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务工签证办下来了吗？”郑维军发信息给鲁强。那还是2022年，国内的管控没有彻底解除。而正在日本读博的郑维军已经快半个月没和鲁强联系了。
一方面是鲁强刚从日本回国，很多事情要去处理，同时郑维军也在日本忙着毕业实验。每天凌晨，郑维军回到宿舍时，鲁强早就睡了。郑维军留言，都要到次日清晨才能看到鲁强的回复。另一方面，郑维军有点搞不懂鲁强的想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想出国，是不是还想和我在一起？”
鲁强的回国，让这对已经在日本富山陪伴了两年左右的情侣的分别又增加了一项国别。
“站在路中间容易被撞到”
在遇到鲁强之前，郑维军一直后悔，自己不应该为了名声好听而申请去日本留学。
2018年，郑维军到了富山。2020年初，他开始准备回国过春节，由于春节前两天的机票很贵，郑维军打算晚两天再回去。但直到2022年，郑维军都没能回国，中间他倒想方设法给家里人快递了不少口罩。他只能自我安慰，“这样也好，省得家里逼婚。”
嘴上说好，其实日子过得不容易。除了奖学金，郑维军没有其他的收入。郑家也是普通家庭，维军眼看着27岁，总不好意思一直靠家里。他试着去中餐厅洗盘子，一站就是五个小时，头都没空抬。2021年3月，维军从中餐厅打工出来，累得迷迷糊糊上了地铁。日本地铁的安静程度，让手机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好像“犯罪”。
就在下地铁时，郑维军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学校发来的信息。这个时候地铁车厢里的人都在往外走，“就像鬼片里那种，大家没有声音，只有脚步声。”这让郑维军的手机铃声格外突兀。
那个信息对郑维军来说挺重要的，是通知他可以继续读博士。可就在停下脚步想回一下信息时，后面有个日本老人竟然直接用拐杖怼了一下他的后背，意思是郑维军挡路了。
郑维军以前在日本没少受歧视，尤其是富山这样不算大的城市里，中国人并不多，所以更容易被当地的日本人以比较直白的方式排挤。但这次，郑维军有些无法接受。
立刻有人说中国人走路真慢，中国人怎么这么喜欢给人添麻烦。郑维军一方面是愤怒，一方面也不好意思，他知道日本人的边界感很强，自己在下车的人流中，忽然停下脚步，的确给别人带来了麻烦。
就在郑维军不知怎么处理时，有个小伙子忽然从后面拉他的胳膊，并用中国话低声说，“不要站在路中间。”边说边把郑维军拉到地铁站柱子的旁边。
郑维军惊讶地打量起小伙子，小伙子脸上浮现起谦和的微笑，然后好像是给郑维军找台阶一样，继续用中文说，“站在路中间容易被撞到。”这就是鲁强，一个比郑维军小一岁、来日本务工的年轻人。
这次不经意的偶遇却是由命运齿轮转动所带来的机会。两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起的过程非常自然，他们都用交友软件，“上面的中国人不多，另外我们俩都放了真实的照片。”
富山和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繁华程度无法相提并论。郑维军还在读博士，虽然有奖学金，但也只够基本的生活开销。鲁强是从山东到日本的务工人员，每周一到周六都在工作，而且工厂的宿舍距离郑维军所在的大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同时鲁强还要定期把自己的收入寄回国内。
工作繁忙与资金上的并不丰裕，使得两人基本上周六晚上才能见面，周日就在一起呆到傍晚。一开始他们会去公园，日本比国内要暖和，但也没办法一年四季都在公园约会。后来就去了郑维军的宿舍。
按理说在日本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国民氛围，却还是有同学发现郑维军经常跟男生一起过夜。那天傍晚，郑维军刚送走了鲁强，就被宿舍楼里负责日常管理的校工叫住，客客气气地说，“宿舍是不能留宿别人的。不是学生的人不可以进来。”郑维军一愣，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可校工不依不饶，得寸进尺，“我看到你好多次带别人回来了。再这样，我也没办法，只能向学校反馈了。”
