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自黄土高原北缘的榆林市出发，向东北方行驶逾百公里，您将穿越历史悠久的明长城著名堡垒——高家堡古镇，这座镇子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随后，沿着蜿蜒曲折的小径攀登山丘，眼前豁然开朗，沟谷交错，无边无际。在秃尾河的北岸，山峁之上，一座古城依山梁蜿蜒伸展，傲然屹立于北方的苍穹之下。峁梁的顶端，石峁考古队的旗帜在凛冽的西风中猎猎作响，这里便是被称为“黄帝之城”的石峁遗址的所在地。
1929年深秋时节，美籍德裔学者萨尔蒙尼（Alfred Salmony）作为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的特使抵达北京。岁末之际，一位中国古董商向他提议前往距此一小时车程的乡村，会见几位来自陕西榆林府的农民，他们声称在自己的田地里发掘出了玉器。萨尔蒙尼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亲眼目睹了农民们展示的36件黑玉和6件绿玉。
石峁牙璋
他从中挑选了最大的一件黑玉刀形器（牙璋）、一件最大的绿玉刀以及另外两件小型玉器，带回德国后，这些珍宝被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至于其余38件玉器，则辗转于多位古董商之手，最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了欧洲和美国。有学者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散至欧美的黑色牙璋大多源自榆林神木。近年来的文物调查与发掘资料揭示，榆林地区仅在石峁遗址发现了牙璋类玉器，因此这批黑色牙璋极有可能出自石峁遗址。
1958年3月至11月期间，陕西省开展了全国首次文物普查工作，“石峁山遗址”（即现今的石峁遗址）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4月，文物普查队员孙江（陕西省文博工作者）、黄发中（神木县文教科职员）、李建中（高家堡文化站工作人员）在石峁、雷家嫣大队一带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发现了断断续续的石砌城墙遗迹。26日，基于调查信息和采集的陶片等标本分析，调查队确认在石峁、雷家墕大队一带存在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该遗址由三套城池组成，其中位于石峁大队皇城台高地的“头套城”最为显著。
遗址东起牛家沙墕，西至土王（旺）山，北达高家堡至神木县城公路断崖，南抵雷家墕庙，东西长约四里，南北宽约六里。调查队将该遗址命名为“石峁山遗址”，并提出报告，建议农业社负责保护，并请求文化主管部门进行进一步勘察。同年5月，孙江调查了栖惶梁墩下（即今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外的圆形烽燧遗址）的“女王坟”，并在记录中详细记述了墓葬被盗掘的情况。6月，神木县人民委员会向省文化局提交了全县文物普查工作总结报告。然而，当时正值“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关于石峁遗址调查的相关信息几乎遗失殆尽，遗址保护等建议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郑洪春、廖彩梁、蔡永华、孙中，以及西北大学的曾骐等人，在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的长城沿线进行了深入调查，期间他们踏访并记录了“石峁山遗址”，确认这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存，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
戴应新
到了1976年，尽管春寒料峭，田野考古的理想季节尚未到来，陕西省文管会的戴应新便已迫不及待地前往陕北地区，对那些可能因“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受损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摸底排查。废品收购站成为了他调查的重点，特别是在神木县的高家堡镇，他取得了重大发现。
在镇上的收购站，戴应新与负责人段海田交谈得知，从1966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每年都有来自北京的外贸公司从段海田手中收购一批玉器，这些玉器的来源正是高家堡附近的石峁村。由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村民们常常将捡到的玉器拿到镇上低价出售以补贴家用，据统计，这十年间至少流出了1500件玉器。
戴应新随即宣布愿意高价征集这些玉器，消息传出后，村民们纷纷将手中的文物送到指定地点。“人群黑压压地排了一大片”，戴应新后来回忆道，“我第一次就挑选了几十件玉器，前后四次共收到了127件。”戴应新对这些玉器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在《考古》、《考古与文物》以及台北的《故宫文物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认为，石峁的陶器年代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相近，即陕西龙山文化；而玉器则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与陶器同属一种文化遗存，要么属于殷文化。
之后，戴应新又以表格形式详细公布了1976年至1979年间调查试掘时征集的127件石峁玉器，并重点介绍了部分代表性器物，同时重新修订了这批玉器的年代，认为它们与陶器同属龙山时代遗存。此外，戴应新还指出，这127件玉器中有一件明确属于其他周边地点出土的晚期物品，因此真正的石峁龙山玉器应为126件。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长寿前往石峁遗址进行调查，亲眼目睹了当地村民收藏的牙璋、刀、璧、璜、斧、钺等玉器，并从中征集了3件。同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受陕西省文物局委托，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达到84平方米，发现了房址、灰坑、石棺葬、瓮棺葬等遗迹，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同时采集到玉、石、骨、陶等多种材质的器物。发掘者认为，石峁遗址存在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早段与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时期，晚段则与内蒙古大口二期文化同时期，而石棺葬中出土的玉器当属于晚段。这次发掘对于明确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性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关于遗址的规模、性质以及玉器埋藏环境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解答。
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吕智荣在神府煤田考古工作中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考察，期间采集到了40余件陶器残片、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并征集到了一些玉器。昌智荣提出，石峁先民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导，而大量细石器的出土则揭示了其牧猎经济也相当发达。此后，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县文体局等多个机构对石峁遗址进行了不下数十次的深入调查，征集到了具有龙山时代特色的陶器、玉器以及大量的细石器等珍贵文物。
2009年，上海大学的罗宏才教授对石峁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不仅采集到了一件石人头雕像，还通过走访当地村民和榆林地区的收藏家，亲眼目睹了20余件特征鲜明、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人头雕像。罗宏才随后撰写文章指出，石峁的雕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虽然属于河套地区，但与河南、关中、陇东以及更远的川鄂苏地区的商时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雕像不仅是石峁巫现集团存在和社会宗教文化的体现，也为探讨华夏民族的融合历史、族源、族属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形象标尺和民族学研究参照系。
石峁遗址的文物保护地位也逐步提升，1983年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晋升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更是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石峁遗址的发现时间较早，但学界真正开始深入了解其规模及文化内涵，则是从2011年的一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及随后持续进行的发掘工作开始的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