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 申翔
一、“背二哥”走上从军路
王家烈（字绍武），1893年5月27日（农历）出生于桐梓县新站区小水一个普通人家。王家烈的父亲名王大璋，是前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养家糊口。但王大璋早逝，留下王家烈母亲和三男三女六个子女，家里主要靠王家烈哥哥王绍尧支撑，其母也帮人做点零工养家。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困苦。王家烈乳名王海，排行老二，因而后来族人中晚辈均尊称其为海二爷、海二公。王家烈少年时面方口大，据说能将拳头伸入口中，因而有绰号“王岔口”。
1908年，王家烈和同年出生的表弟何知重一道先后进入桐梓县城的明德私立学堂和向家义学读书，并在这里结识了周西成、毛光翔等一批后来在贵州名噪一时的人物，也正是这一批乡党、同学日后成为统治贵州近十年的桐梓军政集团的基础。
向家义学由于经办人筹资困难无奈停办，失学后的王家烈凭着自己高大有力的身板加入到“背老二”的行列，以背盐巴挣钱帮助兄长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綦江为川盐入黔四大盐岸之一，盐船在綦江溯流而上，运自桐梓松坎离岸，再由背夫背运到桐梓、遵义，然后转运各地。
背盐之苦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然而王家烈总是天不亮从家里带点包谷饭团起身急走60余里于中午到达松坎，领取盐巴后立即上路，别人背100斤，他要背150斤，沿古盐道经三元坝过蒙渡到新站休息，第二天天不亮再次起身经石牛栏过蒙山、楚米铺经元田坝，至桐梓县城已是深夜，将盐巴交号后才领得几个辛苦的血汗钱，然后连夜回家稍事休息，又开始新一轮近300里山路的循环往复。这段日子虽然艰辛，但练就了王家烈健壮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性格。
两件小事让王家烈倍感凭吃苦下劳力无法摆脱贫穷的困境，于是决定离开家乡去寻找另一条路。
一是1911年，18岁的王家烈娶亲时连一件新衣也置办不起，只好向邻家借衣迎亲，而邻家偏偏在其结婚当天当众索还，使王家烈不堪其辱。再就是王家烈一次到乡场上赶场，由于街道狭窄，人多拥挤，脚上的草鞋不慎将一财主摆在街旁的一担油箩带翻，油流淌一地，财主逼其赔油，王家烈哪里赔得起，于是被财主吊在楼梁上痛打示众。后幸得一何姓富户出于同情，出钱帮其偿还油钱，王家烈带着遍体鳞伤和屈辱，就此离开家乡出走遵义。
王家烈在遵义几经辗转，最后落脚马坎一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讲定每天有饭，一年一套新衣。这种百无聊赖的日子仅过了一段，王家烈遂于1914年8月在遵义入伍走上了吃粮当兵之路。
二、在乱世中成长
王家烈参军后，随军参加护国战争，后于1916年进入贵州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入湘参加了护法战争。1918年6月，王家烈进入黄道彬、周西成营任见习排长、排长。1919年底至1920年初，黄道彬调任黔军司令部任中校副官（一说为参谋），周西成晋升为黔军第一混成旅第十团二营营长，率部驻军铜仁，以毛光翔为副营长，刘楷升、江国璠、王家烈为连长，稍后在何应钦处任连长的犹国才连人带枪投入周西成营。至此，以周西成为核心，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等桐梓系军事骨干逐渐聚拢。
驻军铜仁期间，王家烈娶铜仁大户万氏之女万淑棻为妻。万淑棻从小习文练武，自此成为王家烈东征西讨的得力助手，帮助王家烈出谋划策，但同时也为王家烈执政后桐梓系分裂埋下伏笔。
1922年春，贵州军队由于北洋政府支持的袁祖铭攻黔而分裂，拥袁派纷纷拥戴袁祖铭归黔，而反袁派则瓦解四散。周西成在混乱中升任团长，由于不被袁祖铭容纳，周西成率部入川加入讨贼军阵营，在川军石青阳部任第二混成旅旅长，而王家烈在该旅任团长。自此，王家烈随周西成及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而扶摇直上。
随着势力的日益壮大，为防止自己若身遭不测后这个团体不致群龙无首而崩溃，周西成在涪陵召开的军官会议上明确：若自己身遇不测变故，团体以群（毛光翔字群麟）、绍（王家烈字绍武）、佩（江国璠字佩玙）、用（犹国才字用侬）的顺序接掌指挥权。从此，王家烈在桐梓系军事集团中成为排名仅次于周西成、毛光翔之后的第三号骨干。王家烈于1923年任旅长。
1923年底，由于讨贼军阵营内部分化（四川讨贼军前敌总指挥赖星辉在内江通电服从吴佩孚），四川讨贼之战失败不可避免。周西成未雨绸缪，令毛光翔为指挥官率部移驻川南及黔北赤水一带，王家烈部则进驻叙永县休整训练，养精蓄锐。
1926年4月，羽翼已丰的周西成启程前往贵阳就任省长职并响应北伐。9月，周西成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毛光翔为副军长兼师长，王家烈就任该军第二师师长，并协助周西成管理军政。
1928年10月，北伐中被蒋介石肢解的黔军袁祖铭残部四十三军在李燊率领下由湖北回黔夺权。王家烈奉周西成令率部与四十三军接触，经激战王家烈失利，后转移松桃、铜仁。李燊挥军围攻铜仁，王家烈在铜仁百姓和妻子万淑棻族人的支持下顽强守城12天，周西成亲率主力驰援铜仁解围，大败李燊于茶店场、石梯子等地，李燊部队几乎瓦解。
1929年春末，蒋桂战争爆发。同时为压服“联桂”的周西成，蒋介石以龙云为第十路讨逆总指挥、李燊为第十路前敌总指挥出兵贵州，滇黔之战同时展开。此役中周西成中弹溺水身亡，滇李联军攻入贵阳。
三、倚蒋逼宫执掌贵州
桐梓系军政骨干在周西成战死后从各地会聚遵义，共推毛光翔代理二十五军军长，毛光翔口头举荐王家烈代理副军长，收拢部队重整旗鼓，带兵反攻贵阳，赶走在贵阳待了18天的李燊，并夺回省政权。