郑维军正要说些什么，只见一个日本学生带着女生从楼梯上说说笑笑下来。校工竟然若无其事和两人打了招呼。“你不是说不允许带别人回来？”郑维军反问。校工不急不慌，“那个女生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郑维军诧异，“你怎么知道的？你检查她的证件了吗？”校工收起笑容，“这些我不需要和你解释。我只是告诉你，如果我和学校反映了真实情况，你就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说完，校工转身回了房间。
郑维军没当回事。过了一周，宿舍楼里贴出通知，说出于健康安全的考虑，学校不允许非本校学生进入宿舍。这对郑维军和鲁强来说，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毕竟去酒店过夜并不便宜。
“我去你的宿舍呢？”郑维军问鲁强。鲁强挠挠头，“我是两人间。”好在日本的大学不像国内的很多大学是人脸识别，日本大学还是用门禁卡，这就给郑维军和鲁强留下了机会。两人会在便利店里待到凌晨一点，再回郑维军的宿舍。早上则尽可能早地出门。
富山的景色
“你要是回来，我就不结婚，咱俩过”
转眼到了2022年樱花绽放的日子。郑维军没那么喜欢看樱花，鲁强则很喜欢。郑维军有次笑话鲁强喜欢逛公园看各种花，“就喜欢这种不花钱的项目！”说完，郑维军捏捏鲁强的脸。
鲁强只是大专毕业，郑维军却在读博士。如果在国内，很多人会怀疑，学历差距这么大的两人也能在一起？但在日本，他们成了彼此的陪伴。“也没有什么钱买很多东西，基本上都在宿舍里自己煮面。”鲁强和郑维军都不太喜欢日本的餐食。用郑维军的话来说，“日本人喜欢的口味，我们都不太喜欢。”
一次，鲁强在宿舍做了红烧肉。在日本，中国调料并不难买，但在宿舍里做这样的料理，几乎整层楼都闻到了。校工跑上来，“不可以不可以！”看到鲁强，校工一愣。郑维军正好从外面进来，见到这一幕也愣了。鲁强下意识地用一个小碗，盛了满满的红烧肉，递给校工，“你尝一尝。”校工迟疑了一下，接过来。
从此，鲁强再来，校工每次都关紧门房的门，假装看不见。但2022年的樱花季后，鲁强的务工签证到期了，他需要回国。郑维军和鲁强面临第一次的分开。
郑维军忍着，一直没提自己对这次分开的不放心。特别是鲁强去机场那天，郑维军的心情很差，本该那天处理完的实验数据，花了他整整一周。心神不宁，还让郑维军在宿舍里煮面时，把自己的手烫了。
在日本很寂寞，郑维军要想找到陪伴其实很难。鲁强就不一样了，他回国后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多，加上鲁强在日本务工，日语说得也还可以，找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难。环境的变化，让郑维军有些不知所措。有两个月的时间，郑维军一直克制着自己，很少联系鲁强。他尽量不让自己去猜测鲁强在国内做了什么。
在如今的时代，不要说跨国恋，就连异地恋，都很难维持。郑维军和鲁强虽然没说过分手，但空间上的距离带来了无形的压力。郑维军为了化解压力，开始每天跑步，通常是夜里在学校的操场，一跑就是五公里。
操场上有一段小路，灯照不到。郑维军喜欢在那里跑，是因为他之前和鲁强经常在那里散步。不知道那天怎么回事，地上多出了一块石头。郑维军好巧不巧，踩到了这块石头上，脚踝一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么一坐，疼倒是次要的，心里的那种悲伤感忽然从头到脚把整个人都笼罩住了。
郑维军有些悲伤，以为夜色中没有人，忍不住啜泣起来。哪里想到黑暗中也有人路过。对方是个比他年轻的女生，先是小跑过来，一边跑一边问他是不是遇到了危险。等到了郑维军跟前，女生打量了一下郑维军，“中国人？”郑维军没吭声。女生冷笑了一下，“大男人为什么要哭？”
这件事让郑维军觉得有些丢脸的同时，也让他对自己未来是否留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动摇。他始终认为在日本是不会得到应有的平等对待的。
欣慰的是，两个多月后，鲁强开始每天都会告诉郑维军，自己一直在办理继续出国务工的手续。郑维军想，“他是想出国跟我重新在一起。”
但这一切并不顺利。一来是2022年国内疫情的管控要求还没有放宽，二来鲁强的前一次务工没有得到公司的好评。鲁强并不擅长在车间操作车床，工作效率不高也为这次的重新申请带来了很多阻力。
一次，鲁强喝醉了，打视频通话给郑维军。郑维军正在实验室里。他忙走到走廊里给鲁强回拨回去。鲁强在电话那端，口齿不清地说，“我要是出不去了，你回来不？”“你要是回来，我就不结婚，咱俩过！”
原来那两天，鲁强家里看儿子出国务工难度不小，琢磨着干脆安排他结婚，甚至开始张罗着在镇上再买个房子，还强迫鲁强相亲。鲁强苦闷极了，连续几天都在外面喝酒，喝到半夜才回家。
