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江青在上海的旧照片。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江青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渴望，似乎上海可以完成她的梦想。

即使到了后来，江青依然对上海情有独钟！

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仅仅两个月后，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丈夫俞启威就被逮捕。在失去了依靠后，江青匆匆踏上了向南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着目的地上海前进。

此时的江青，由于心里害怕，根本就没有欣赏大海美景的心情，而且在海浪不断拍打船帮的过程中，越发的头昏脑涨，以至于出现了呕吐的现象。

年轻的时江青，是一个大美女。在船上呕吐的她，依然有着一份美女的风姿。因此，一个同船的小伙便向她大献殷勤。

然而，江青却没有那种心情，她只想快点儿到达上海。因此，对于那位男生的不怀好意，感到更加的心神不宁。

轮船抵达上海后，来接江青的是一位刚刚当上导演不久的人。此人叫做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出身于一个贫穷家庭中。他之所以来迎接江青，是因为江青曾是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

不久后，江青便提出想要拜见与俞启威和俞珊都熟悉的南国社的创始人田汉。

在田汉家里暂住了一些日子后，在田汉弟弟的建议下，江青被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当了一名老师。也因此认识了“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所谓“工学团”，陶行知解释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成立于1932年10月，是一个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由于这个“工学团”的办学地点在上海西郊北新径镇的陈更村，便借“陈更”的谐音，取名为“晨更”。“晨更工学团”，便是由此而来。

在徐明清的印象里，当时的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

后来，在提到那段往事时，徐明清说，“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

那时候，由于俞家不承认江青，因此她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也很少进城。

这年冬天，出狱不久的俞启威来到上海，出现在了“晨更工学团”。他是来找江青的。不久后，两人租了静安寺附近一个小的灶披间，便搬过去居住。

那段时间，条件虽然艰苦，但江青也没有太多的怨言。

1934年，“晨更工学团”因参加纪念淞沪抗战两周年活动，暴露了进步面目。

于是，徐明清告诉江青“包打听”已经在盯梢她，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对此，俞启威感到这里不再安全，很有可能会被捕，便带着江青躲到了北平。

几个月后，因俞启威的家人无法接受江青，江青选择了返回上海。9月，江青在上海曹家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保释后，在临海休养了2个月。

1935年3月，江青回到上海，进入了电影通业公司，并参加了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为蓝苹，开始了她在上海的演员生涯。

6月，江青因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成为了上海的女明星。

那时候，为了能够上舞台当明星，江青在徐明清的陪伴下，做了流产手术，失去了他她和俞启威的孩子。期间，江青流了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后来，江青在提到这段往事时，说：“我永不忘记啊！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江青所说的那个“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指的就是她和俞启威的那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