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南京国民政府从此完成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1928年12月29日，统治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

与此同时，象征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在东北各地缓缓落下，取而代之的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举行第二次北伐。

此前国民革命军已先后剿灭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部，这次蒋介石意图一举推翻北洋政府实际统治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京安国军政府。

4月7日，北伐军挟战胜直系之余威，北上发起全线总攻。

仅仅20多天就先后攻占枣庄、临城、兖州、曲阜、泰安等地，并于5月初占领山东省城济南。各路奉军损兵折将，节节败退，战局呈不可收拾之势。

此后张作霖派代表赴南京和谈，蒋介石一面要求其退出山海关，另一面继续北伐，全速向北京推进。

到5月末，河北全境几乎落入国民政府之手，京津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易手不过是时间问题。

此时的张作霖除了面对蒋介石的军事打击，还有日本的胁迫，一年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内阁向张作霖强索满蒙铁路权以及开矿、设厂、移民等，遭到其拒绝。

后来在二次北伐战争中，又强逼张作霖尽早出关，防止日本在东北利益受损，又被张作霖以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回绝，日本人对张作霖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

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回奉天路经皇姑屯时被日本人预先埋下的炸药炸成重伤，第二天不治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在此万分紧急情况下，张作霖长子张学良乔装潜回奉天，在奉系一干老将支持下接管东北军政大权。此时的奉系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屯兵关内的数十万国民革命军虎视眈眈，一旦北伐军踏破山海关，以奉军目前的状态肯定是毫无还手之力。

同时奉系一直依靠的日本自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以后推行了一系列强硬激进的侵华政策。

如济南惨案、满蒙自治等，近期发生的皇姑屯事件更是让奉系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

日本是张学良的杀父仇人，张学良从内心上不愿同日本人合作，而他自己又没有实力与日本硬刚，只能借助蒋介石的力量。

内部方面，所谓“主少国疑”，张学良接班奉军大权时年仅27岁。

他接手的东北集团早已失去昔日的强悍，战场上连吃败仗，奉系首领死于非命，整个东北笼罩在悲愤无奈的情绪之中。

杨宇霆等很多奉系老臣及东北各省督军等内部势力暗流涌动，张学良缺少乃父的用人手腕和能力，稍有差池，不等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人动手，自己就身陷囹圄。

而蒋介石这边在对待东北问题上同样陷入两难。

国民政府内部以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山西军阀阎锡山为首的强硬派主张趁战胜之余威，主动出击，一举消灭奉军，永绝后患。

尤其是冯玉祥和奉系矛盾很深，他认为张作霖死后东北失去领导核心，士气涣散，务必一劳永逸解决奉军。

而蒋介石深知东北一直是日本势力范围，较关内省份更为特殊自主。

他担心出兵东北会与日本人发生武力冲突，前几个月爆发的济南惨案还历历在目，因此他更倾向于政治解决东北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学良抛出橄榄枝，四面楚歌的张学良自然乐意，至此东北易帜正式摆上桌面。

1928年7月3日，张学良正式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此期间多次派代表就易帜问题前往北京与国民政府会谈磋商。

谈判中，蒋介石许诺，只要张学良能够归顺便授予其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官职，地位仅次于蒋本人。

最终张学良权衡利弊，认为只有易帜才能有一雪国耻家恨的机会，同时也可保留奉军有生力量。

这时奉军内部对此也产生争论，不少奉军元老认为奉系听命于国民政府是自毁长城、自断臂膀。

一旦缴械就意味失去自主，听命于别人指挥，如果拥兵自重，不仅战守自主，而且在老蒋面前拥有十足的话语权。

面对阻力，张学良坚定立场，力排众议，坚持易帜。就在张学良巩固内部意见时，日本人又跳了出来。

自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接触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当局大为恐慌。

因为日本一直视东北为其殖民地，一旦易帜，英美等西方国家必将渗透，日本将会失去这一庞大的原材料资源基地，所以极力加以阻挠。

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拜访张学良，警告道：

“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同各国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

张学良对此不甘示弱的回应，表示奉军内部及东三省社会各界均倾向三民主义，易帜是顺应民意的表现。

面对张学良的不屈，林久治郎感觉事情紧迫，即刻通电请示首相田中义一。

两天后，田中义一发来训令，要求林久治郎务必阻止张学良易帜，得到命令的林久治郎立即找到张学良，申明日方反对易帜的观点，张学良依然坚持此前态度。

在与日方领事谈崩后，张学良前往“满铁”奉天公所会见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询问日本军方意见。

