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几十年来，小说《红岩》及由其衍生的文艺作品都将“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称为“法西斯集中营”，误解了公众。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中美合作所”是为蒋介石训练特务人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拒绝悔过，坚决不写悔过书，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43年5月份的一天，国民党军统少将文强，河南缉私处处长刘艺舟一行来到位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城东北9公里处风穴山中的风穴寺，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也称“河南临汝训练班”）选址。

文强到风穴寺，向僧人提出临时征用寺庙。寺里的老和尚诉苦说，当地久旱成灾，蝗虫遮天，民不聊生，饿死很多人，寺里20多个和尚也即将断炊，希望得到救济。

文强说，单纯的救济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这么大的灾，恐怕地方救济力量有限，不能解决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到即将成立的训练班做勤杂工。如果和尚们愿意，可以暂时脱了袈裟，穿上军装服务，以后训练班停办，再出家做和尚。

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和尚们大喜过望，马上同意。

风穴寺

不久，河南临汝训练班在风穴寺开班。班主任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兼任，副主任由文强担任。教官由美国陆军少校杨尉、海军少校杨格等人担任。

当时来风穴寺的美国教官有40多人，这批美国人都是从战场上抽调来的。于是，历代所建的风穴寺佛堂僧舍成为美国教官和军统学员的教室或宿舍，里边摆满了卡宾枪、机关枪和炸弹。此后，风穴寺附近枪声、爆炸声不断。

河南临汝训练班每期开学时，受训官兵都要举行宣誓仪式。宣誓词事先由政训组长拟好，印发给每个官兵填写，签名盖章或按指模。事后宣誓词还要由各队值星官收齐，送政训组存查。

举行宣誓仪式时，全体受训官兵以大队为单位排成横队，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由政训组长带领，高举右手，一句一句齐诵誓词，誓词大意是：

余谨以至诚，遵守军纪，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奋勇杀敌，歼灭日寇，尽到卫国保家及配合盟军作战之责，切实完成反法西斯战争神圣光荣任务。倘有违误，甘受最严厉之惩处。

宣誓完毕解散时，官兵照例要集体高呼：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据文强生前回忆：

“作为武装游击部队的一切基本训练，全由中方拟定实施，美方不加过问。属于美方要讲授的课程，是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和技术上的问题……中方所施教的课程，大致分为军事课程和政治课程两门。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游击战术；政治课程，是把国民党军政工局印发的各种小册子作为教材。属于美方的所谓特种技术的施教又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受美方的特技训练，不如说是接受其较新式的轻武器装备。在第三班先讲授后演习的武器有：卡宾轻步枪，所有的冲锋枪、3号左轮枪、软性炸药(威力比TNT硬性炸药大5倍至8倍，可做成油条、烧饼、可粘贴于被炸物上，用导电爆破，威力可观)。美方对三枪一炸药，通过翻译讲授其性能和使用，几乎占去了1个月的时间。像开运动会似的实弹演习、爆破演习，占去了将近1个半月的时间。经过演习，一个个的成绩考查后，认为及格满意了，才点名发给武器；否则，即列入淘汰或再受训练。”

1944年3月，正当日军准备进攻郑州、洛阳，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中原战役前夕，戴笠自重庆来风穴寺视察。当时他除任军统代局长外，还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和货运局局长，地位显赫。

在风穴寺，戴笠亲自主持了训练班学员结业和新一期开学典礼。典礼过后，戴笠在风穴寺方丈室外的后大殿热热闹闹地搞了个盛大宴会，小小的风穴寺到处摆满餐桌，酒香四溢。

5月，河南临汝训练班迁至今天的陕西户县牛东村，也称为“陕西牛东训练班”。

河南临汝训练班，共办5期，先后调训别动军、豫鄂皖鲁冀晋各省的行动队及青年学生等共计3025人。

1947年解放军到达汝州一带时，脱了国民党军服的和尚们自感有特务嫌疑，纷纷逃跑，风穴寺僧散寺空，房舍被毁。

河南临汝训练班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亦称“中美合作所”）开办的系列训练班之一，这些训练班在对日作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奉命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后来，梅乐斯与军统戴笠取得了联系，并就建立中美合作所事宜进行了磋商。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共同拟定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条约，该条约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批准。

