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菁, 周远德

陈铁（1898—1982），国民党陆军中将，遵义市播州区西坪人，字志坚，名永祯，以号行。民国十年（1921）入唐生智部任连文书。民国十二年（1923）辗转到广东，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分到教导团任排长，后升连长。民国十五年（1926）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九团二营营长，后参加东征北伐，因作战有功，升任团长。后调南京任中央军校军官教导团一营副营长。民国十七年（1928），赴北平陆军大学深造，继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三师旅长，后升副师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接任八十五师师长。八十五师是一支以贵州人为主的部队，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战役。民国二十七年（1938），升为十四军军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之后，历任国民政府第五集团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六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军长及东北“剿共”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陈铁和卫立煌是好朋友，他们俩在抗战中结下了深厚友谊。由于陈铁治军严谨，纪律严明，带领的八十五师曾被称为“铁军”，深得卫立煌喜爱。在抗战中陈铁升任十四军军长，率部在晋东南闻喜、阳城、垣曲、晋城等地抗日。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介绍下，其间与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均有来往，护送他们出入国民党军队控制区。而卫立煌也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等结下深厚友谊。由于两人与中共领导人的密切接触被人告密，引起蒋介石对他们的疑虑。1944年，卫立煌被撤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职务，同时陈铁被撤销十四军军长职务。十四军副官处主任陈英联系了三辆汽车，先将陈铁的家属送回遵义，陈铁随后以奔父丧为由也返回遵义家中。不久，十四军在重庆被瓦解而不复存在。

一、重新起用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电召陈铁到重庆见面，要陈铁去云南出任孙渡的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一职，何应钦说：“任命你去孙渡集团，是委员长对你的信任，滇黔两省是大同乡，你去会相处得好的。孙总司令的部队已调到上海，他三天前尚在重庆，对你去，他是欢迎的。”第一集团军是1938年由滇军六十军为骨干扩编的，各级将领都是滇系人马，而陈铁是黄埔毕业的，让陈铁出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意在削弱孙渡的指挥权，陈铁厌烦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故推辞不就。后来在何应钦的一再催促下，陈铁才于1946年夏随孙渡集团军到了锦州，1947年蒋介石把第一集团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分化到两个兵团。部队改编后，陈铁又回到老家遵义。

由于蒋介石对滇军的分割，孙渡成了光杆司令。当时两个军到东北名义上是接收土地，但实际上，蒋介石集团对滇军并不信任，刚在葫芦岛登陆就被直接拉到了前线。六十军一八四师被安置在鞍山到营口漫长的铁路线上。师长潘朔端知道这是蒋介石集团为了消灭异己，把他们当炮灰。在海城战斗中潘朔端率全师官兵起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对蒋介石集团失望透顶，1949年10月也在长春率部起义。一八四师起义影响巨大，给急于向解放军辽东军区进攻的蒋氏集团当头一棒，为后面整个东北战场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为了挽救危局，1948年1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鉴于陈铁曾带领滇军到过东北，对东北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卫立煌向蒋介石推荐陈铁任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陈铁不想参与内战，因此婉言推辞，迟迟不行。蒋介石再三催促，陈铁始于1948年春末前往南京，亲自向蒋介石表示婉辞，但蒋介石不批准。迫不得已，陈铁于同年4月飞往沈阳接受任命。陈铁在到沈阳之前，先飞到北平，在卫立煌家中住了十多天。陈铁与卫立煌虽是好友，但离别已有几年，陈铁不了解卫立煌的政治态度，所以，在卫立煌家中陈铁避而不谈同中共的往事。9月，辽沈战役爆发，陈铁被派往葫芦岛任前线指挥所主任。

