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语文上册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蝴蝶的家》，它有何来历？

这篇文章，署名为燕志俊。这名作者是谁？

《蝴蝶的家》这篇文章，用词颇为新颖、新潮，看起来像是一位当代作家所写，但我们查阅一下资料，可以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燕志俊，生于1907年，已于1982年去世。

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蝴蝶的家》最早刊发于《小说月报》1925年11月10日，距今天已近一百年了。

一百年的时光，汉语的发展相当迅速，鲁迅的文章，今天之所以觉得有一些拗口，不能不说与白话文在鲁迅的那个时代，尚未充分发育有关。

而《蝴蝶的家》竟然能够达到如此的理通词顺的地步，真的是1925年就具有这样完备而完善、能够作为引领学生学习教材的白话文吗？

看看课本里收录的《蝴蝶的家》的用词，非常精准、现代与时尚，这像是一百年前民国时期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吗？

比如文中有这样的话：“它们的身体是那样轻盈，载不动一个水点；它们身上的彩粉是那样素洁，一点儿水都不能沾污上的；它们是那样的柔弱，比一片树叶还无力，怎么禁得起这猛烈的风雨呢？”

这段话中的“载不动”，用的可谓相当的巧夺天工，使人想到《戏说乾隆》的主题歌：“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

一百年前的作者也是这样写的？

我们翻出《蝴蝶的家》的原始版本，发现并非如此。

下面是《蝴蝶的家》的这段话的原始版本：“她的身体是那样轻盈，负不动一个水点，她身上翅上的彩粉是那样素洁，一点水都不能沾污上的，她的身是那样的比一个树叶还无力，怎禁得风的狂扑呢？”

可以看出，在原文中，“载不动”是“负不动”，有的句子，直接进行了重新的改写，添加了今天通用的词汇，连缀词经过了重新润饰，变动是相当大的。

在改写的过程中，自作聪明的教材改写者，还无中生有地生出别意，甚至把原文正确的意思给改成错讹的了。

比如，原文里有这样一句话：“（蝴蝶）不能像家雀似的，一下雨就飞到人们冒炊烟的灰屋里避雨，一定是这样的。”

作者的原意说得很明白，家雀在下雨的时候，是躲到农家“冒炊烟的灰屋里避雨的”。

但在教材改编者看来，家雀怎么会飞到农家的屋里呢？所以教材里改成了这样的话：“（蝴蝶）不像家雀似的，一下雨就飞到人们冒着炊烟的屋檐下避雨。一定是这样的。”

改写过后，说是家雀躲到了“屋檐下避雨”，整个都原文的意思给变了。

因此，《蝴蝶的家》这篇课本，是在近一百年前的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全面改写，有的句子已经面目全非，经过这样大刀阔斧的手术，才使得民国时期的文章，变得通俗易懂，适合今天的儿童阅读了。

那么，《蝴蝶的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巨大魅力，竟然如此耗费劲力，要把它改头换面地进行改写呢？

实际上，我们发现，《蝴蝶的家》能够入选部编版教材，是因为它至少在表层来看，符合“文质兼美”的选文要求。

“文质兼美”从理论上，自然是文章的一个放之五湖四海皆可成立的标准，但是，这里的核心关键词“美”，如何来界定，便生成无数的后续问题了。

这也导致目前的部编版教科书选择的课文，看起来都是“美文成堆”，但实际上，内容空洞，无所指向，学生们被汹涌而来的光鲜词语与皎美文笔给冲激得混淆南北、难辨东西，而这种形而上的浮表的“美”，却是以牺牲课文的精神内质为代价的。

我们可以用叶圣陶主编的开明版《国语课本》与部编版语文教材进行比较，具体的题材占比情况如下表：

从表中我们只可以看出，部编版在“自然风光”、“动物植物”两个题材上，选择的文章占比都要高出开明版，但在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三个学生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环节，选文题材的占比，却低得惊人。

叶圣陶当年编写教材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考量，那就是他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中提出的一个宗旨：“本书教材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从家庭、学校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部编版语文教材里，“家庭、学校、社会”题材的作品严重偏少，而大量看上去华词丽调的所谓美文，却倍受青睐，占据了教材的很大篇幅，但这些课文脱离现实、迹近玄幻、不知年月，美则美矣，但却无法引导学生正确地步入社会，认识社会，参与社会。

《蝴蝶的家》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教材编写原则下被拉入教材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燕志俊写作《蝴蝶的家》的时候，在十七岁左右，是一个少年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最典型的年纪。

燕志俊写作此类近乎于“鸳鸯蝴蝶派”的文章，是受当时《小说月报》里刊登的泰戈尔的译文有关。

那是在1924年，燕志俊在济南一中读书。在那样的年代里，他能够到省城读书，可以见到家境不错。

他的老家在山东泰安市，家里有几亩良田，从而有了资本，被家里人送到省城里上学。

可是上学期间，他患了重病，学校让他休学回家休养，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内心非常苦闷。百无聊赖之余，他把在济南买的一些文学书翻了出来，其中《小说月报》中的泰戈尔专号，引起了他心灵的共鸣。

燕志俊就模仿了泰戈尔的笔法，开始了他的最初习作创作。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在他将这些习作投递到《小说月报》之后，竟然刊发到杂志中。

如此一发不可收，后来燕志俊又创作了小说与散文。散文中，就有《蝴蝶的家》这样一篇小品文。

《蝴蝶的家》在燕志俊的创作中，可以说是初试啼声的效仿之作。

日后，燕志俊并没有在创作的道路上，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在当时的“城头变幻霸王旗”的年代里，燕志俊很快弃笔从戎，投身于民族的解放事业，写就了一曲文学青年励志报国的雄浑传奇。

1932年，燕志俊在家乡教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他参加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辗转在山东淄博、滕州、青岛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从1929年到1948年这二十年间，他几乎没有写过一部文艺作品。

建国之后，他曾任山东文联党组书记、山东文联副主席的职务， 这期间，他曾经创作过一些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诗歌与小说。这时候，他的作品多用他后来改称的另一个名字燕遇明。

如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中篇小说《苦女翻身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可以说，燕志俊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创作履历中，大部分作品，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激情与风姿，这是一个战士的作品，而他少年时期的习作，因为受到当时身体染恙的原因，比较消沉，多愁善感，从而凝结成《蝴蝶的家》中的见花落泪、对月伤怀的哀婉情结。

恰恰是作者的少年之愁留下的伤感之作，在多少年之后，却被发掘出来，经过改写之后，作为一个名篇，列入教材之中，不知道作者的心目中，是否以把他写出这样的少作被后人传诵感到欣慰与满足？

1982年，燕志俊弥留之际，给好友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创作的作品，列了一个表，唯独没有提到《蝴蝶的家》。

燕志俊晚年是把自己定位于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蝴蝶的家》是他的起步、模仿、练笔之作，与社会隔着一道楚河汉界，这是一个十七岁少年在身体不佳时最容易生成的愁思与伤怀，而他日后，用他的鲜活的生命，在齐鲁大地上，身体力行着一项与时代同行的更为伟大的作品，一起造就了一个喷薄而出的崭新的新中国。

这才是燕志俊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伟大的作品。而教材里却用一曲少年时赋愁的伤感文作为课文，不得不佩服教材编选者众里寻它千百度的功夫，但是是否找到了作者的真正的创作精髓，恐怕就得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