两人虽然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但这些小事却让他们感到彼此面临的境地竟是如此相似。那段日子对郑维军和鲁强来说都特别难熬，仿佛有无形的力量，在不断将两人推近。郑维军的博士论文已经进入收尾关键阶段，如果完成不了，这两年在日本算是白折腾。鲁强如果还不能办下来出国务工，就真的要被家里人逼着结婚了。
“去东北吧！”来自山东的鲁强和来自河北的郑维军商量后，决定共同换个城市生活。这让郑维军感觉日子有了奔头。2023年3月，郑维军的博士论文初评通过，他决定回国，并开始办理手续。
就在那个月，鲁强的出国务工在折腾了多半年后竟然办下来了，而且之前交的三万块钱中介费也退不回来了。鲁强懵了，跟郑维军说，“要不我还是去日本再干两年吧！”
两年！郑维军倒吸一口冷气。难道自己要从举目无亲的日本，到一个国内没有亲友的城市。而这两年内，彼此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灰心了。太难了！”郑维军对鲁强说。鲁强沉默着，没有回复。
“你们俩是……那个？”
郑维军能理解鲁强为什么想继续出国务工。鲁强的父母就是普通的农民，靠着鲁强在日本务工的收入在镇里买了楼房，把老家的地租了出去。劳务中介的三万块钱，对于这样的家庭不算小数目。
在两三天没怎么联系后，鲁强问郑维军，“你已经在国内找到工作了吗？”郑维军其实已经联系了几家大学，除了要考虑收入外，还要考虑整个科研的条件。当时郑维军正在河北和东北的两所大学间犹豫。如果鲁强去日本务工的话，那么郑维军更多考虑去河北，“毕竟离家近。”郑维军这样对鲁强说。
鲁强和郑维军算了下他的损失。“三万块是开始办理出国务工前就要一次性交的。里面最大的一块是中介费，其余是往返机票钱和三个月的房租钱，以及语言学校的学习费用。”鲁强说，“我倒是不在乎，但我爸妈知道以后，坚决不同意。”
郑维军算了下日期。如果现在回国，他没有办法先回家，而是需要去鲁强所在的城市，处理劳务中介费，并共同生活一个月左右，之后再去河北和东北的高校面试。
郑维军还是选择了提前回国。2023年7月，离开日本那天，他看了看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宿舍，有一些不舍，但更多的是畅快。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国内。鲁强已经在机场，许久未见的两人彼此间还有些羞涩。鲁强的变化挺大的，人胖了一些，说话的声音也比在日本有底气了。
郑维军办理完手机换号，就跟鲁强一起去了劳务中介公司。接待他们的大姐对两人的关系感觉莫名其妙，“你是鲁强的朋友？从日本回来？你俩商量后，决定不去日本务工？我就不明白，鲁强去不去日本务工，跟你有啥关系？再说劳务中介费都交了，我们该做的工作也都做完了。这个时候你说不去，可钱都花出去了，我们也没办法。”
“还有二十天才出国，机票是可以退的。鲁强不去日本的话，住宿费和补习学校的费用也不需要。”郑维军比鲁强的表达能力更清晰，“还有劳务费。你们可以收，毕竟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不去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少退一些。”中介大姐听完郑维军的话，有好一会没说话，而是看着电脑屏幕，“我们以前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研究一下吧！”
郑维军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带着鲁强去了几次。中介大姐很纳闷，“你俩到底啥关系？凭啥鲁强想不想去日本务工，要听你郑维军的？”郑维军一开始给出的解释是，他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比较了解日本。中介大概不愿和他牵扯不清，转而问鲁强，“这件事还是取决于你的态度。郑维军毕竟不是你的亲人。”
鲁强忙解释，“我和军哥关系特别铁。我俩在日本就认识。他这次还是特意为我回来的。”听完鲁强的解释，中介大姐叹了口气，“但你们这样我也很为难。我没办法和公司交代。”到底还是鲁强心眼多，“姐，我也不能让你白忙活。”
又过了两天，中介让鲁强带着付款的银行卡过去找公司财务，办理退款。“但中介费不能退。退你们一万七。”鲁强没和郑维军商量，在电话里就同意了。
等到了中介公司，郑维军才知道这件事，他和鲁强吵了起来，“中介费一万三？没和我说你就同意了？”鲁强有点尴尬，回避着中介的目光，“哥，你别生气。”郑维军则甩开鲁强伸过来的手，“我从日本回来，就是为了跟你过日子。你现在什么都不和我商量，你什么意思！”