蒋介石与卫立煌、陈铁意见相左，听不进两位将领和其他将领的建议，便把两位指挥官抛开，直接向各军、师下达战斗命令，致使各参战部队全部覆没，丢掉了整个东北。蒋介石不思反省，把战败的责任全部怪罪到卫立煌身上，将卫立煌拘禁。而蒋介石一直怀疑卫、陈二人与共产党有瓜葛，对他们完全不信任，为防范陈铁，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辽西边区司令。杜聿明处处针对陈铁，陈铁与杜聿明大吵一架之后，随即自动解散指挥所离开了葫芦岛。

二、再次起用筹建“编练新军”

1948年11月，陈铁到南京听命，并向顾祝同汇报撤销葫芦岛指挥所的缘由。顾祝同说：“东北丢了，淮海大败，天津相继紧张，总统欲起用滇黔籍将领，征募乡勇成军，你等候几天吧。”于是，陈铁回到遵义。

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惨败，蒋介石感到大势已去，企图把西南地区作最后的根据地，进行垂死挣扎。便想模仿曾国藩大练民团，在川、滇、黔三省成立“编练新军”司令部。顾祝同认为“编练新军”陈铁是人才，向蒋保荐陈为“编练新军”司令，在黔北遵义编练新兵。1949年1月，陈铁受国防部之命在遵义成立第八编练部，拟编下辖4个军、1个军士教导总队，但兵源自筹，不给装备，不发粮饷。先编组军士教导总队，作为部队的基本骨干力量。军士总队下辖3个团，其中团、营、连编制都比步兵要多，以备日后为扩编为3个师作准备。根据陈铁提名，由陈德明任军士总队队长，陈永祥任副总队长，李益昌、李念荪、熊先煜分别为一、二、三团团长。几十年间国民党抓兵派款，民不聊生，国民党政权都摇摇欲坠，到哪里去募兵。到3月份，才招募6000余人。

谷正伦是蒋介石的亲信。由于陈铁与卫立煌的关系，在贵州他又不属于谷正伦派系，所以谷正伦不希望陈铁在贵州有一支部队，对成立第八编练部他一直阻扰。4月中旬，当陈铁还在湄潭、仁怀、遵义、正安招募士兵时，国防部电令撤销第八编练部，并电召陈铁到南京办理相关事宜并拟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陈铁接到电文后，他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立即给予回复。陈铁召集了军士教导总队队长陈德明，以及军士总队下属三位团长李益昌、李念荪、熊先煜一起商量。陈德明说国军败局已定，蒋介石表面上是对您升职，实际上却是剥夺您的兵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您可以直接拒绝。其他几位心腹将领也都认同陈德明的看法。陈铁想有一支部队以便日后起义，他决定去为军士总队争取出路。4月下旬，陈铁去南京办理编练部结束事宜。国民政府要他去接任国防部次长之职，此时的陈铁已经对国民政府心灰意冷，他直接拒绝了任命。国防部派人与陈铁再三沟通，陈铁对一些条件作了妥协。贵州即将成立绥靖公署，陈铁同意出任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要求保留已募的军士总队。于是国防部明确：军士总队归国防部直辖，交由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指挥，由贵州绥靖公署补给。1949年6月贵州绥靖公署成立，由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兼任绥靖公署主任，何绍周、陈铁等为副主任。

5月上旬，陈铁从南京返回途中，碰到原陆军大学同学陈又新，经陈又新引见，陈铁在上海会见了中共地下党员闵刚侯，陈铁向闵刚侯表达了自己起义的意愿，介绍了贵州倾向进步的朋友、遵义进步组织相关活动情况，两人也一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共同商议回到贵州后如何进行兵运活动事宜，陈铁向闵刚侯表示愿意回贵州策动各方面进步人士为解放贵州、解放西南出力。其后陈铁从上海飞抵重庆，回到遵义。回到贵州遵义后，陈德明和军士总队3位团长去看他，陈铁告诉他们：“编练总队虽然结束了，但军士总队留了下来，我们要牢牢控制好这支部队。”他接着说：“这次去南京为大家找了一条出路。通过陈又新介绍，我已和共产党联系好了，只等解放军一到贵州，我们就着手起义。”陈德明说：“目前的问题是军士总队能够存在多长时间？谷正伦一向歧视我们，军士总队恐怕很难维持到解放军进入贵州的时候。”陈铁听了，赶忙说：“我们要有信心。我已向共产党方面建议，请他们派两个人来贵州指导我们应付当前的局势，并便于日后与解放军联系。我们要尽力维持部队。对起义的准备工作要做充分，并要严格保密。”后由于形势的变化，派人来贵州指导工作的事情未能实现。