周西成战死后，毛光翔登上省长、军长大位。当政后的毛光翔由于难有周西成在世时的威望和能力，加之其疑心较重，对其难以驾驭的王家烈渐生排斥之心，想扶植对其恭顺的犹国才进而削弱王家烈。
1930年夏，王家烈奉蒋介石令入湘会剿红军，毛光翔来电阻王家烈去湘，但王家烈置之不理，于7月进驻洪江，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
在洪江，王家烈护送商帮坐地收税，加上蒋介石每月接济经费三万元，湖南何健每月支持二万元，从此收入逐渐丰裕。毛光翔欲派人到洪江设立金库，被王家烈拒绝，毛、王矛盾进一步加深。在此期间蒋介石多次以“剿共”之名给王家烈大量军火支持，并绕过毛光翔提名王家烈为二十五军代表出席国民党四大。毛光翔由此对王家烈更加嫉恨。
1932年元月，毛光翔遂借口召开整编会议发电要求王家烈率兵一连到省开会，企图以此将王家烈软禁在贵阳，并以犹国才接替王家烈。
王家烈接电后，知道是毛光翔的圈套，决定返黔相机行事。王家烈带重兵由洪江向贵阳进发，并在途中得到军政部升任其为二十五军军长的电令。
毛光翔见王家烈来势甚大，内部战与和的意见也难以弥合，此时犹国才在王家烈被任命为军长的同时已被任命为二十五军副军长，态度变得模棱两可。毛光翔无奈之下决定让出省主席位置予王家烈。
在兵临城下的困境下，毛光翔派犹国才等桐梓系要员为代表到龙里县迎接王家烈，王家烈到贵阳时毛光翔又亲自出迎，一道相挽进城。次日，毛光翔召集省府委员开会，宣布自己因身体不好，急需休养，省主席职务推王家烈委员代理。一周后，南京政府宣布王家烈为贵州省政府主席，至此桐梓系权柄转到王家烈手上，毛光翔则保留有名无实的第六路总指挥空衔。
王家烈从毛光翔手中取得贵州军政大权后，面临着更多的矛盾和危机。王家烈当政后倦于繁琐的政务，沉溺于酒色之中，昏庸度日，任其妻万淑棻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安插亲属亲信出任要职，而最终导致毛光翔等人联合桐梓系人马一致倒王，致桐梓系陷于四分五裂之中，最终被蒋介石势力取代，王家烈也就成了末代贵州王。
王家烈上台后不仅不给毛光翔应有的礼遇，反而处处制约限制，让毛光翔既受冷遇又如鲠在喉，最终潜往遵义策划反王。
而最终让王家烈四面楚歌被桐梓系千夫所指的由头则是其妻万淑棻的一系列作为了。
万淑棻出身于铜仁大户人家，祖上为前清官员，万氏从小饱读诗书，工于心计。与王家烈结婚后总是坐轿随行于军中，并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王家烈的行文布告几乎均出自其手。万淑棻可谓文能行文赞划，武能行军打仗，于军中往往是头发高束，戴上帽子，一袭西装，在皮鞋塞进棉花掩饰一双小脚，与王家烈共同进退，给王家烈不小帮助。万淑棻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曾代表王家烈到南京拜访蒋介石以争取支持；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通关税”；到广东拜会陈济棠签订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加之王家烈疏于政事，很多事务往往由夫人代劳，万淑棻趁机插手人事，安排自己族人担任要职。如其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其兄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总金库主任（毛光翔出走遵义就因其要收回指挥部用于跑运输以解决人员薪酬的卡车而引起）、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等进入军中任职，加之王家烈手下旅长蒋德铭、军械处处长黄其成等铜仁人士在万淑棻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其为中心的掌权集团，自然引起桐梓系骨干的不满。
对于万淑棻的一系列做法，王家烈听之任之不闻不问。桐梓系和铜仁派之间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一些人依靠裙带关系爬上高位后，或大肆搜刮，或网络亲信拉帮结党，各种官场丑态萌生，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王家烈主政后如此作为，各割据将领拥兵自重，为了养活大量军队，致赋税多如牛毛，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四起。为此，当时流传的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
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棻。
要反王，桐梓系一干人知道舆论的作用，鉴于以上种种因由，贵阳等地“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而“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指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桐梓系骨干分子不满和怨恨进一步加深，各种反王势力会聚，最终爆发内争。