“你们俩是……？”因为负责对日的劳务输出，中介大姐也有了不少日本的习惯，她搭配着表示亲密关系的手势，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鲁强脸上一红。中介大姐还算开明，“你这么说我就懂了。之前他在日本，所以你着急过去。现在他不在日本了，你去了也没用。”
郑维军和鲁强两人点了点头，但中介费还是只退回一万三。“你俩有啥打算啊？”中介大姐问，“我要是你俩，就一起去日本务工。”鲁强这时有些骄傲，“他可是博士！”轮到中介女人张大了嘴，“难以想象！这在国内可做不到！”
在中国浪迹天涯
“你要不要回家看看？”在离开山东前，鲁强问郑维军。郑维军本来是打算回家看看的，可一琢磨，如果回家，难免也要面对父母这样一番拷问，“什么时候结婚”“找了哪里工作”“为什么不回家去工作”。
如果是留学前，郑维军大概不敢不回家，“我爸妈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我要是不回去看看他们，就是不孝顺。”如今，他反倒不这么想了。郑维军对鲁强说，“我这一回去，想再出来就费劲。咱们还是先去把工作找好，我再回家看他们。”
可鲁强的父母听说他要去东北，立刻不同意了，他们直接把鲁强的身份证扣了下来，“你现在真是翅膀硬了，自己就决定了不出国务工。你看看自己什么学历，在国内找个工作多难！”鲁强说自己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好大哥，两人决定一起找工作。“你是不是疯了！在日本认识的，你也能相信！人家凭啥带着你去赚钱！他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郑维军知道后，问鲁强敢不敢晚上溜出来，两人连夜离开了山东。“可我没有身份证了。”鲁强十分为难。“支付宝上有身份认证。还可以在车站派出所开临时身份证。”郑维军说国内的网络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搜索答案比在日本还要好用，“有问必答的那种。”
郑维军和鲁强在高铁站碰头。两人直到坐上了清晨八点那班最早的高铁，才放下心来。“我衣服都没有几件。”鲁强有点懊恼。“到了地方再买。”此刻两人反倒比在日本更有了一种浪迹天涯的感觉了。
果然，鲁强的电话随着离开山东越来越远，而愈频繁地响了起来。一开始鲁强还接。接起来，先是父母的怒骂，再打过来则变成了哀求。鲁强索性关了机。在鲁强关闭手机的那一刻，郑维军心里腾起一股责任感。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东北夏日的凉爽给两人带来了极大的好感。日本比国内要炎热，而山东和河北的夏天也同样难熬，但东北最高气温也不过三十二三度的盛夏，让他们都爱上了这个城市。
在东北的第一个月里，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饭后走出小区到河边去散步。夏日的河边有很多人，但没人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会肆无忌惮地拉着手。
有一次，一个小女孩看到他们手拉手在走路。她忽然对妈妈说，“那两个叔叔为什么要拉手？”妈妈一愣，跟小女孩说，“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这样的回答让郑维军和鲁强感觉自己选对了地方。
尽管这所大学给郑维军开出的工资并不特别优越，好在以他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博士学历，拥有了比较优渥的科研条件。但鲁强则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在东北的第一份工作是销售电子产品。
现在的电子产品实体经济，为了追赶电商的步伐，要求销售人员一方面要做好客户维护，一方面还要出销售业绩，这对学历不高的鲁强而言，并不容易。
“才买了四天的扫描仪，今天就要退货！”鲁强气鼓鼓地对郑维军说。鲁强的公司一共才四个人，老板都亲自上阵维护客户。但鲁强脾气耿直，直接告诉客户，已经用了四天的扫描仪，退不了。挂完电话，鲁强内心理直气壮。但客户一个电话打到了消协，举报鲁强所在的公司违法了消费者保护法，鲁强就这样失业了。
鲁强第二份工作是电脑上门维修。这样的维修并没有难度，主要是靠哄骗用户更换电子产品的配件来赚取差价，鲁强干了不到一个月，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哄骗对方，销售额一直上不来。于是他又被开除了。
