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惊心存旋涡 不觉人生染红色

沈允林，字壬甫，1922年生于焦溪镇西街，沈国镛的长子。沈国镛就职于英商上海怡和洋行。沈允林从小在上海生活，并受到了良好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事局异常紧张，为避免不测，怡和洋行决定把高层职员家眷疏散到汉口避难。沈允林和姐弟共三个，跟随母亲一起匆忙撤离上海，抵达汉口。爷爷沈国镛仍在上海英租界怡和洋行坚守岗位。

沈允林（1922-2014）

由于走的匆忙，仅带随身物品，很多贵重物品留在上海寓所，母亲对此难以释怀，竟致卧床不起。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十三便撒手人寰。时局日益趋紧，洋行又决定每家可安排一个男孩到怡和洋行香港总部避难。九岁的沈允林立刻被洋行紧急送到香港，几经波折，在香港读了小学和初中二年级。

等时局稍微平稳，沈允林由洋行安排，重返上海，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一日，在常州私立辅华初中沪校读初三，民国二十八年（1939）初中毕业，沪校在上海北京东路四川路口广泽大楼，校长汪绍先。

常州私立辅华初中沪校

初中毕业以后，在上海持之中学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在上海立信会记专科学校读会计专业，校长潘序伦。

立信会计毕业后，先后就职于德籍葛福增博士创办的上海生物研究所（生产牛痘疫苗等血清制品）、上海大汉药厂。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八日，经沈允林堂叔沈亦复（中央银行襄理）与五叔沈北屏（国燕）商议，把沈允林安排到上海南京东路建国银行上海分行助员，据我父亲讲，建国银行由民主人士胡厥文出面，是有共产党背景的地下银行。后被国民党当局关注后，建国银行停止活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由龚再僧与沈北屏（国燕）商定，沈允林被安排到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工作。

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在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有关于建业银行的史实记述：“范旭东的化工企业中国制碱公司，抗战爆发后毅然迁到大后方重建新厂。新厂进口的机器全部被蒋介石的远征军征用，国民政府决定给三百万元贷款。新厂建成后，在当时毫无进口货的情况下，保证了国内对纯碱的需要。可是国民政府突然变卦，要把贷款作为公款，企图并吞新建工厂。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暴涨，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使这个著名的民族工业濒临垮台。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范旭东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以取得周转资金。但困难颇多。周恩来知道后，指示龚饮冰与刘少文、卢绪章（他们都是为党在社会上做经济工作的）商量，又与范旭东晤谈，决定参加建业银行的筹建，以党的营运经费参加，在资金（起先是百分之十七，后来百分之四十四以上）、人力（龚饮冰任常务董事，后任总经理）方面给予支持，终于使这家闻名国内外的民族工业顶住了官僚资本的并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渡过了难关。”

龚饮冰（1896-1976），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大学法政专科。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秘书，以公开身份做联络统战工作，与谢觉哉一起办《湖南民报》，担任湖南新闻记者联合会的主委和党团书记。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后，开始长达20余年的秘密情报工作，在上海领导建立了多部秘密电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龚饮冰（1896-1976）

1948年底，因国共决战前夕，李烛尘召集南京分行全体人员开会，宣布建业银行暂停业务，紧急撤离。沈允林夫妇带着沈一新撤退到常州。用安置费在北门下街开了建业南货店谋生。

1950年局势稳定后，建业银行召回沈允林，后因为银行暂时不能安排家属住宿，家庭分居两地困难，沈允林再三要求，返回常州工作。

“文革”期间，沈允林因在资本家开的银行工作过，多次被送进了“学习班”接受审查。而当年在建业银行的直属领导胡彦尊、王首民、张庆祥等共产党地下党员都自顾不暇。沈允林只能默默承受误解，但是坚信，情况会好转的。

“文革”结束，沈允林过上了安稳日子。但是，总忘不了在1947年5月12日建业银行南京分行成立时，与龚再僧、沈北屏、胡彦尊，在建业银行南京分行门前的合影瞬间。隐藏在国民党“总统府”旁的红色银行-建业银行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刚解放时，龚再僧（龚饮冰）以军代表身份接管了中国银行，并当上了中国银行第一任总经理。

本文由沈一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