从1943年4月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中美合作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1个训练营地和8种专业性的训练班。中美合作所在重庆开办了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和气象情报训练班，在湖南东安开办了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浙江淳安港口开办了爆破训练班等。

此外，为在短期内为中国训练一支5至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各训练班基本都由戴笠兼班主任，每班设副主任，负实际责任。

各训练班主要从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等单位分批调训，使其成为特种作战人员和情报侦测等专业性人才。此外，还从失学失业的爱国知识青年中招收了一部分学员。

初时，河南临汝训练班从鲁苏豫招募了500名失学青年，训练完毕即作为游击干部的补充，派往各建制部队。

中原战役前夕，河南临汝训练班全体受训官兵，纷纷请战。文强请来受训的别动军第五纵队司令廖宗泽少将，会同美方负责人，具体拟出由第五纵队去实施的两项对日大爆破的计划。该方案上报后，中美合作所立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对第五纵队司令部正式下达了执行命令。

1944年1月21日夜，经周密侦察布置，先用武装部队封锁道路，再用软性炸药，炸毁郑州黄河铁桥桥身梁柱50余根，使平汉铁路中断达两个月之久，迟滞了日军的进发。为此，临汝训练班得到了嘉奖及实物和现金奖励。

抗日战争期间，中美合作所除派人赴敌后进行骚扰、破坏、暗杀外，最突出的成就是破译日本海、空军密码，给敌军以致命打击。1943年，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山本葬身海底；1945年1月7日，日本海军大将丰田副武率整编两舰队，在澎湖等地被摧毁。其他如炸毁钱塘江大桥、浦阳江铁桥等，都获得利于中美合作所的准确情报，且多为中美合作所训练的忠义救国军所为。

此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瓦解日军士气，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等。

1945年秋天，蒋介石在重庆参加了特种警察训练班毕业典礼，并检阅了美国化的新型特务的各种技术表演，非常满意，还再三向美国教官表示谢意。

中美合作所于1945年10月撤销，在其存在期间，共训练单位22个，训练作战部队49180人，各种干部1320人，毕业学员50500人。此间，美国向中美合作所提供了大量车辆、医药、武器、科学设备。这些特种作战部队经训练后改编为别动军8个纵队，忠义救国军3个纵队，以及湘鄂赣边区行动总队、铁道破坏队、水上破坏队、教导营若干等敌后抗日队伍。

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白箬乡书香世家的文强，是一个极富传奇的人物。文强系文天祥23代孙，文强之父文振之曾为蔡锷部属，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1925年夏，文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任班长。

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国共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革命信念还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

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

正当文强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邪道。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

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

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

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

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2001年10月22日，文强病逝，终年94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美方人员分批回国。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到1946年7、8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中美合作所”是为蒋介石训练特务人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美合作所”其实是在为抗日训练特种作战部队。

文强曾在回忆文章中说：

“顾名思义，当年由中美合作所举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外间传闻失误，以为是施行的一套神秘性特务训练，但实际上，却是完全针对与日本军队作殊死战斗的一种在其前方或后方的破坏、阻击、活捉舌头……等等有利于盟军登陆配合作战、打击瓦解敌军的训练。”

几十年来，小说《红岩》及由其衍生的文艺作品都将“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称为“法西斯集中营”，误导了公众。

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国民党监狱，1949年9月至11月底，国民党当局将这里关押的包括共产党、民革、民盟等在内的200多名政治犯屠杀。这也是小说《红岩》的历史背景。而“中美合作所”除了恰巧与这两个监狱处在同一位置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白公馆是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做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1943年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

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而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启动。

而且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完全撤走之后，因此，“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国民党监狱的罪恶活动完全无关。

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原编研室工作人员邓又平曾说：“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

参考资料：

殷晓章 葛立《中美合作所”特种训练班秘闻》

游慧冰《毛泽东表弟文强亦是亦非的人生路》《红广角》2012-06-15

文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