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 晨，读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后，写信给他们。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当天下午，丁玲、欧阳山应约到枣园毛泽东住处谈话。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为了最后驱逐日军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人，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这不论对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军事训练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

<注: 〔1〕丁玲，作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2〕这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

"政治工作，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及谭政报告，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一年大整训期间，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这个指示，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指示起草过程中，毛泽东曾写信给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征求他们的意见，信中说："此件根据你们意见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惟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同日 周恩来在延安就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他说："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前往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有利，在此原则下，我党无不乐于商讨也。"

同日 《解放日报》本日和二日连载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7月2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三十日电悉。提示案、张王来信及你们巧（电（三十日才收）均收到。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接收提示案而准备提出一个复案。"周恩来已于一日发表声明。"故现在已不是退回问题，而是研究复案问题。

<注:〔1〕巧，即18日。

〔2〕 毛泽东在获悉张治中、王世杰1944年6月15日致林伯渠的信之前，鉴于张、王6月5日向林伯渠声称不能将中共中央意见书转报国民党政府，故曾于6月17日电示林伯渠将国民党政府提示案退还张、王。>

丁玲

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如两人均不愿来，则林偕美军事人员回延，以便中央能听取详细报告，研究复案。如外人飞机容不下则乘车回延。此外，请董将双方提案原文在便谈时交各小党派朋友阅看，但不发表。"

同日 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行谈话会。十二日，记者团除五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1)

7月3日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到会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等。他说：自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后，一年半中间，合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作走上了轨道，出现了大批的模范合作社。"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他指出：第一，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这个方针在前年冬天高干会上就已确定，这次合作社会议要重申这一方针。第二，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第三，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第四，所有干部都应认清合作社事业的重要性，不应该有丝毫轻视的心理。

<注: (1〕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中说："我们于五月三十一日进边区，六月九日到延安，不断地参观，连续地谈话，不知不觉，一个月了。正式的程序终止于七月二日毛先生的谈话会。起初我们预备在正式参观之后，再作若干日的自由活动，可是这时忽然有人提议'回重庆去'。……终于向主人方面提出辞行。主人为了尊重我们的意见，也立刻为我们准备行程"。"十一日朱德将军为我们在交际处设宴饯行，十二日清晨，告别延安"。>

毛泽东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会后，毛泽东接见了十六位合作社代表，询问了各人的姓名、年龄及合作社的情形。

7月4日 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宴会后，又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同日 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机场标记等。

7月5日 审阅谢觉哉本日送审的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作了大量修改。关于这次参议会主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将"选举问题"单独列为一项。关于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全部改写为："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关于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的"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毛泽东几乎全部改写，强调指出："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同日 阅改刘子久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加写几段话。

<注:[1〕刘子久，抗日时期曾任中共淮北区委员会书记。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其中一段话是："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解放日报》二十七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

7月7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关于国共谈判，现在应"是要求和张、王见面，在见面时声明提示案已转交中央，中央来电认为双方意见相距尚远，为求进一步商谈计，邀请张、王偕林来延一行。如张、王拒绝来延则林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便讨论对提示案之复案。如彼方既不派张、王来延，又不让林回延作详细报告，则继续商谈无法进行，对于提示案之复案亦无从作出，谈判拖延之责全在彼方，我方不任其责。"

7月11日 设宴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联席会议的常驻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并讲了"三三制"的推广和上下一致两个问题。

7月14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斯坦因，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会见从下午三时持续到十五日凌晨三时。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各国的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将不能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

<注:(1〕在这段话前面，刘子久信中的话是：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刘子久

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点是土地革命，就是在当前，对日作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时，也是如此。农民是我们战争努力的基础，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地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为了发展工业，土地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我们的减租政策（不是土地没收）具有两重利益，一方面改善农民生活，一方面吸引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战争。关于中国共产党战后对中国工商业资本采取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说：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战后中国与世界的商业关系上，我们要以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作为殖民地的政策。铁路、矿山等等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最好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必须由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利用我们在手工业及农村小规模工场手工业方面巨大的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民主的合作社。关于共产党如何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重要的一点。假若一个党的领袖人物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忠实地为此而努力着，他们就有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许多机会。经过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经过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交谈，经过其他的会议、报纸和人民的来信，我们能够而且常常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关于"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的问题，

