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子

张小满，来自陕西秦岭南麓的小县城商南，妥妥的一枚“小镇做题家”。

2014年，她大学毕业后留在深圳。跟所有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像一叶孤舟被扔进社会这片大海 。

她做过9年媒体记者，后来，进入高速运转管理严苛的互联网大厂工作，每天疲于奔命，倦怠麻木。

她的母亲叫春香，55岁，是一名几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妇，她前半生的关键词就是贫穷、挣钱。

勤劳已经成为刻进她骨子里的基因，她的前半生，辗转各地，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总之，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她靠打零工养大了两个孩子，把他们托举进大学校园，去她从没去过的远方。

上到小学三年级的她不会说普通话，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但52岁那年，她还是经过长久准备和反复考虑，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深圳。

原因是她在县城「失业」了。她连续十年的打工生涯中断了，在县城找不到工作。

每次给女儿小满打电话，母亲的焦虑都多一分。于是小满建议父母来深圳，她帮他们找一份工作。勤劳写在她的基因里，怕缺钱也写在她的基因里，只要有机会挣钱，母亲一定会去试试。

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挣钱是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她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

跨越1500公里来到深圳后，母亲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坐了双层巴士，第一次看到大海，触摸了海水，并尝了尝它的味道，也第一次看到女儿在深圳，并不如她想象中那么轻松的生活，体验到了深圳的高物价，体会到了深圳快速的生活节奏。

母亲这个年龄，能选择的工作种类十分有限。她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了简历，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钟点工、家政工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也暂时放弃。去服务行业也不能太长时间站立或坐，也放弃。最后选择了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八小时工作制，每月2500元，没有五险一金，母亲也根本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

母亲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办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保洁员。

虽然只是一名保洁员，她还是很开心，终于找到工作，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那将是第一次 ，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最后，春香不仅顺利在深圳一家商场找到了保洁工作，而且给女儿小满带来了更多保洁员的故事。母亲的经历和讲述打破了小满精神的麻木，也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才有了这本非虚构文学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

52岁的母亲，以一种笨拙的姿势开始学习怎么与深圳这座巨型城市相处。

女儿也在和母亲分离十几年后，再一次尝试与母亲在同一个屋檐下长期生活，她们开始一起成长。

因为租的房子小，和女儿住在一起的日子很不方便，母亲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闹钟吵醒我们，她便匆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同样怕吵醒女儿，她起床后几乎不开灯，摸黑穿衣服，有好几次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下班回家后才发现。

晚上我们都在家时，她总是待在自己房间，喊她出来，她才出来。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发水用的很少，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我们买的菜，她吃的很少……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的感觉。

而且，她们在狭小的房间中争吵，母亲看不惯她的花钱方式，她难以忍受母亲的生活习惯，她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

即使中间经历了各种不适应和争执，母亲还是在深圳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

虽然只会说方言，给陌生人讲话，她的嗓门很大，经常会把人吓一跳，但她改不了，她用真诚的热情感染别人。她是一个活的热烈，充满希望的“红火人”。

她很快认识了这栋楼几乎所有的老人，跟老人热络地聊天。她羡慕那些拿着退休工资养老金的人，除了羡慕之外，母亲最常有的心态，是自卑和贬低自己的保洁工作。她说：“做娘的没有用，老了还要来拖累女儿。”她把和女儿住在一起说成是拖累了女儿。

她的一生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

小满见过四十五岁的母亲，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

漫长的青春时期，我和弟弟都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

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

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得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

她是我的母亲，我是他的女儿，我们有扯不断的血缘。我早早离家求学工作，自己选择爱人，选择生活的城市，母亲说的很多话我都只是表面上应答，但实际并没有听。她和父亲拼命做工供我读书，但我学会的似乎都是跟她的意愿背道而驰的东西，我的世界离她越来越远，不再跟她母女连心、心心相印。

我们有一样的臭脾气，每当她说出刻薄的话，又有一些后悔的时候，便会用理亏的语气对我说，除了你妈，这世界上才没有别人管你，等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这句话有点像是威胁，又有点泄气。

母亲的软肋便是对我毫不保留的爱，于是我想理解她。我的母亲在矿场，在建筑工地挥洒了年轻的汗水。如今，在城市写字楼的几个空间中，做保洁员，我想记录一下母亲的打工史，努力创作过她记忆中的生命。母亲的人生为做着螺丝钉般工作的我，建立一块生活的飞地，让我得以喘息回顾，珍重自己的来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母女共同完成的一场写作。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两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

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慢慢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她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

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而来，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的是像春香一样，为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找点事干，还有人就是纯粹为了活下来。

他们中的很多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

而且，很多人都是带病工作，因为一过60岁，就不能再被聘用了，他们能“多干一天是一天”。

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

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50到60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

保洁是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而获得报酬的工作，只有深圳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些老年人，他们都在用工作来为自己赚取养老钱，获得一份摇摇晃晃的安全感。

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在维持着一个超级城市的干净。通过母亲的眼睛，小满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随着越来越多的“超龄”老人加入保洁队伍，深圳保洁员的生存缝隙在不断被压缩。我所认识的这些保洁员，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力在身体还能动的时候让自己有工可做，不至于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女儿小满这样的白领，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树，可以不用再整天为吃的发愁。但当我们从高一点的视角俯瞰，俯瞰大地上，到处都是为生计奔波的父辈和同龄人。

如果从更高的视角看，我们的挣扎感受又何其相似，只是领域和程度略不相同而已。系统中的每个生命似乎都有自己的磨盘，写作的过程，也是我们发现和认识这些磨盘并从中获得思考和领悟的过程。

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这当做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 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

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