两人基本上靠郑维军的收入生活，鲁强主要从事一些快销服装店员的工作。日子本该越来越好，可郑维军发现，鲁强到了晚上经常想出去玩。“一起去酒吧？”鲁强一开始提出，郑维军还会答应。几个月过去，两人手里剩下的钱很少。
其实也不怪鲁强，喜欢喝点酒，是当时在日本留下来的习惯。在日本，外出的娱乐项目都不便宜，只有买上两瓶啤酒，在宿舍一边喝一边看电影是最便宜的。所以郑维军对鲁强说，“咱俩在家喝得了。”
鲁强拒绝了，“在家呆着，总是咱们俩。又不是日本，为啥不出去玩？”鲁强除了喜欢去酒吧，还喜欢打麻将。在日本的时候他很少玩，因为约不到搭子，但回国后容易得多。
夜里十二点多，打完麻将的鲁强蹑手蹑脚地打开门。发现郑维军并没有睡，那晚郑维军和鲁强爆发了到东北后的第一次争吵。“我压力也很大！你以为我想让你养着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鲁强越说声音越大。郑维军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和鲁强之间的差别不会因为一起生活而消失。
郑维军看着嘴里喷着酒气的鲁强，发现他很陌生。
从前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
吵架一旦有了第一次，随之而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就见怪不怪了。而感情也会越吵越淡。郑维军还是负责家用，而鲁强的开销主要则靠他自己赚的钱。
2023年12月，郑维军在实验室里准备材料，有个高瘦的男生走了进来。他显然不认识郑维军，反而问了一句，“同学，你的实验做到几点？”郑维军看着这个憨厚的男生，感觉有些可爱，“你约时间了吗？”
男生摇摇头，“我没约上。”郑维军心想，你当然约不上。这是老师专用的实验室，显然是学生约不到的。郑维军不知哪里来的好心，“你先用吧！我这个准备还要好久。”
可男生的动作笨手笨脚，郑维军帮着他弄到了快夜里八点。“你不着急回去吗？”男生诧异。“回去也没事。”郑维军淡淡地解释。“那我请你吃食堂的夜宵吧！”男生拍了拍郑维军的肩膀。
一来二去，郑维军好像又恋爱了。那两个月，郑维军天天恨不得住在实验室，只为了多和憨厚的男生一起实验，两人似乎真的生出了情愫。
鲁强大概也感觉到了，他连着几天回家，发现郑维军都没下班，连周末也不例外。鲁强急了。周六的晚上，九点多，他进了郑维军就职的大学，直奔他的实验室。推开门，就看到郑维军和男生在实验室里，桌子上摆着的不是实验器材，而是烤串和奶茶。
“你啥意思？”看到郑维军一脸惊讶，鲁强脱口而出，“你这是背着我，在外面谈了对象？”听到这话，憨厚男生也惊讶了，忙坐起来，“你别胡说，我们俩就是好朋友。”“好朋友？谁大半夜在实验室里吃东西！”鲁强又问。“你行了，快回家。我一会就回去！”郑维军心里一急，汗都下来了。
可鲁强不走。憨厚男生却着急要走，“我明天再来吧！”郑维军没办法解释，更不敢拉扯。他毕竟是老师，而对方是学生，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过分的举动，但一旦逾越，后果不堪设想。
“你是不是要害我！”郑维军对鲁强说。这次两人在家里没有争吵。也许是在回来的路上，已经冷静下来。鲁强听郑维军说，如果学校知道了他是同志，而且还想和学生谈恋爱，不要说留任，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当老师了。
郑维军的一番话让鲁强冒出了冷汗。接下来的日子里，鲁强老实了很多，而郑维军也规矩了很多，两人不约而同地下班就回家，那位憨厚男生也没再来郑维军的实验室。
经过多方的思考，郑维军和鲁强商量，不然还是来他所在的学校做校工。这样两人一起上班下班，应该可以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鲁强听完，有点担忧，“不会影响你在学校里的工作吗？”郑维军捏了捏鲁强的手，“这段时间我一直观察，学校里没人议论。”
这天上班，郑维军就去找了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问是不是可以投一些简历，“我有个弟弟，想来做校工。”工作人员同意了。
没多久，鲁强已经是郑维军所在大学理的一位超市校工。尽管学校为校工提供了宿舍，但鲁强和郑维军依旧住在学校旁的小公寓里。只要时间上吻合，两人会一起上下班。经历了从日本到国内、回国之后的日子里各种折腾，两个人或许明白了，相互的陪伴，是在一起最大的意义。而只要做成了这件事，从前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