毛泽东说：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提的问题等于是问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忽略了中国文化遗产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价值。接受中国古代思想或外国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过来，它们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形结合，根据实际情形而实行。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中国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盲目地接受和盲目地拒绝，我们都反对。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

7月18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同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前，我们在一段长时间内克制对国民党的批评，因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然而发生了国民党进行军事威胁的七月事件，我们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批评。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在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和共产党的分歧应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从那时到今年五月，我们没有进行批评。最近提出的批评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国民党军队没打好，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第二，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批评比我们尖锐激烈得多，并指出中国有不抵抗的危险。鉴于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才提出批评。为了改变局势，国民党必须改变它的根本政策，它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同人民团结的政策。

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得到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

7月19日 致电李先念，中共中央华中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晋察冀分局等，通报时局近况。电报指出：（一）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作战中大溃败。（二）国民党政府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蒋介石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四）罗斯福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关于军队只承认我们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关于政权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我党提出的其他要求都不答应。林伯渠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军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中共的态度等，并指出："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同日 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到达延安。第二批人员于八月七日到达延安。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共十八人。

7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时评《德国的内战》。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话指出：现在不单是外国人反对希特勒，而且德国人﹣﹣希特勒的同僚们反对希特勒了。"希特勒政策走到了它的反面，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另一段话指出："目前阶段上的德国内战，还只表现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还不是从人民方面发动的。但是国防军的叛变，是站立在德国人民反希特勒情绪日益高涨的基础上面的。""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着德国人民"。

7月26日 出席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的晚宴。席间同坐在身旁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进行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并说他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考虑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

<注: 〔1〕这里所说的德国的内战，指1944年7月20日由德国国防军领袖组织的发生在元首大本营的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和国防军在柏林等地发动的兵变。

〔2〕 谢伟思，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

7月28日 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同日 为使中共中央在今秋能对几项工作作出恰当的指示，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主要有：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还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年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

8月3日 和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注:〔1〕指清初计六奇编撰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

〔2〕 谢觉哉1944年7月1日日记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级党委电，要求各地收到《解放日报》发表并经新华社广播的叶剑英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后，多印小册子向党内党外散发，并作为党校及中等以上学校课本之一。同时，收到新华社广播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的报告《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后，作为党内干部读物，除多印小册子发给党内干部阅读并作党校课本外，还应根据此件检讨当地"三三制"政权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同日 致电林伯渠，指出："（一）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俟九月底外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二）国民党将阎锡山与外记者所谈诬蔑我党的全部谬论在西安报上发表，我们决定日内将叶剑英六月二十二日与记者团谈话登报并广播，同时发表文章、消息揭穿阎锡山。"

8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在审改时重拟了标题（原题为《论衡阳的失陷》)，并加写了三段话，指出：衡阳失守（2),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的结果。"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

<注: (1〕叶剑英的谈话发表在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2〕衡阳于1944年8月8日失陷。>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同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一）你们所拟谈话稿甚好，略加修改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你处收到后速在重庆及各处散布，并立即设法送往外国。（二）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三）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本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的谈话，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七月二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所谓国共谈判已解决了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中共方面等谎言。周恩来指出：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就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目前国内的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

8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题为《韩钧同志谈晋西事变真相》的新闻报道。报道首先说："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

本报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谈话分为三部分：（一）阎锡山仇视人民；（二）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三）究竟谁是叛军？毛泽东审阅时，在第三部分的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对这件事（1)，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8月15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

<注:〔1〕 指阁锡山通敌、反共、反人民。>

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8月17日 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问题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

