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为了接管南方的城市，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说：“为了保证新旧政权的顺利过渡，战争的第三年内，要准备好三万到四万干部到南方去。”

可以看出，对于南方城市的接管工作，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决定，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很快，中共中央便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制定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挑选和培养南下干部。

后来，随着湖南、湖北等南方省份的解放，一大批南下干部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踏上南下工作的新征程。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4月，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拉开了解放江南各省的序幕。很快，南京迎来胜利的曙光，回到人民的怀抱。

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的统治的灭亡。随后，残存的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并在广州及其周边部署了国民党3个兵团约15万人，企图巩固粤北，确保在广州的统治。

8月1日，随着解放大军的快速推进，在广东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叶剑英为新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准备接管广东。

随后，叶剑英带着中央的命令南下，与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负责人及方方等人会合，开始部署解放广东的相关事宜。

与此同时，毛主席开始为广东解放后的干部考虑，指示相关部门做好准备工作，尤其是干部方面的选拔。

9月7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作战会议。随后，叶剑英与陈赓联名将会上制定的广东战役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及第四野战军总部。得到中央的批准后，立即部署了部队的行动。

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广州外围作战命令》，下达了迅速解放全广东的任务。解放广州的战斗，在各个战场上展开。

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当天，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也发表了《告广东人民书》。在这份《告广东人民书》中，号召广东全省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解放全中国。

10月14日，广州解放。至此，中国南疆的门户、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名城广州，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得知广州解放的消息时，毛主席非常高兴。随后，毛主席发出指示，要中央政府好不容易从革命老区为广东筹调的一万多干部，前往广东工作。

原本，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而，在接到消息时，主管地方工作的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说我们干部有的是，就不要中央政府为广东准备的那一万多名老区的干部了。

听说方方的意见后，毛主席提出了批评，生气地说：“不给广东了！”

关于这件事情，曾担任过陶铸秘书的关相生说：“广东解放的时候，中央政府给广东筹调了一万多干部，到广东来工作。当时，方方同志是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管地方工作。方方同志说不要了，我们干部有的是，就把这个老区的干部不要了。毛主席批评了，不给广东了。给你派干部去，你不要。”

事实上，毛主席的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好比说，你掏空家底，给人家准备了一个礼物，但在送给人家的时候，人家却说我不缺你这点儿东西，就不要了。遇到这件事情，谁又能不生气呢？

然而，方方却不应该以那样的口吻拒绝，给中央留下一个广东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不好感觉。

事实上，方方的做法也不能算错。因为，方方在广东工作了多年，可以说是当地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对广东也是十分了解的，更是为广东的解放做出了十分重要贡献。所以，广东这里的干部情况，方方的心中也是知道的。

1904年6月1日，方方出生在广东普宁洪阳镇，原名方思琼。方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族，也是一个旧式大家庭。

然而，方方却对穷苦人民充满了感情。在青少年时期，方方便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后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方方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还被选为普宁县学生联合会的会长。

1923年，方方在内心里接受了革命真理，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24年，在暑假期间，方方来到广州，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期间，方方结识了彭湃、林苏、阮啸仙等人，并加入了共青团外围组织新学生社。

后来，方方回到普宁，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方方在普宁扩大农会组织，发动农民同地主恶霸作斗争的行为，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的仇视，也受到了族里的大恶霸地主“方十三”等人的排挤，不准他姓方，还扬言要把他开除出方氏家族，并将他杀掉，以他的血“祭旗”。

然而，方方却不屈服，还用方字取名，表达了他对旧社会恶势力的反抗。他说：“我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不让姓方，我偏要姓方，而且还要用方字来取名。”

1925年5月，方方因表现优秀，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5年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随后，在党的领导下，方方在潮汕地区组织了工农赤卫军独立营。这个独立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潮汕地区的第一支武装。

那时候，为了支持国民党的第二次东征，方方按照党的指示，率领独立营参加了夜袭军阀洪兆檩麟部的战斗，并配合了东征军进军潮梅。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方方转入潮安农村，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并先后担任了潮安县宣传部长兼赤卫军第3团党代表、普宁县委书记、汕头市委书记、潮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

此外，方方还参加了闽粤赣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在会后被调到闽西苏区工作，担任了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

后来，方方又先后担任了汀连县委书记、杭武县委书记、上杭中心县委书记兼杭永岩游击纵队政委、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和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

任职期间，方方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亲身感受到了中央苏区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由盛转衰的过程。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了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了长征。

中央主力红军离开后，福建省委与军区的领导机关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并与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

随后，在国民党已展开残酷“清剿”的严峻局势下，组织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方方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坚持在南方打游击。