贵州绥靖公署成立后，陈铁虽勉强任了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仍住在遵义。谷正伦要遵义专员卢杰监视陈铁的一切活动。8月中旬，谷正伦又通过活动，国防部命令将军士总队拨交给特务武装———交警总队管辖，由佘万选负责编成2个大队。8月下旬，佘万选要求部队开拔到桐梓接受改编，受到官兵们的抵制，部队故意留在遵义，不向桐梓开拔。

9月初，蒋介石在重庆召见陈铁，问他：“你第八编练部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我都不知道。你手上现在还有什么部队？”陈铁说：“只有一个军士总队，但已准备拨交给交警总队。”蒋介石说：“不要拨了，贵州军队本来就少。能不能扩编为一个军？”陈铁回答：“现在不好招募，编一个军不得行。”蒋介石说：“那就先编一个独立师好了。”陈铁从重庆回到遵义没几天，国防部即电令将军士总队改编为二七五师，而不是蒋介石答应的独立师，归四十九军所辖。

在重庆时，蒋介石要陈铁作好去台湾的准备，陈铁以身体不好和老母无人照顾为由予以拒绝。贵州临解放时，谷正伦逼陈铁和他一起去台湾，最后竟然一天三次电话催促。陈铁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借口说：“我马上把母亲和幼子送回西坪老家，随后就来贵阳与你们会合。”故意拖了几天，谷正伦等不及丢下陈铁去了台湾。

三、陈铁及二七五师起义

陈铁起义，除了他觉得国民党政权腐朽不得民心外，还有他通过和中共高层人物的接触，觉得中国的希望还是在一心为民的中共身上，所以他主动与中共接触，为起义作充分的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并取得节节胜利。在解放军五兵团进入贵州时，陈铁对部下说：“等陈又新来了看他怎样进行，反正绍康（陈德明）那里我们已经约定到时按计划起义，这次总算能如愿了。”陈铁当时本身无一兵一卒，他能掌握的只有他族弟陈德明率领的二七五师。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至黔东南镇远一带；国民党四十九军命令二七五师开赴贵阳，并在黄平集结待命。部队到达黄平当晚，刚领到装备，又接军部指令向开阳方向开拔待命。师长陈德明率部队到达开阳的翁抬时，即命陈英只身返回西坪向陈铁汇报部队动向，并请示陈铁是否按原计划起义。陈英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光昭帮助下渡过乌江楠木渡，到达西坪陈铁家时，见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晏东荟、肖义德、陈福桐及陈铁妹夫姚世达也在那里。陈铁接信后，毫不犹豫地马上写了一封回信，要二七五师“一切按原计划办”并速即回来保护遵义。11月23日，第二七五师开到金沙安底，进步青年晏东藩和陈英返回二七五师，由师长陈德明代陈铁向全师官兵宣布通电起义。起义后，第二七五师开往遵义龙坪整训，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归遵义军分区指挥，陈德明任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此后，二七五师参加了剿匪建政等工作，为遵义的解放和政权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进步人士陈福桐的斡旋下，陈铁与原中共遵义地下党负责人———第二野战军联络员杨天源取得联系。在陈福桐和杨天源安排下，在遵义地委班子进入遵义的当天，陈铁及吴剑平、王家烈、何知重、杜叔机、谭兴阁、侯之玺、周沆等将军和上层人物与中共遵义地委书记、遵义军分区政委、遵义军管会主任陈璞如见面会谈，陈璞如向他们介绍了党的政策，为陈铁等将领起义解除了后顾之忧。解放军五兵团指挥机关到达贵阳时，陈又新随五兵团前往贵阳，没几天就带着中共中央和中共贵州省委的指示及董必武同志的亲笔信来到遵义，约见了陈铁等人。随后，陈铁和陈又新同赴贵阳会见了苏振华等领导，苏振华给予他们极大的鼓励，勉励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接着陈铁、吴剑平、王家烈在贵阳联名通电起义。事后陈铁又回到西坪。