十八日，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这一提议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响应，尤其是小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毛泽东在电报上写了如下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我们如此提议，蒋必不从，将来他召集假国大，我有理由说话。此意我党七大应作决定。"

8月18日 关于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问题，致电董必武、林伯渠，指出："参政会开会，你们可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小党派如有民主提案，我们可副署，但不单独提案，表示在政治解决未达到目的前，一切提案都无从说起。"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何应钦、俞鸿钧［2］等如向我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对外发表抗议"。

同日 复李维汉十六日来信，对他报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今年五月在边区工厂代表会议上作的《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注:（1） 张、左，指张澜、左舜生。

[2〕俞鸿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

认为很好，应该发表并广播，另印小册子发主要干部。

8月20日 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材料，以便供给盟军。并望他们专门建设这种情报工作，供给中央军委。

同日 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告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拟乘飞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

8月21日 复电李先念、郑位三〔1〕、任质斌、陈少敏并告张云逸、饶漱石，指出："可告欧高士（2）少校，彼所提三项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电报还说："你们可在合作过程中将国民党进攻破坏情形告知，请其反映到上面去"。九月七日，又同朱德复电郑位三、李先念等，认为他们同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五师范围内建立无线电网及对美军取合作的态度是正确的，即照来电所说施行。

同日 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

<注:〔1〕郑位三，当时任新四军第5师政治委员。

[2〕欧高士，美军炮兵少校。受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派遣，于1944年8月14日到达新四军第5师。>

郑位三

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不久他们即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同日 修改陈毅所写《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1〕后，复信陈毅："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毛泽东在修改《皖南事变的真相》时加写了以下内容："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一九三九年〔2〕十二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其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8月22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对他们十六日来电提出的在两党谈判中关于军队数目应如何措词问题，答复如下："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我们在建议书（3）中是请求政府给予四十七个师的番号，所谓五军十六师是暂时至少数目，其余

<注:〔1〕《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两件，是陈毅应包瑞德的约请而写的。

〔2〕 应为1940年。

[3〕 指中共中央1944年6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

三十一个师仍请政府继续给予番号，决不是可以取消这些军队，也决不是不再请求给予番号。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这样说，和建议书原意是适合的。"

同日 和刘少奇、陈毅复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华中整训部队的意见：（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这四项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的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

8月23日 同谢伟思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说来，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

8月 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惧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

8月29日 和周恩来电告董必武：八月二十日美国空军第二十航空队的一架重轰炸机在苏北盐城、阜宁上空爆炸起火，坠落在新四军建阳金家桥根据地内，新四军第三师和该地游击队立即出动营救。该机飞行员十二名，其中一名毙命，我救出五名已抵第三师师部，其余六名正寻找中。以上情况望即转告有关方面。

8月30日 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说奉中共中央之命，对张、王八月十日来信答复如下：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提出的书面意见十二条及口头八条，在原则问题上相距太远，中共无法接受。双方谈判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我们希望国民党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8月31日 致信秦邦宪，就《解放日报》原拟发表的一篇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论稿，谈了三方面的问题。（一）"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1）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三）"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9月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关于王震等是否率部南下、关于开展满洲工作、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关于国民党变不变、倒不倒的问题，毛泽东说：变而不倒与先变后倒均有可能。以蒋介石的愿望，国民党一定要打共产党的，可能不打是五个方面的条件，即美国、日本、共产党、人民及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政策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这样才有文章可做。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于十月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

<注:〔1〕 指《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社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

9月4日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五日，董必武、林伯渠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提出这次大会应着重讨论国共谈判、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指出："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问题，分别对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指示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社论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产生和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法，是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毛泽东为社论加写的一段话中说："但敌后必须以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重，并且战斗英雄与民兵英雄还应放在前列"。

