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粉碎后，编导阿甲得到彻底平反，对于阿甲在中国戏剧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1987年，为了纪念编导阿甲从艺50周年，国家京剧院举办了演出活动，阿甲复排的《红灯记》也在北京公演。提到红灯记这部戏时，阿甲曾感慨地说：“是她（江青）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

那么，事情到底如何呢？

阿甲，1907年出生于江苏武进湟里一塾师家庭，原名符律衡，后来定居在无锡宜兴蜀山。

阿甲自幼随父读书，十分喜欢书法和绘画，更是酷爱京剧艺术，曾拜宜兴显亲寺高僧怀舟和尚为师，学京戏书画。由于阿甲的书画非常出色，也经常受邀给周围的人们写字作画，因此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十灵童”。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国内的形势日趋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阿甲认为只有延安才是抗日的革命圣地，便历经千辛万苦前往延安，寻求革命真理。路上，阿甲参加了抗日文艺宣传。

1938年初，在经历了千难万险后，阿甲在山西西渡黄河，终于到达延安。这次延安之行，改变了阿甲的人生轨迹。

在延安，阿甲看到了不一样的情景，到处都是载歌载舞、热情向上的景象。对此，阿甲感到非常兴奋，决心在这里追求自己的梦想。

原本，阿甲想在延安学习军事，然后将自己的血肉之躯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中去。然而，在一场晚会后，阿甲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在那次晚会上，阿甲用京剧“西皮流水”的板式， 演唱了贺绿汀作的《游击队之歌》。在演出中，阿甲将耳熟能详的歌词，用京剧的旋律和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台下的观众被阿甲这个新颖独特的腔调将游击队员既神秘隐蔽又突然袭击的心理和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的艺术感染，纷纷在抗日情绪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给予了阿甲满堂的掌声和喝彩！

看到阿甲超强的艺术天分，领导便将他调到鲁艺实验剧团所属的平剧（京剧）研究班，开始从事京剧工作。从此，阿甲在京剧的事业上，越走越宽广。同时，阿甲也将这份事业当作了一生的理想。

为了这个理想，阿甲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阿甲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使用的。

8月1日，鲁艺成立实验剧团，阿甲被吸收为团员之一。8月27日，在鲁艺实验剧团成立典礼晚会上，上演了由阿甲和王震之编导，阿甲亲自扮演角色的新编京剧《松林恨》，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1939年起，阿甲编导并主演了现代剧《夜袭飞机场》《赵家楼》《钱守常》《穷人恨》等剧目，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因此，阿甲也成为了延安的“京剧名角”，得到了毛主席的教诲和关心。

1940年4月5日，鲁艺平剧研究团成立，阿甲被任命为团长兼研究科科长。从此，阿甲开始了实践京剧改革的道路。1941年，阿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这次座谈会邀请了100余名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由毛主席和凯丰主持。阿甲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

“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围绕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题，与会的几十位作家在会上发了言。

在最后一天作的结论中，毛主席又针对讨论的问题，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强调了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为了宣传这次会议，《解放日报》特意开辟了专栏，用以介绍与这次会议有关的材料和各个作家提出的意见。这次会议，对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达到了超出预期的效果。

原本，阿甲并没有收到参加座谈会的邀请请柬，是不用参加这次文艺座谈会的。但是，在见到阿甲的时候，张庚说：“你是搞京剧的，有代表性，你也去听听。”

就这样，阿甲成为了没有收到请柬，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幸运儿。这次文艺座谈会，对阿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阿甲的戏剧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同年，鲁艺平剧研究团与贺龙部的战斗京剧团合并，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直属中央办公厅领导。阿甲先后担任了鲁艺平剧研究室主任、院务委员、副院长等职。

后来，阿甲与鲁艺实验剧团编演了以抗战为题材的《松林恨》等一批京剧现代戏。其中，阿甲参与编导演出的《三打祝家庄》，获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