备受王家烈冷遇的毛光翔退避遵义后，对王家烈、万淑棻的所作所为深为怨恨，与驻军黔西的犹国才和黔北的蒋在珍密谋倒王。拟由桐梓人赵文麟出面邀请王家烈前往桐梓参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而将王控制，但王家烈恐生意外不愿涉险北上桐梓，因而托词予以拒绝。毛光翔、蒋在珍遂以王家烈“背叛长官，破坏团体，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企图“建立二十五军新系统”等罪名联合桐梓系骨干通电讨王，并宣布要“讨逆到底”。对此早有准备的王家烈也历数蒋在珍“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等罪名，下令“戡乱”。至此历时两年多的桐梓系内部王、蒋、犹、车之战拉开大幕，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而王家烈同样主政贵州3年，在施政上与周西成不能同日而语，与毛光翔也难以比肩。加之历年战乱，贵州兴盛的局面从此不再。
四、黔军分崩瓦解军政归于一统
王家烈重新夺回贵州军政大权后，桐梓系集团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内部矛盾重重，其统治地位更加脆弱。而南京的蒋介石也加快了经略西南一统河山的步伐，对各地割据势力，当然是企图一举荡平，实现一统山河的宏愿。随着自己羽冀的日渐丰满，已成为中国大地上实力最强的老大，又打着中央政府的牌子，众多诸侯不得不听令于旗下。但也只是形式上统一，要达军政统一还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北方暂不说，在南方尤其是湖南的何键、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实力强，影响大，四川、云南条件均不成熟，而贵州就成了首当其冲的突破口，突破点当然就是政治上、军事上已十分脆弱的“贵州王”王家烈。
还在毛光翔时期，蒋介石扶持王家烈为反毛势力，王家烈顺利夺权后，其所作所为并不能令蒋介石满意。为了自己的生存，王家烈还保持着与桂系的密切联系，因为广西毕竟是贵州鸦片出口的通道，而烟税又是贫穷的贵州赖以维持的基础，王家烈深知“联桂”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还是与桂、粤两省签订了《三省互助条约》。
王家烈这样做，蒋介石自然不满，又开始在王家烈部属中培植反王势力。1932年，蒋介石在牯岭接见经王家烈“一再提拔，依偎甚深”的何知重，对其大加慰勉，除赏给现洋五万外，并让其到北平去见何应钦，因而何知重也由此而认为找到了更大的靠山，和当年的王家烈一样，心理上早已倒向中央，成为蒋介石埋在王家烈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同时在桐梓系内战开始，王家烈败退在榕江，胜负还未见分晓时，南京也电令犹国才接任二十五军军长，这对王家烈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后来虽经王家烈整部重新夺回省政权，再获南京方面任命，王家烈也深知自己不过是一颗蒋介石及南京政府随时可以放弃的棋子而已。战后王家烈虚弱的统治只是维持时间长短的问题，南京政府在贵州建立直接统治的工作业已就绪，剩下的只是时机的选择了。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电令王家烈择要堵截。王家烈一来怕蒋介石借机夺取贵州吃掉自己，二来也希望堵截红军迫使其早日离开贵州，不要侵占自己的地盘。于是王家烈于1934年11月上旬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侯之担部防守乌江以北，并将万式炯团交侯统一指挥，负责湄潭一线乌江布防，以犹国才部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十五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12月中旬，红军由余庆向北准备渡江，王家烈觉察红军不像要占领贵州，为了自保，王家烈与犹国才率军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而乌江北岸是侯之担的驻地和防区，侯不得不防，但所部在红军的进攻下一触即溃，遵义被红军占领。侯之担于遵义破城前出逃重庆，被蒋介石扣押。
红军刚占领遵义，尾随红军的薛岳部随即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贵阳也要受到盘查，让王家烈有如丧家之犬的感觉。
红军离开遵义后，蒋介石派李仲公到贵阳面见王家烈说：“蒋先生希望你对军、政两职专搞一样，你愿主军还是主政？”无奈之下的王家烈选择了专搞军事，认为政治非其所长，蒋介石随即着令免去王家烈省长职，由吴忠信接任。
但蒋介石并不甘于王家烈仅交出政权，任命其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带兵追剿红军，失去省长之职的王家烈在贵阳难以立足，只好与何知重、柏辉章两师在红军撤出遵义之后进驻遵义得以暂时安身。哪知红军转战黔北二渡赤水再度回师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出遵义，在遵义南郊与薛岳部、吴奇伟部会合，两部合兵后于2月28日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此时的王家烈心灰意冷，对赶到黔西的滇军将领孙渡说：中央军对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还不如。
