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学良的心里，对日军占领东北一直没有忘记，当然也不会忘记。毕竟，在皇姑屯炸死他父亲张作霖的，就是日本人。

因此，在率部退入关内后，张学良的心情一直非常郁闷。以致于对蒋介石实施了抓捕，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

1935年，日军占领东北已经4年多了，蒋介石承诺张学良抗日的行为却寸步未进，反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后，撤销了南昌行营这个“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又在红军到达陕北前，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担任了总司令，并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继续对红军进行“剿灭”。

那时候，蒋介石虽然是总司令，但却无法分身。因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实际事务由张学良全权负责。

9月，张学良来到西安，筹建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就职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

此时，由于蒋介石不在身边，张学良在东北军路过西安时，都会到部队中去训话，给部队鼓舞士气，强调抗日。

后来，在与红军的交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的部队多次被击败，部队的伤亡很大，士气也越来越低落。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这个口号，非常符合张学良的内心。最终，张学良否定了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1936年1月20日，张学良在洛川会见了李克农，开始了与红军高级将领的第一次正面接触。

期间，张学良和李克农聊的十分投机。从此，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不久后，在张学良的要求下，周恩来在肤施的天主教堂内与他见了面。这次会谈，双方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等事宜。

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督促“剿共”。期间，张学良向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的意见，但蒋介石没有采纳。

后来，张学良又多次向蒋介石面谏抗日。然而，每一次张学良都得到了相同的答复。对此，张学良非常失望。

12月12日，趁蒋介石来到西安之机，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爆发。

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蒋介石最终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雪丽和杨虎城特意举行了一个宴会。

在这个宴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为一方，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随行人员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为一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中共人员为一方。

宴会开始后，张学良怀着激动的心情，举起酒杯，说：“委员长、周主任、诸位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有人说我是叛乱，其实我真心为国家、为民族，要求抗日，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

说完后，张学良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并将酒杯使劲一摔。当时，有人看到张学良的眼里满含着眼泪。

随后，张学良又站起来，并站到了椅子上，向大家敬了第二次酒。说完后，张学良从椅子上跳下来，又一次把酒杯摔在了地上，并伏在餐桌上，哭出了声响。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又一次举起酒杯，来到蒋介石的面前，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

在停顿了一下后，张学良接着说：“我的行动不大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一致抗日，希望回到南京后，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死我也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说完后，张学良将再次饮尽了杯中之酒，并再一次将酒杯摔碎。

见张学良这样，蒋介石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这时，宋子文劝慰道：“汉卿，委员长的酒我代喝，干杯！”

看得出来，张学良的心情是那样激动！事实上，张学良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共同抗日的前景，而把自己的安危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果然，张学良在不久后，便做出了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