结果村冈的态度更加强硬，他不仅反对易帜，还对张学良大加指责：

“尔父作霖十数年间得日本提携，奠定东三省今日繁荣之局面，然足下在父亲丧葬未毕之日，即欲屈服于敌，毁坏三省，作为三省保安总司令，何面目之有？”

在日本，军部直接听命于天皇，与政府互不统领，对于日本政府和内阁的反对，张学良还可有底气争执，但军方的意见，张学良就不能不慎重考虑了。

同时奉军内部一些元老也认为，张作霖葬礼未办，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就同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未免操之过急，所以也对易帜表示反对。

综合考虑之下，张学良只得将易帜时间推迟，7月24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易帜不必急于一时，并详细解释其中缘由。

为了进一步打消张学良易帜的念头，田中义一派曾在一战期间担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特命大使，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之名阻挠张学良易帜。

8月5日，葬礼过后，林权助在林久治郎的陪同下与张学良在日本领事馆就易帜问题再次进行激烈的争论。

林权助强调，满蒙等东北地区是日本的外廊，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权益的地方，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而国民政府专门排斥日本，万不可与蒋介石同流合污。

面对林权助的警告，张学良展现出有理有节的态度，表示这是中国内政，是中国人家里的事情，日本作为邻居无权干涉。

接下来，双方围绕易帜问题展开激烈的舌战，气急败坏的林久治郎无言以对，最后竟以命令的口吻对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准许挂旗。”张学良闻听也勃然色变，怒斥其无礼蛮横。

眼看会谈陷入僵局，林权助便出言安抚，说只有东北自治才能维持张学良的地位，日方此举也是为张学良考虑等等。

但会谈终究不欢而散，张学良回到府邸，大骂日本人欺人太甚，甚至表示宁愿死在青天白日旗下，也不愿与日本人共事。

眼见日本政府劝告不成，军方开始活跃起来，一面草拟所谓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密谋政变，采取武力措施，推翻张学良，扶植亲日东北政权。

另一面调集奉天附近的1.7万日军举行军事演习，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张学良虽然对日本人的粗暴感到愤慨，但也不能不考虑日军方的武力威胁。

张学良深知，一旦开启战端，不仅奉军无法抵挡，就算是国民革命军协助也难以招架，届时不要说是易帜，就连目前的地位都保不住，只能沦为朝鲜一样的殖民地。

张学良于8月中旬致电蒋介石，陈述日本施压情况，表示易帜再次放缓，同时派人前往林久治郎处，申明暂缓的意见。

不久田中义一通过林久治郎转告张学良，对其“暂时停止与南方妥协”表示满意。至此，易帜问题暂告段落。

此后的几个月里，张学良与蒋介石一直书信不断，在纪念武昌起义“双十节”前夕，蒋介石在信函中力促张学良在节前易帜，以此彰显民国完成统一的政治意义。

但此时日本压力并未减轻，张学良想易帜只是有心无力，在他致驻北平代表赵志白亲笔信中直接阐明：

“东北内部日见坚固，唯外交仍棘手，请将特殊情形介绍于国人，以免误会……绝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

不过日本企图独霸东北的野心逐渐为国际所知，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支持串联下开始寻求西方国家的声援。

首先张学良找到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马慕瑞明确表示愿为实现东北易帜作出努力。

随后英法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都纷纷表示支持易帜，并共同向日本施压，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

国内方面，国民政府大造舆论，抗议日本分裂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日本外贸损失不断加大。

面对这种窘迫局面，日本国内在野党纷纷抨击田中内阁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是“拙劣的外交”，并加紧倒阁运动。

内外交困情形下，田中义一终于顶不住了，于1928年12月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并表示不再干涉。

至此日本这一阻挠易帜最大的障碍被清除，易帜得以顺利且有条不紊的进行。

12月14日，张学良召开奉军内部会议，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但不久蒋介石发来急电，示意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提前三天即可。

12月24日，张学良密电东北各省：

“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

同时强调此事高度保密，以防止节外生枝。12月29日当天，张学良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

张学良身着深黄色中山服，向国民党党旗、南京国民政府国旗鞠躬并发表易帜致辞，通电全国易帜。

随后奉天省各机关、学校、商店均撤下五色旗，悬挂青天白日旗，吉林、黑龙江、热河也同时易帜。

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奉天市改为沈阳市，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

至此，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历时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正式成为历史，蒋介石所谓的全国“大一统”宣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