这时的蒋介石以督师名义飞至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二十五军尚有一定力量，杀王家烈怕适得其反，对陈诚说：“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左右。”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失去省长位置的王家烈，手上已无钱，连军饷都发不出，军心动摇；同时蒋介石再次用重金收买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煽动官兵闹饷。何、柏都是王家烈长期倚重的战将，王平时对他俩也关爱有加，但这时审时度势，自然倒向了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中，走投无路的王家烈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即召他到贵阳，王家烈直截了当对蒋说：“我要求免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见除王的目的已达到，贵州省政已归于中央，军队也可着即改编为中央军，于是一句：“辜负你了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第二天，蒋介石发给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头衔，并送其三万元旅费。王家烈于1935年5月3日带着爱妾梁氏搭乘张学良的飞机飞往汉口。
至此，桐梓系对贵州的统治在王家烈任上结束，贵州在西南地区成为第一个被蒋介石消化的割据政权。黔军各部改编为5个师，后来全部走上抗日战场。
王家烈于1935年11月进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1938年出任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重庆任军委会高参，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1946年王家烈索性退役回遵义闲居，从此结束了其军事生涯。
1947年，王家烈被桐梓县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在重庆曾接受民革负责人杨杰策动，准备回黔策动反蒋，回黔后恐遭特务暗害而未敢举事。
1949年6月，西南绥靖公署在贵阳成立，王家烈被谷正伦委为副主任。贵州临解放时王家烈避开谷正伦、刘伯龙（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回到桐梓新站小水老家。1949年后，有人约王家烈招兵买马另立山头抵抗解放，遭到王家烈断然拒绝，王家烈对其说：“我过去错了，蒋介石不要我，毛泽东要我。我再不敢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共产党对我任砍任杀都听便。”
五、相逢一笑泯恩仇
贵州解放后，王家烈受邀于1950年初赴贵阳参加政协会议。时任省委书记苏振华和省长杨勇对王家烈选择留在大陆与蒋介石决裂的举动表示高度赞赏，并希望他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为贵州发展出力。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王家烈也没有辜负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于解放初期在协助政府征粮、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等诸多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在土地改革时主动将自己在贵阳的私宅“虎峰别墅”卖掉捐献给政府。
1954年，在一次活动中，王家烈与时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钟赤兵相遇，王家烈主动上前打招呼并问钟赤兵的腿是怎么回事。钟赤兵诙谐地说：“拜你所赐，我的腿被你的兵在娄山关借走了！”王家烈一听，面露愧色说道：“罪过，罪过，请将军发落鄙人。”钟赤兵则笑道：“王老先生，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我们还将一起共事，共商治黔大事呢！”这对当年战场上敌对双方的将领一番话，让人动容。
1955年，王家烈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他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毛泽东风趣地说：“红军过了贵州，家烈你也交了兵权。”1960年周恩来出访东南亚回国后来到贵阳，再次对王家烈过去反对蒋介石集团作了高度赞扬。
解放后的王家烈虽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特殊礼遇，定位行政八级，在贵州是较高的经济待遇。但作为“背二哥”出身的他，却一直保持节俭的本色，待人以宽容的态度。王家烈家中总是非常简单的饭菜，饭粒掉桌子上也会捡起来吃掉；而对过去的部下，在其生活困难也时常予以接济；对于与自己争夺军政大权的毛光翔后人，也时常探望，问寒问暖；对曾逼自己下台的何知重，也不计前嫌予以关照。
工作之余，王家烈还遵照周恩来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要求，亲自撰写了大量的文史材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经历了两个不同时代最终走上正确道路的王家烈，先后当选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以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王家烈在贵阳病逝，享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