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毛主席问上将为何没李克农，赖传珠坦言有人反对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授予军衔。赖传珠作为主要负责人，殚精竭虑地准备着这项重要工作。当他将名单呈交给毛主席时，毛主席仔细审阅了元帅、大将的名单，但在看到上将名单时却皱起了眉头。＂李克农怎么不在里面？＂毛主席问道。面对这个问题，赖传珠坦言有人反对。毛主席闻言更加不悦：＂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这番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李克农又做出了哪些鲜为人知的重大贡献？为什么会有人反对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龙潭三杰的传奇崛起

1929年秋天，上海法租界一处不起眼的咖啡馆内，三个年轻人正在低声交谈。他们是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看似平常的会面，却开启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传奇的地下情报活动之一。

李克农原本在《民国日报》担任编辑，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同为记者的胡底。胡底则与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任职的钱壮飞相识已久。三人因缘际会相遇，却都对彼此一见如故。

当时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正在扩充人手。钱壮飞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李克农和胡底透露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经过周密准备，三人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由已在调查科任职的钱壮飞作为内应，协助李克农和胡底打入调查科内部。

1929年12月，机会来临。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正在为扩充特务队伍发愁。钱壮飞向徐恩曾推荐了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钱壮飞的巧妙运作下，李克农和胡底顺利通过考核，分别被安排在调查科的重要岗位上。

三人进入调查科后，各自发挥所长。李克农凭借出色的文字功底，很快得到徐恩曾的赏识，被委以重任。胡底则利用记者的身份，在对外联络中搜集情报。钱壮飞作为机要秘书，能够接触到大量机密文件。

为了确保联络安全，三人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情报传递系统。他们约定在上海、南京、天津三地设立秘密联络点，利用报社和新闻通讯社的便利条件传递情报。每个联络点都有专门的接头人，采用多重暗号和接头方式，确保情报万无一失。

最令人称奇的是他们获取密码本的手段。1930年春天，徐恩曾到上海出差。一天晚上，他带着机要文件准备去会所寻欢作乐。钱壮飞见状，立即提醒徐恩曾携带机密文件不妥。徐恩曾将装有密码本的公文包交给了钱壮飞保管。就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钱壮飞和早已准备好的同志迅速复制了密码本的全部内容。

这本密码本后来在多次重大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破译密码，三人及时获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多次行动计划，使党组织得以采取相应对策。他们不仅掌握了调查科的行动部署，还成功预警了多次大规模搜捕行动。

随着工作的深入，三人在调查科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李克农被调往南京总部，胡底负责天津方面的工作，钱壮飞则继续留在上海。三地呈犄角之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不久后在一次重大危机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挽救党中央的关键情报

1931年4月25日深夜，南京国民党调查科的密电忽至，连续六封绝密电报被送到徐恩曾的办公室。这些电报都标注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表明事态非同寻常。当时正在值班的钱壮飞立即将这一情况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李克农。

在破译这些电报后，一个惊人的消息浮出水面：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更为严重的是，顾顺章掌握着大量党的核心机密，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上海机构的具体位置，以及众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处。

得知这一消息后，李克农立即启动了紧急预警机制。通过特殊渠道，他在最短时间内将情报送到了周恩来手中。时间紧迫，中央机关必须在顾顺章到达南京之前完成转移。

接下来的27小时内，一场惊心动魄的转移行动在上海展开。为了确保转移万无一失，李克农和同志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们首先将党的重要文件分散转移，同时安排专人护送中央领导同志离开原住处。

转移过程中，李克农还掌握到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调查科已经在上海布置了多道封锁线，准备实施大规模搜捕行动。根据这一情报，转移路线被临时调整，避开了敌人的耳目。

在转移的关键时刻，李克农和同志们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策略。他们让一些可靠的同志继续在原机关地点进出，制造机关仍在正常运转的假象。与此同时，真正的转移则在暗中进行。这一策略成功地迷惑了敌人的侦查。

4月27日凌晨，顾顺章抵达南京，立即被带去见徐恩曾。当天上午，国民党调查科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展开了大规模搜捕，却发现所有地点都已人去楼空。徐恩曾大为恼火，连续传讯了多名特务，却始终无法找到中共中央机关的新位置。

这次成功转移不仅挽救了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的生命，也保护了大量重要的党内文件和资料。更重要的是，由于转移及时，党中央得以保持指挥中枢的完整，避免了组织遭受重创。

转移完成后，为了进一步保护党的地下组织，李克农又通过调查科的关系网，设法掌握了敌人后续的搜捕计划。这些情报帮助其他地区的党组织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使得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这次危机的成功化解，充分展现了地下党情报网络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李克农等人在关键时刻获取并传递了准确情报，才使得党中央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判断，及时转移。这一事件后来被周恩来称为＂地下斗争史上的典范＂。

三、李克农的秘密谈判生涯

1935年底的西安，寒风凛冽。在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里，李克农正在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这是他第三次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张学良会面。每次会面都经过精心安排，时间地点不断变换，以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在此之前，李克农已经在西安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地下交通网络。这个网络以茶馆、书店为掩护，在城内设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联络员们白天是普通的店员，夜晚则化身为情报传递者。通过这个网络，李克农成功地与张学良建立了稳定的联络渠道。

会谈中，李克农向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让谈判更具说服力，他带来了大量关于日军在东北暴行的详实资料，这些都是通过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