9月6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达重庆。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在国民参政会开幕会上蒋介石氏说话不当的新闻稿，批评蒋介石用武断的词令，掩饰目前的军事危机，大唱其无条件的统一论，不讲民族的解放。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指出："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是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针锋相对的，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

同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邓小平、滕代远等：第三党张云川等已离渝赴北平，准备到各根据地访问，望妥为招待，给以参观访问之便利。

同日 电告晋西北、晋察冀：美军观察组上尉考林、中尉琼思二人将于最近分赴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边区，考察地形、建立情报网和了解爆破工作实施之范围等。

9月8日 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战士，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毛泽546

东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在会上讲话，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人民服务》。

9月9日 和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指出："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9月11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政会报告两党谈判1）时，林准备根据周谈话2及复张、王信，对国民党反动意见加以驳斥，并宣传我抗战成绩、力量与合理要求，是对的，国民党提示案根本不提抗战需要，我党合理要求则全是根据抗战需要，这是双方根本不同点。""根据来电，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拟和我党联合提出改组政府，请你们考虑现在我党中央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是否合宜"。

9月12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如与纳尔

<注:（1〕指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2〕指周恩来1944年8月12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共谈判的谈话。>

逊、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

9月14日 关于山东审干问题，复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指出："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作，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

9月15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十四日来电，指出：（一）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二）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同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报告四个多月来国共谈判经过，强调提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是必须对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9月18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九月十六日关于国民参政会开会情况的来电，

<注:(1）纳尔逊，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1944年9月随赫尔利来中国。>

指出：严肃批评，并指蒋名，甚为必要。如五参政员决定来延安，最尖锐的批评可以暂停，但决不可作为条件，只可说如五参政员去延安及国民党态度改善，延安批评自然会和缓。本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转胡政之、王云五、冷通、傅斯年、陶孟和五参政员："闻五先生决定来延，甚表欢迎，敬祈早日命驾为祷。"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并讲话。讲话指出："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9月22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干等问题。

<注: (1〕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决议，由参政员冷通、胡政之、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人组成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后来，1945年7月到延安同中共会谈的参政员是6位，即褚辅成、黄炎培、冷通、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毛泽东发言说：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这次参政会公开，对我们是有利的，逼得蒋介石发表双方的文件。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十二条原则上提得对的，但未想到改组政府。现在时机成熟，时局变化得很快。这次参政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已不敢提了。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审查干部问题，结论不忙作，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

9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评此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它表现了国民党寡头专制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误国政策之愤怒，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之互相倾轧和斗争，也揭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民主'伪装'民主'的卑鄙伎俩"。社论正告国民党统治集团及蒋介石："'不变应万变'，固然不行，'万变保不变'，亦一样不行。现在需要彻底的一变，即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

9月26日 和贺龙、高岗、陈毅、林彪、聂荣臻以及美军观察组包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举行的投弹、射击、刺杀等七项军事技术表演。

9月27日 关于复张治中、王世杰九月十日给林伯渠的来信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由于美国需要与国民党情况危急，国民党急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解决问题，张、王十日信又最无理取闹，复张、王信原稿语气欠健，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

故修改如另电。你们收到并交张、王后，请在报上发表，如不能发表，则印单张广为散发，并多送外国人。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林伯渠复张治中、王世杰信，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并指出："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这封信在十月十三日交给张治中、王世杰。

9月30日 致电吕正操、林枫："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但在每一处打胜仗后应叫那里提高防备敌人报复的警惕性。"

10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说："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

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10月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湘赣问题。

10月4日 在秦邦宪的陪同下，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在讲到办党报和通讯社工作的两个方面﹣指导和反映时，毛泽东说，党中央对于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活动外，大政方针很多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下去的。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你们是一个重要渠道。他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

10月5日 和朱德等出席在延安举行的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统帅部对包瑞德的授勋仪式。统帅部为嘉奖包瑞德在华工作成绩卓著而授予他勋章。

10月7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言指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对红七军也应承认是有功劳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外事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王世英、金城为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