当时乡下比较混乱，国民党军队四十九军二七五师起义部队中有的官兵仍坚持反共立场，企图叛变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其中，原二七五师副师长、陈铁将军的弟弟陈永祥打着陈铁的旗号，联络匪首毛廷燕、蔡森等人，主谋策划伺机叛乱。他勾结匪首李康庄，在龙坪乡石家寨联合组织反共救国军，纠集了1000余匪众，600余条枪，准备进驻陈铁将军老家，把陈铁将军控制在家里。陈铁将军听说后，派人到尚嵇镇毛栗山阻止他们的行为，骂陈永祥、陈永富两兄弟是“糟头血痒”（意思是“找死”）。鉴于这种情况，遵义军分区司令员李程、副司令员陈德明（原国民党二七五师师长，起义后在分区任职）前去做陈铁将军的动员工作，准备接他到遵义城居住，在路上遭到土匪袭击。陈德明副司令员指挥警卫部队开炮还击，才将陈永祥的伏兵打退。陈铁听到枪声跑到外面的土坎上观察，一不小心，竟从高坎上跌下伤了腿骨，未能与李程司令员同去遵义。几天后，遵义军分区政委陈璞如又亲自来接他，因腿伤未愈，又未能同行。为了安抚陈铁，一星期后，地委又派统战部俞百巍、晏东荟专程探望和迎接陈铁，陈铁全家陆续迁到了遵义城水井湾居住。

四、建国后的陈铁

新中国成立后，陈铁先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农林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第一、二、三、五届人大代表、副省长、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省林业厅厅长。

陈铁于1950年4月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6月，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特邀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及周恩来接见了他。毛泽东主席说：“陈铁将军，我们是老朋友了！”抗战初期，朱总司令与陈铁交往很深，因此见面后十分亲热。朱总司令紧紧握住陈铁的手，说：“三八年到三九年，卫立煌和你与我们合作得很好，你们提供武器和给养很大地支援了我们八路军。”刘少奇也回忆起此期间与陈铁有过重要交往的经历，仍记忆犹新。周总理接见陈铁时，陈铁恭敬地叫了声“总理”，总理动情地说：“我是你老师呢！为什么不叫我老师。”原来陈铁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时，周总理当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对于贵州山区去的这位勤奋而努力的学生，他记忆深刻。

1949年2月，卫立煌从蒋介石的软禁中逃出，秘密居住香港。此后，曾与陈铁多次通信，陈铁谈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建设情况，希望他能回到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1955年3月，卫立煌从香港返回祖国大陆，回到人民的怀抱。卫立煌到北京后，中央曾派陈铁与卫立煌交谈，以便适合地安排卫立煌的工作。为此，陈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陈铁不顾年老体弱，积极与海内外国民党人士联系，希望他们回国看看，参与祖国建设。

1980年1月，82岁高龄的陈铁再次当选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82年2月19日去世，终年84岁。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惠世如在陈铁追悼会上对他一生进行了总结：“陈铁同志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参加北伐和抗日战争，反对外来侵略，坚持民族独立。抗战期间，曾与我党领导人有过接触，受到我党统一战线的感召，向往进步，并做了有益于革命的工作。解放30多年，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