期间，在环境极端险恶，严重缺粮缺药的情况下，方方与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依靠群众，并带领闽西南红军和游击队与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在崇山峻岭间周旋，并成功建立和扩大了游击据点，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成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关于这段岁月，方方在回忆录《三年游击战争》中，写道：“在两个月中，就以宁洋的陈达社、陈东坑、凤村为中心，将周边的团匪完全肃清，建立了横直三百余里，人户四五万的根据地，成立了革委会，分了田，组织了游击队与赤卫队。而且还架设了百多公里的电话线，设立了干部学校，加紧练兵。敌保安队李敬慎团向我们进攻了两次，但都在邹家山，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

此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的政策，国共之间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6月，方方辗转来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和请示工作。

在见到方方的时候，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

在方方即将返回南方的时候，毛主席又对他说：“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告诉他们，你们的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在返回南方后，方方先后担任了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粤赣边区省委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任职期间，方方与在南方的同志们一起，坚持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广东、广西、福建地区领导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人民武装，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此外，方方还按照党的政策，在南方积极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吸收并培训了大批来自漳州、厦门、潮汕和海外归国的青年，为党造就和储备了一大批抗日骨干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3年6月，方方跟随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学习。期间，方方还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5年5月，方方出席了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聆听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以及毛主席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的问题的讲话。

听了毛主席激情四射的讲话，方方感到热血澎湃。

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不久后，毛主席以弥天大勇亲自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

然而，不久后，蒋介石便密令国民党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作为有着革命传统的广东，蒋介石也十分重视，要求国民党广东当局在最短时间内，将华南的中共部队彻底消灭。

1946年1月，方方被任命为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以少将身份回到广州，在这里执行停战协定，并负责解决华南抗日游击队向北撤离的相关问题。

最终，在方方等同志的努力下，就华南抗日游击队北撤的问题达成了最后的协议。

5月21日，在广州公开召开记者招待会上，方方郑重地说：“中共武装北撤，是顾全大局，是说话算数的。”

然而，在蒋介石看来，中共武装仅仅北撤是不够的，他要的是彻底消灭。因此，国共之间虽然达成了北撤协议，却在暗地里调动了5个团的兵力进入东江地区，妄图破坏中共部队的集结。

此外，在共产党粤北部队南下途中，国民党部队也进行了围追堵截，导致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

对此，方方一再向国民党驻军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北撤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

最终，在方方等人的努力下，东江纵队2400多名指战员在大鹏湾沙鱼涌登船，经过一周的航行，于7月5日安全到达山东烟台的解放区。

后来，方方还担任了中共香港分局书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

中共中央的倡议发出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华人表示热烈响应。

当时，为了让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安全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一重大行动。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方方率领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汉年、钱之光等人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将李济深等大量民主人士分批往北运送。

关于这次行动，钱之光在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我们事先都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他们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黄昏后上船……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

那时候，为了将这些人安全送到北方解放区，方方等人费尽了心思，和当年打游击有些相似，甚至将一些重要的人物“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

比如，在12月26日夜，要让李济深离开香港，就要使用特殊的手段。

当时，为了迷惑外界，中共特地安排李济深参加一个宴会。在宴会上，李济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在这里出现的老朋友一起推杯换盏，不断地与人问好，短暂交流，以此来麻痹跟踪和监视的特务。

宴会结束的时候，李济深与众人一起分乘多辆汽车离开，在维多利亚港弃岸登舟，并迅速混入港口穿梭的游艇中。

随后，在约定的时间，对上暗号后，李济深再换乘另一艘接他的游艇，迅速调头驶离，彻底消失在特务的视线之中。

紧接着，在他人的帮助下，李济深再通过软梯爬上苏联的一艘货轮。

在这条货轮上，李济深见到了茅盾夫妇、柳亚子、马寅初、翦伯赞等一副商人打扮的老熟人。

此时，作为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和负责人之一，方方则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守着电话机，时刻关注着接应李济深等人的行动。

当听到“船开了，‘货’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的暗语时，方方悬着的一颗心，才算安了下来。

这样的工作对方方来说不止一次。据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接送民主名流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属从香港北上的工作，先后进行了大小20多次，运送人员达1000多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有350多人。

在这些人中，有115人都以政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49年9月27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设于北平市的议题。同时，将北平市更名为北京市。

那时候，方方正担任着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协助叶剑英参与部署了解放华南、广东和接管等工作。广州解放后，方方又担任了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开头提到的那个小插曲，便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

1952年7月，方方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协助叶剑英开展工作。

1955年，方方奉调进京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

任职期间，方方对新中国的统战和涉侨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1年9月21日，方方病逝，享年67岁。

生前，方方在《述怀》诗中，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豪情壮志，其内容为：“欲抽越王弓，慷慨射潮汐；欲挥鲁阳戈，回首止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