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忽忽悠悠的，根本不知道是地震，屋子里，带轱辘的缝纫机哗啦啦跑来跑去。
我夹起孩子往外跑，咚的一下被挡住，还是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想拉灯绳，根本找不到，情急之中，我猛的推开缝纫机，抱着孩子冲到院子里。
院子里聚集了很多人，有人说是大地震，看到蓝光闪了。
说句实在话，我真没想到破坏力这么大。
人们说，市区里都平了。
“药库抢药，赶紧的，”卫生队指导员高喊。
大家都震傻了，闻听吩咐，赶紧向药库里冲，口服的、注射的、外敷的，还有器材，通通往外搬。
一会就搬完了。
看着码了一人多高的药品，我想，这都搬出来，安全是安全了，但要是下暴雨呢，不都浇坏了吗？
又过了几十分钟，我才发现，担心多余了，来的不是暴雨，是潮水，潮水一样的人群。
先是几个受伤的机场空军部队战士，我们赶紧给他们消毒、包扎，然后是开着汽车、拖拉机来的人，过了一会，还有赶着马车来的。
大家都着急，我们卫生队的医生更着急，二十几个医生、护士，面对几百个伤员，一时间手足无措。
好多伤员是内出血，比如胃出血、肾脏出血，肝出血，对这些人，卫生队实在无能为力。
天刚蒙蒙亮时，不知从哪开来一辆公共汽车，指导员让我先到车上看看，都有什么病号，该怎么处理。
一上车，我就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光着身子在车上躺着，已经休克，是内出血。
旁边站着的是小男孩的弟弟，八九岁的样子。
“阿姨，求求你了，快救救我哥哥吧，我爸妈都砸死了，就剩我们哥俩了，要是我哥再死了，我可咋办？”弟弟说。
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出来，我连忙说：“阿姨马上救啊。”
说是这么说，我们一个机场卫生队，根本没有做内科手术的条件。没办法，我只好给哥哥打了一针晶体溶液。
时间不长，哥哥就死了。至今，我都忘不了弟弟的那阵哭声。
大概八九点钟的样子，一位妇女跑来叫我们：“大夫，快点吧，有个快生孩子的。”
我和陈彦辉医生跟着妇女往外跑，我边跑边问她：“人在哪？”
“外面牛车上。”
“你是她什么人？”
“邻居。”
“怎么，产妇家属没来？”
“都砸死了，要不，也不用我们两口子跟着跑啊。”
机场草坪一处拐角，停着一辆牛车，拉车的牛缺了半个犄角。
我给产妇做了检查，确诊她是骨盆骨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做手术才能生产。
我和陈彦辉商量了一下，情况倒没有那么紧急，不用做引产。我们先把病人情况记录下来，做一些准备，以防不测。
我让产妇先等等，等医疗队来了做手术。
谢天谢地，沈阳医疗队当天下午就赶过来了，我们找了副担架，铺上褥子，从卫生队一直抬到医疗队的帐篷，把产妇半天的情况和那边的医生交代清楚。
第二天上午，我抓空去帐篷看了看，前半夜给产妇做的手术，母子平安。
家里没人照顾，我和产妇旁边的一位女同志说了，拜托她照顾一下，这样，总算踏下心来。
病号越来越多，产妇也越来越多，跟地震有直接关系：地震一刺激，子宫剧烈收缩，快要生产的和七八个月的就都来了。
当时，还有很多尿潴留病人，导尿管早都用完了，就用电线头，抽出里面的铜丝。后来，电线头也没有了，就找塑料管，反正有开口就行。
酒精也没有了，就用盐水消毒，卫生啥的也顾不上了，保命要紧，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活人让尿憋死。
我印象最深的是给一个六岁男孩子做清创。
地震时，男孩头部被一根椽子砸中，说砸其实也不太准确，应该是连划带砸，反正，最终结果是男孩头顶一半的头皮被掀了起来，连我们看着都揪心。
孩子是被他妈妈背来的。
张素成医生把孩子放到床上，我给检查了一下，对孩子妈妈说：“清创没问题，出血不太多，都被泥沙堵住了，就是有一点，麻药早用完了，担心孩子受不了。”
女人当时就表态：“我们不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可勇敢了。”
创口有很多凝固的血，盐水根本冲洗不掉，没办法，只能用刀痛背刮。
我无比小心的下手，刀背接触到孩子皮肤，孩子一机灵，我的心也跟着一紧。
当母亲的抱着孩子说：“我们不怕，向麦贤德叔叔学习，记住了吗？”
孩子咬着牙，背起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我是泪中有笑的做完了清创，孩子的勇敢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当时，整个机场到处都是伤员，包括连队仓库里都是，一部分躺在地上，里面还有很多死了的，不仔细看，根本区分不开，走路时，时时要提醒自己小心，挑着路走。
我还记得，28日那天雨很大，加上余震，真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余震时的场景就像今年日本7.4级地震一样，地面像波浪一样起伏，谁不害怕？
当时，贵州有一个267人的考察团，住在市区商业服务楼，被砸得只剩下30多人，相当惨烈。活下来的，有一部分在我们机场医疗队这里治疗。
（本文中人公绍俊兰，时任解放军空军唐山机场卫生队医生，此外，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一并参考了唐山机场卫生队汪雅莲医生的事迹）