1943年，在阿甲的参与下，延安平剧研究院创作并演出了《上天堂》《难民曲》等一批现代戏。在阿甲的参与改编下，这些现代戏在旧形式与新内容的融合上，都进行了有益有效的尝试。

与此同时，阿甲还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推陈出新”理论，编写了《延安平剧院和平剧工作》，阐述了京剧改革的方法和实践，为解放区的戏剧改革和后来的新中国京剧改革开了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阿甲被任命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处副处长。

1951年，阿甲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1955年，阿甲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1961年，阿甲又担任了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室主任。任职期间，阿甲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生活的真实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真实》。

1962年，阿甲出版了论文集《戏曲表演论集》。此外，阿甲还参加编导了京剧《三打祝家庄》《赤壁之战》，以及京剧现代戏《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柯山红日》《三座山》等。

这年底，由沈默君等人创作、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于彦夫执导拍摄的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

1963年初，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将电影《自有后来人》进行了改编，在取名的时候，使用了剧中的道具，也就是《红灯记》。

2月，在上海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江青觉得这个剧本非常好，便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索要了《红灯记》的剧本。10月，江青找到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向他建议将沪剧《红灯记》改编为现代京剧，搬上舞台。

很快，林默涵便找到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阿甲，请阿甲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11月，江青将阿甲、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等人请到中南海，一起商谈改编的具体事情。

对于阿甲，江青是熟悉的，曾经在延安便有过合作。那是在纪念抗战一周年的时候，在延安的钟楼边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文艺演出的压轴戏《打渔杀家》中，阿甲扮演了“肖恩”，江青则扮演“女儿”桂英。

那天上午，毛主席做了相关报告。下午，按照日程安排，毛主席和一些领导人一起观看了文艺演出。《打渔杀家》这部剧，阿甲等人连演了三场，毛主席也连看了三场。可见，毛主席对这部剧的喜欢。

演出中，江青扮演的“女儿”桂英无论从唱白、身段，还是台风等方面都获得了观众的喜欢，获得了台下毛主席等一众观众的热烈掌声。对此，江青和阿甲都记忆犹新。

在谈话中，阿甲对江青的一些重要指示，全都做了记录。随着谈话的深入，阿甲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因为改编后的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的创作能力。

因此，在接到改编《红灯记》的任务后，阿甲一连几天都足不出户，伏案专心工作，精心制定了一个改编方案，又找剧院资深编剧翁偶虹一起商量定稿，反复修改原沪剧台本中的台词、唱词，将民歌民谣和生活语言应用到《红灯记》的唱词和台词之中，使《红灯记》的文学语言更加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富有节奏、雅俗共赏。

1964年初，阿甲终于将京剧版《红灯记》的剧本创作完成。

在排演过程中，阿甲对剧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详细的设计和提示，力求使每一个人物的台词和动作蕴含有时代的特征。在演员、音乐、舞美等主创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阿甲完善和丰富了对《红灯记》的总体设计。

对全剧的导演工作，阿甲总是一丝不苟。每次排练都亲自演示讲解，阿甲都努力帮助演员领悟和表演。可以说，为了《红灯记》这部戏，阿甲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1964年5月，江青从上海回来，观看了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唱功极佳的杜近芳（后因杜近芳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扮演李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鸠山的京剧《红灯记》。

对于堪称剧组阵容豪华的《红灯记》这部戏，江青却不太满意，多次接见剧组，并提出了许多意见，如：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对于江青的意见，剧中饰演李玉和、性情耿直的李少春不愿意句句照办，最后被钱浩梁替换下来。

不久后，按照江青的意见改编的京剧《红灯记》在北京人民剧场进行了全剧彩排。演出的过程中，江青还流出了眼泪。演完后，江青高兴地走上舞台，与剧组人员握手，表示祝贺。直到此时，阿甲等人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几天过后，阿甲和张东川便接到通知，要他们去中南海，说是江青有事要谈。

