军没成气候？因为黄巾军主要发生在关东地区。这些地方盛产能种地的农民，却不盛产能打仗的精兵。东汉朝廷用边地精兵攻打中原农民，这就相当于用职业选手吊打业余爱好者。皇甫嵩平叛黄巾军，实际就是一路搞屠杀。

东部地区就不能出产精兵吗？也有，却都是极个别情况。一个是扬州的丹阳兵。徐州牧陶谦就是丹阳人。所以，他手下有一支丹阳兵。一是兖州的泰山兵。王匡、鲍信就曾受何进指派到泰山郡招兵。

但是，泰山郡和丹阳郡的精兵，还是差了点儿意思。跟幽并等州的军队比，一是兵源太薄，基数不够；二是精锐有限，江湖好汉干不过幽并游侠。

所以，东汉朝廷的军事力量高度集中于凉州、并州、幽州等边境地区。董卓乱政相当于帝国西部的凉州军事集团长了脑子、有了野心。他们不仅要当军阀，而且要当权阀。

而这是东部士族集团完全不能忍受的。

这时候，东西矛盾立即上升为东汉帝国的主要矛盾。东部是士族集团，西部是军事集团，然后两伙人谁也看不上谁。

对于东部的士族集团来说，董卓这些西凉军人，就是“羌胡之种”，根本不在文明世界之内。

对于西部的军事集团来说，东部士人们之所以岁月静，完全是因为自己在负重前行。

本来东西部的撕裂可以公约到皇帝和朝廷身上。这两伙人早就互看不爽，但皇帝一手花钱赎买西部的军事暴力、一手党锢压制东部的士族集团。但是，董卓专政则彻底结束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东西矛盾立即升级为东西战争。

士族集团的精英代表，也就是关东诸侯们，其之所以围攻董卓：

第一个算计是摆脱朝廷控制、实现地方自治。所以，反对董卓是原因，而反对朝廷才是目的。

第二个算计是把暴力集团赶回西部，拒绝他们染指自己的东部基本盘，所以，围攻董卓是原因，而封锁暴力才是目的。

因此，关东诸侯围攻董卓根本没有什么大义昭彰，而全是局中人的冷酷算计。

但是，当局者迷。

围攻董卓以及消灭董卓，不仅没能实现士族集团的利益，而且带来了更为苦痛的灾难。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