在与张学良的多次接触中，李克农展现出了高超的谈判艺术。他并不急于求成，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张学良认识到抗日救国的紧迫性。每次谈判，他都会带来新的情报资料，包括日军在华北的最新动向，以及民间反日情绪的调查报告。

1936年春，李克农在西安的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他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情报网络，将范围扩展到整个西北地区。这个网络不仅要服务于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更要为即将到来的西安事变做准备。

为了掩护这个庞大的地下网络，李克农巧妙地利用了当时西安的商业环境。他安排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丝绸之路的商路上开设商号，借助商队的往来传递情报。这些商号表面上经营茶叶、布匹生意，实际上成为了联系各地党组织的重要纽带。

同时，李克农还在国统区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情报系统。他利用在国民党调查科的关系网，在重要城市安插了自己的眼线。这些人大多身居要职，能够及时获取重要情报。通过这个系统，李克农不仅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还成功预警了多次针对地下党的行动。

在西安事变前夕，李克农的工作更加繁忙。他需要随时向党中央报告张学良的态度变化，同时还要防范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情报传递方案，采用多重暗号和接头方式，确保信息传递的安全性。

这期间，李克农还在西安城内布置了多个安全屋，为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准备。这些安全屋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表面上是普通民居，实际上配备了完整的通讯设备和紧急撤离路线。这些周密的准备工作，为后来西安事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这一系列的秘密谈判和地下工作，李克农不仅成功地推动了张学良逐步倾向抗日立场，还为党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地下工作基础。这些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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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扩大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1937年春，李克农奉命前往武汉，开展更广泛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武汉已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各界人士纷纷汇聚于此。李克农此行的首要任务是联络各界爱国人士，扩大统一战线的影响力。

在武汉期间，李克农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的统战方式。他首先在《大公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抗日主张。同时，他还组织了多个读书会，以文化交流为纽带，吸引知识分子参与抗日讨论。这些读书会表面上研究文学作品，实则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平台。

为了接触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李克农在武汉设立了＂抗日文化协会＂。这个协会以举办文艺演出和展览为掩护，实际上是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通过协会的活动，大量专业人士、文化界人士逐渐靠拢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夏，李克农开始着手建立与国民党军队中进步军官的联系网络。他通过在武汉的地下党组织，成功接触到了several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这些将领虽然身在国民党军队，但都对抗日救国表现出极大热情。

同年秋天，李克农又开展了一项特殊的统战工作——争取海外华侨支持。他与多位在武汉的华侨领袖建立联系，通过他们向海外侨胞传递抗日信息。这些华侨随后在东南亚等地发动募捐，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持。

1938年初，李克农扩大了统战工作的范围，将触角伸向了教育界。他推动成立了＂战时教育研究会＂，联络了多所学校的进步教师。这些教师后来成为传播抗日思想的重要力量，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为了确保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李克农建立了一个严密的情报保护网。他在各个统战场所都安排了可靠的地下党员，负责监视特务活动，保护统战对象的安全。这个保护网多次成功挫败了敌特的破坏活动。

这一时期，李克农还特别注重对统战对象的分类引导。对于不同背景的人士，他采取不同的统战策略。比如对知识分子，重点讲述文化救国；对军人，则着重谈论军事形势；对商人，则强调经济建设与抗战的关系。

通过这些细致的工作，李克农成功地在武汉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网络。这个网络涵盖了军政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等各个领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五、铜墙铁壁之情报网

1938年底，李克农接到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在沦陷区建立情报网络。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因为日军在占领区实行了严密的特务统治，任何可疑的活动都会遭到残酷镇压。

李克农首先选择了天津作为突破口。他利用当地的商业网络，在各个码头、车站安插了情报员。这些情报员伪装成搬运工、小贩，专门收集日军调动的信息。为了掩护这些情报员，李克农还特意开设了几家杂货铺，作为情报传递的掩护点。

在北平，李克农建立了一个以古董商为掩护的情报网。这些表面上的古董商实际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地下党员。他们以收购古董为名，经常出入日军军官住所，获取重要军事情报。同时，这些古董店也成为了地下党通讯的秘密联络点。

1939年初，李克农开始在华北铁路沿线布置情报网。他选择了一批铁路工人作为情报员，负责监视日军的军事运输情况。这些工人每天记录经过的军列数量、装载的物资类型，为后来的破袭作战提供了准确情报。

为了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李克农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联络方式。他利用当时流行的报纸投递系统，将情报藏在特制的报纸夹层中传递。每份报纸都有特殊的标记，只有知道暗号的情报员才能识别。

在上海，李克农建立了更为复杂的情报系统。他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在各国商行中安插了线人。这些线人通过与日本商人的往来，收集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同时，他还在租界的舞厅、酒吧中发展了一批情报员，专门收集日本军官在醉酒时泄露的信息。

1940年，李克农的情报网进一步扩大到了日占区的工厂。他说服了一些在日资工厂工作的技术人员成为情报员，通过他们掌握日军的军工生产情况。这些技术人员冒着巨大风险，详细记录了各类军需品的生产数据。

为了保护这个庞大的情报网络，李克农建立了严格的安全制度。每个情报员都有多重化名，联络时使用预先约定的暗号。重要情报必须经过至少三个中转站才能传到总部，以防止被敌人追查到源头。

这个情报网络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准确情报，还多次成功预警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挽救了大量抗日力量。通过这个网络，中共掌握了大量日军的军事部署、经济状况等重要信息，为制定抗战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