见到阿甲和张东川后，江青笑着和他们握了手，并将他们让到一张长沙发上坐了下来。几句赞美后，江青突然把脸一沉，说：“我找你们来，是关于改编《红灯记》的事情，我看了你们的演出，这部戏被你们给改坏了。”

对于这样的意外，阿甲不解地问：“这个戏到底按什么要求改？”江青没有从正面给出指导意见，而是反问道：“作为导演，难道你不明白这个事情？”

还没等阿甲说话，江青又说：“要在全剧中突出李玉和的形象，要加大他的唱段，减少李铁梅的唱段。”

听了江青的话，阿甲认为不妥，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此，江青说：“这个戏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经验，排好这个戏，好叫国际兄弟（党）学习，有典型意义。”

后来，为了按照自己的意见修改剧本，江青又将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剧组和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两个剧组召集在一起，开了座谈会，并要求成立一个小组，进行集体创作。此外，江青还要求以后不要再演电影《自有后来人》，只演《红灯记》。

虽然江青在修改的过程中多次进行了指导，但阿甲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与江青发生了多次争执。而对于江青的意见，阿甲也感到十分委屈、苦恼和无奈。后来，改来改去，最终又回到了阿甲最初设计的场景。唯一有变化的是，阿甲由原来的编导，变成了指导。

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京剧院改编的京剧《红灯记》，首次对外演出。

10月10日，《红灯记》在北京正式公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各新闻单位进行连续报道。

11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了《红灯记》。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全文，并配发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红灯记》全体演职员的大幅照片。从此，以京剧《红灯记》为代表的一批现代京剧，被称作了“革命样板戏”。

相比于《革命自有后来人》，《红灯记》更加朗朗上口，观众也更能听得清，看得懂，产生的共鸣也更多。仅仅在下半年，观剧人数便达到了十七万五千多人次。此外，还有很多观众通过广播，欣赏了这部经典的京剧。

1965年，《红灯记》剧组开始南下上海、广州等地进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然而，此时的阿甲，却被限制了抛头露面的机会。《红灯记》在上海演出后，副院长、副团长、《红灯记》副导演都作了专题发言，只有阿甲没有露面。

后来，阿甲因不够听话又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并要求承认新版的《红灯记》与他再无关系。随后，《红灯记》新剧本的署名也变成了：中国京剧院集体改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后，阿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工作也得到了恢复，担任了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顾问、中国京剧领导小组成员。

1979年，阿甲受邀出席了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的祝词。会上，阿甲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剧协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等。

对党和人民的认可，阿甲非常感动，仿佛再次焕发了艺术青春。后来，阿甲又指导和帮助了江苏的昆剧、京剧团体排演《烂柯山》《李慧娘》等戏剧，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7年，为了纪念编导阿甲从艺50周年，国家京剧院举办了演出活动，阿甲复排的《红灯记》也在北京公演，与观众见面。

后来，在提到红灯记这部戏时，阿甲感慨地说：“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

1990年，在首都的剧场上，作为现代京剧首演剧目的《红灯记》再次公开演出。那一天，年逾古稀的阿甲出现在了演出现场。

在演出的最后，举办方安排阿甲与广大观众进行了见面。在观众期待的目光中，阿甲缓步走上舞台。此时，许多观众纷纷来到台前，并爆发出了一阵阵掌声和“阿甲，阿甲！”、“阿甲，你好！”、“阿甲身体健康！”的欢呼声。

可以看出，观众对阿甲的认可，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是观众对阿甲这位京剧艺术家的最高奖赏。后来，有业内人士感叹：“《红灯记》这样的扛鼎之作，必将会流芳百世，载誉千秋！”

1994年12月24日，阿甲因病不治，在无锡医院病逝，享年87岁。临终前，阿甲留下遗言：

“中国戏曲要发展，不能停留在对前人的模仿，要创造发展。”

对于阿甲在京剧艺术上的杰出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戏曲导演的擎旗人”和“新中国戏曲表演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